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本刊資料室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冰磚四國 北方驚艷

書寫靈魂的重量 俄國文學探秘

因為冬日漫長,所以俄國人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幻想,也造就了無比璀璨的文學世界。在俄國,文學不只是文學。對俄國人來說,藝術的世界往往比現實的世界來得真實,文學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美的烏托邦」,俄國人是通過文學所立的命題,來考慮人生的走向,思索國家未來的道路。

因為冬日漫長,所以俄國人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幻想,也造就了無比璀璨的文學世界。在俄國,文學不只是文學。對俄國人來說,藝術的世界往往比現實的世界來得真實,文學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美的烏托邦」,俄國人是通過文學所立的命題,來考慮人生的走向,思索國家未來的道路。

俄羅斯民族性格的折射

俄羅斯從基輔羅斯開始,歷經韃靼的統治、封閉的莫斯科公國時代、彼得大帝以後的西方時代,以及蘇維埃時期的集權統治,斷裂的歷史發展,造成其民族性格矛盾多變;就信仰而言,從多神信仰到東正教,信奉「彌賽亞—末日論」的俄羅斯民族依然保存了原始的狂熱特點;就社會階層來說,恭順的農奴中,卻也有不少逃奴在頓河沿岸形成哥薩克部落,並產生拉辛和普加契夫兩位農民起義的領導人物。兩極、矛盾的民族性格,也同樣折射於俄國文學之中。

俄國作家都有很深刻的宗教精神,也因此特別重視道德的探索;面對生命與死亡,以及存在的短暫等問題時,往往陷入悲觀的沉思;但是俄國民族性格中存在的樂觀因子,又讓他們相信善與美,並試圖用諧謔的眼光看世界。

唯普希金是尊的俄國文學

俄國文學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個地處歐洲邊緣的明珠,在「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A. S. Pushkin)升至穹蒼後才現芳華,並造就其後出現的幾位大家。他為萊蒙托夫(M. Lermontov)樹立精神典範,沒有他,也不會有果戈里(N. Gogol)的名著《欽差大臣》和《死魂靈》,果戈里說過:「普希金是一個超常現象,在他身上,俄國大自然、俄國靈魂、俄國語言、俄國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純美。」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也強調普希金對俄羅斯文學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普希金,我們就不可能以那種堅定的力量確定我們對俄羅斯獨立的信念。」

在《尤金‧奧涅金》中,他以奧涅金的角色刻畫出當代貴族社會中「無用人」的形象;在《驛站長》中寫出低階官員的弱勢與無奈,創造出「小人物」的形象;在《上尉的女兒》中,他回顧農民起義的歷史,毫無保留地表現對普加契夫的好感;在詩歌創作中,他謳歌情愛、自然的美好,也深刻思考詩人的使命與地位。

高爾基說過,普希金是「一切開端的開端」。在他之後,俄國文學才真正具有民族文學的特色。普希金不僅是俄羅斯文學的精神象徵,他是後世詩人作家的創作繆斯,更是俄國文化的一個神話人物。

關懷社會的俄國文學

在俄國,文學的功用不在提供美學上的享受,而在表達作家對社會問題的關懷,表達道德和人道思想。從《驛站長》開始,到果戈里的《外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窮人》及契訶夫(A. Chekhov)的《小官吏之死》等作品,十九世紀的作家將目光投注官僚體系的最底層,寫出他們所遭受的不公義對待;而屠格涅夫(I. Turgenev)的《獵人日記》、列斯科夫(N. Leskov)的《左撇子》則對俄國農民及普通俄國人純真、天才有深刻的描繪;高爾基(M. Gorky)的《在底層》、蕭洛霍夫(M. Sholokhov)的《人的命運》等二十世紀優秀的寫實主義作品,也都描寫動盪社會中小人物的悲苦命運。

此外,俄國作家還熱中以宏偉的史詩形式表現大時代的氛圍,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巴斯特納克(B. 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等作品都以「人與歷史」為主題,描寫戰爭期間俄羅斯人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或者他在歷史洪流中的定位。

