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台北市交團長陳秋盛因行政作業疏失，遭市政府撤除其行團長職權。陳團長在這位子穩坐了十四年，團長兼指揮，行事專斷，還是出了麻煩。其實，在這個犯罪動輒上千萬的現代，陳團長就算真揩油，那點錢大概只夠買四個賓士輪胎，並不那麼多人在意；而是關切陳團長從這寶座被請下來後，台北市交這塊多年他人無法染指的禁地，將產生何種變化。而透過這個風波，市交在樂壇的「雞肋」地位會不會有轉機？
所謂雞肋，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除了一些特別節目之外，市交定期音樂會在樂迷心中大多是塊雞肋。經過數十年經營，市交素質不能算不好，但又沒有好到能開啟樂迷的胃口。同樣「缺乏聽眾」，今昔問題卻是完全兩樣。以前聽眾缺乏，是因為大眾還不清楚古典音樂；現在沒有聽眾，卻是大眾已太「行家品味」。古典音樂講權威、講經典，就算入門者也要常把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掛在嘴邊，生怕謬賞了某個二線指揮，會被同儕譏為外行。在唱片、媒體泛濫的現代，這是樂壇無法迴避的現實。尤其在國家樂團的強勢資源對比下，台北市交失去具備說服力的賣點。
對主政者來說，市交也是雞肋，既起不了什麼大功效，又沒人敢讓它收攤。陳團長屹立不搖的原因，在於找不到比他更罩得住的大老，怕一不小心就把市交推入更難收拾的泥淖。另一方面，市政府也無力、無心在市交身上投注更多資源，因為怎麼看都是有去無回的錢坑。就這樣市交上不上、下不下地晾著，直到樑腐木蛀為止。
專家盡可研擬出一套「理論正確」的改革做法（例如外聘國際知名總監、組織委員會、擴大行政編組…），但脫離現況的理論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冷眼來看，社會文化瞬息萬變，發展交響樂團就像反共抗俄一樣，早已是過時的真理。展演全球音樂藝術，營運交響樂團確有必要，但那也早足夠了。台北已有指標性的國家交響樂團，也有台北愛樂、長榮交響、世紀交響、市民交響、樂興之時…多個民間樂團，再加上偶而北上插花的台灣交響，早遠遠超過愛樂社會的實際需求。再多的演出，只是點多少油、耗多少料而已，浪費整體社會的文化資源。
建議有識之士，在掏出抄自世界各國的經營寶典、討論市交該如何重整的當口，先靜坐三分鐘，想想這個社會、想想這一切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搞清楚後再討論，恰當解決方案也許就自然冒上來。政府一方面投大筆資金養活大團，民間卻苦無樂團可用。如果市交是市民的大樂器，那麼它的可塑性就高了。試想，私人團體蓋不起國家音樂廳，但都租得起一天使用權。同樣，大部分團體都無法經營一個交響樂團，但不代表他們不想和交響樂團合作。有多少人想演創作歌劇、音樂劇、合唱節目、發表作品…苦無樂團伸出援手？而樂團卻成天只賣力演奏二、三流的布拉姆斯和德弗乍克，所為何來？在這情況下，市交的舵手也許該有的是敏銳而前瞻的文化視野，而不是等身唱片或天價合約。
時代愈往前，我愈體會，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文字｜楊忠衡 資深樂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