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如果說一九九○年代的我深深被德國劇場吸引，那我說的便是海納‧穆勒。柏林圍牆還未倒下時，他是少數可以出入西德並且常常上媒體的東德知識分子，總是黑色套裝，夾著雪茄，威士忌杯從不離手，他說話慢條斯理，他的話語總是充滿現實的嘲諷，語不驚人死不休。那時我便覺得，他比任何西德人更像德國人。

布萊希特之後最懂戲劇的人

那些年我仍在做戲劇，凡是他提到一切有關戲劇或人生，甚至政治的言談，對我都能形成興味，他是能激發我靈感的人，他是布萊希特之後最懂戲劇的人，是少數具有德國氣質的人，男人，長臉，嚴格說，長相有點醜，但是他吐出雪茄後，會緩緩道出讓你驚訝無比的警句。他可以從外在和形式看出端倪，並且說出端倪，事實上，他從來不重視形式，他從來不想以形式吸引觀眾的注意。他只重視內容。他是前衛的，但不是形式上的前衛，是思想上的前衛。

海納‧穆勒這個人具有多面性，跟他工作的演員都崇尚他那樣開放及自由的工作態度，但現實生活中的他卻不是很多人可以暸解：冷靜，溫暖，幽默，嘲弄，明智，刻薄。這些自相矛盾的特質全都符合他，但卻不全然都是他，唯一不變的是他那招牌面具：黑套裝，黑框眼鏡，雪茄，威士忌。他就是那樣一個誰看一眼都不會忘記的傢伙。

他是那種外表很酷，但是在看完因反抗納粹而死的年輕人傳記時會不停擦眼淚，而事後又不好意思的人。其實，他是悲傷的，因為他對未來完全不抱希望，他從來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比疏離劇場的布萊希特更疏離，他在現實中看到許多過去的線索，他的作品只處理過去和現在，他不碰未來，沒有未來，只有現在，只有發現過去的現在。他的作品充滿啟示錄的味道，具有現代劇場少有的遠見。

自由早已被埋葬在圍牆的石頭之下

他的主題常圍繞在人與體制的對抗，沒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對社會主義還有一絲期待，應該沒有，他說過，人基本上是被二種東西統治和控制，一是國家，一是意識形態。他從來不認為柏林圍牆的倒塌帶來自由，相反地，他認為自由早已被埋葬在圍牆的石頭之下，他是無政府的，甚至反對國家，但是他卻經歷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度，他在二種政治體制中都只看到絕望，所以他說，他的雪茄愈來愈粗，點的威士忌也愈來愈貴，那是他抒發及嘲弄生活的必要之道。

海納‧穆勒一九二九年生於東德的一個公務員家庭，父母都是社會主義的服膺者，大戰期間，海納‧穆勒曾短期遭美軍俘虜隨後釋放，一九四七年，他加入國家社會主義黨，並且在圖書館當管理員。他後來參加寫作班，五○年起在東德的週日報擔任文學評論和記者的工作，幾年後，開始在柏林劇團擔任研究員和助理，從此開始編劇，並在東西德二地導戲。

海納‧穆勒一生活得相當特別，他在冷戰東西德分裂時期，便有各種機會以東德人的身分到國外講學，如美國和法國等地，七○年代起，經常受西德劇院的邀請，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九七八年在慕尼黑導的《日爾曼人死於柏林》，及一九七九年在埃森所編導的《哈姆雷特機器》，該作品意在否認所有歷史的存在方式，被喻為解構劇場的代表作之一。

東德精神的象徵人物

兩德統一後，海納‧穆勒被視為東德精神的象徵人物，各文學戲劇獎也紛紛頒給他，九三年，華格納自建的拜魯特劇院請他去導演他個人執導的第一齣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該作品被譽為華格納歌劇院成立以來最傑出的作品，而同年卻也爆出海納‧穆勒曾參與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的非正式雇員工作，使許多人不敢置信。海納自承那些年的確與東德秘警長期「保持來往」，但不承認自己做了任何有損別人權益的事。

明白前東德秘警無孔不入的監控系統和東德文化的人都會原諒海納‧穆勒，但也有一些保守的衛道人士不是如此，那兩年對他而言是苦不堪言的兩年，幾乎已失去保持緘默的權利，兩年後他死於癌症，那年是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