諷刺的俄國文學

不是所有俄國作家都用嚴肅沉悶的口吻來反映現實,果戈里在喜劇《欽差大臣》和「敘事長詩」《死魂靈》中以諷刺的話語描述俄國的地方官吏與地主的眾生相,引人捧腹大笑後又落入憂鬱的沉思,果戈里這種「笑中帶淚」的故事風格成為俄國諷刺文學的傳統。

果戈里之後,還有薩爾特科夫–謝德林(M. Saltykov-Shchedrin)、契訶夫等人繼承衣缽,蘇聯時期則以布爾加科夫(M. Bulgakov)、左琴科(M. Zoshchenko)為果氏幽默的代言人。布爾加科夫更青出於藍,在作品中加入怪誕、魔幻的元素,用超乎尋常的情節,生動地突顯現實。

俄國的幽默諷刺文學就像一面哈哈鏡,從表面上看來,人物影像因扭曲變形而引人發笑,然而若將鏡面恢復正常,其中所呈現的真實卻令人為之一震,進而發人深省。

「詩人都是僑民」

俄國的作家執著於對真理的追尋,往往大膽直陳現實,爭取更多的自由,下場卻是不見容於專制的沙皇體制,而遭受流放或流亡的命運。十九世紀的流放地通常是南方的高加索或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都曾被流放高加索,杜斯妥也夫斯基則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

二十世紀俄國文學,出現過世界罕見的流亡作家潮。十月革命之後,很多俄國作家不認同新的政體,紛紛從克里米亞半島出走至君士坦丁堡,再轉往歐洲其他城市,或從西伯利亞輾轉前往哈爾濱或上海。有些作家則是在新建政權的堅持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搭上官方準備好的「哲學船」,被迫離開祖國。

但是有更多的作家因為割捨不掉對土地的熱愛。選擇留在俄國的作家們,因仍秉持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良心,受到當局的壓迫,成為「內在的流亡者」,精神上所受的折磨,絕非常人所能想像。巴斯特納克小說《齊瓦哥醫生》的手稿由義大利記者帶往歐洲出版,因為小說中所展現的抒情敘事風格而得到關注,於一九五八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蘇聯當局通知作家協會逼迫巴斯特納克拒絕領獎,否則要將他驅逐出境,在作協大會上,成員紛紛發言攻擊作家,最後還將他開除,作家因此鬱鬱寡歡,嚴重影響身體健康,不到兩年就與世長辭。

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 Tsvetaeva)曾說過:「事實上,所有的詩人都是僑民,即使在俄羅斯國內。」無論是境外僑民或境內僑民,在俄國作家的意識中,生活的避難所不是他所生活的國度,而是創作,是語言,是記憶,而這些不迴避自己時代的作家,才能突破時間的藩籬,在共產體制瓦解後,回歸自己的祖國。

俄國文學──美的烏托邦

俄羅斯土地廣袤,森林眾多,且地處寒帶,冬季漫長,所以俄國人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幻想。如果仔細閱讀俄國文學史,不難發現很多的俄國作家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他們用詩詠嘆自然之美,用詩抒發情懷;再用散文刻畫現實,描繪當代人的肖像。俄國作家以知識分子漂泊的心靈,一方面針砭現實,直視生活的醜惡,另一方面又堅信美的力量,想藉此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俄國,文學不只是文學。對俄國人來說,藝術的世界往往比現實的世界來得真實,文學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美的烏托邦」,俄國人是通過文學所立的命題,來考慮人生的走向,思索國家未來的道路。俄羅斯文學背負著人道主義與宗教使命感,或許內容太嚴肅、沉重;在詠嘆土地和自然時又太過細膩、瑣碎,這一切在閱讀時所產生的矛盾感受,只能印證俄國文學的深刻,以及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特殊的藝術氣質。

理智無法瞭解俄羅斯,

一般尺度亦無法衡量:

她有股特殊氣質──

對俄羅斯只能篤信不移。

——丘切夫(F. Tyutchev)。

十九世紀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如果戈里、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等人的作品,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我心靈打下深深的烙印。

——阿摩斯.奧茲(Amos Oz,以色列作家)

俄國文學長久以來就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學靈魂的一部分。

俄國文字最珍貴的特點是深刻、嚴肅、質樸、純真、高尚、正直。

——布寧(I. Bunin,俄國作家,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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