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冬日漫長，所以俄國人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幻想，也造就了無比璀璨的文學世界。在俄國，文學不只是文學。對俄國人來說，藝術的世界往往比現實的世界來得真實，文學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美的烏托邦」，俄國人是通過文學所立的命題，來考慮人生的走向，思索國家未來的道路。
俄羅斯民族性格的折射
俄羅斯從基輔羅斯開始，歷經韃靼的統治、封閉的莫斯科公國時代、彼得大帝以後的西方時代，以及蘇維埃時期的集權統治，斷裂的歷史發展，造成其民族性格矛盾多變；就信仰而言，從多神信仰到東正教，信奉「彌賽亞—末日論」的俄羅斯民族依然保存了原始的狂熱特點；就社會階層來說，恭順的農奴中，卻也有不少逃奴在頓河沿岸形成哥薩克部落，並產生拉辛和普加契夫兩位農民起義的領導人物。兩極、矛盾的民族性格，也同樣折射於俄國文學之中。
俄國作家都有很深刻的宗教精神，也因此特別重視道德的探索；面對生命與死亡，以及存在的短暫等問題時，往往陷入悲觀的沉思；但是俄國民族性格中存在的樂觀因子，又讓他們相信善與美，並試圖用諧謔的眼光看世界。
唯普希金是尊的俄國文學
俄國文學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個地處歐洲邊緣的明珠，在「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A. S. Pushkin）升至穹蒼後才現芳華，並造就其後出現的幾位大家。他為萊蒙托夫（M. Lermontov）樹立精神典範，沒有他，也不會有果戈里（N. Gogol）的名著《欽差大臣》和《死魂靈》，果戈里說過：「普希金是一個超常現象，在他身上，俄國大自然、俄國靈魂、俄國語言、俄國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純美。」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也強調普希金對俄羅斯文學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普希金，我們就不可能以那種堅定的力量確定我們對俄羅斯獨立的信念。」
在《尤金‧奧涅金》中，他以奧涅金的角色刻畫出當代貴族社會中「無用人」的形象；在《驛站長》中寫出低階官員的弱勢與無奈，創造出「小人物」的形象；在《上尉的女兒》中，他回顧農民起義的歷史，毫無保留地表現對普加契夫的好感；在詩歌創作中，他謳歌情愛、自然的美好，也深刻思考詩人的使命與地位。
高爾基說過，普希金是「一切開端的開端」。在他之後，俄國文學才真正具有民族文學的特色。普希金不僅是俄羅斯文學的精神象徵，他是後世詩人作家的創作繆斯，更是俄國文化的一個神話人物。
關懷社會的俄國文學
在俄國，文學的功用不在提供美學上的享受，而在表達作家對社會問題的關懷，表達道德和人道思想。從《驛站長》開始，到果戈里的《外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窮人》及契訶夫（A. Chekhov）的《小官吏之死》等作品，十九世紀的作家將目光投注官僚體系的最底層，寫出他們所遭受的不公義對待；而屠格涅夫（I. Turgenev）的《獵人日記》、列斯科夫（N. Leskov）的《左撇子》則對俄國農民及普通俄國人純真、天才有深刻的描繪；高爾基（M. Gorky）的《在底層》、蕭洛霍夫（M. Sholokhov）的《人的命運》等二十世紀優秀的寫實主義作品，也都描寫動盪社會中小人物的悲苦命運。
此外，俄國作家還熱中以宏偉的史詩形式表現大時代的氛圍，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巴斯特納克（B. 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等作品都以「人與歷史」為主題，描寫戰爭期間俄羅斯人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或者他在歷史洪流中的定位。
諷刺的俄國文學
不是所有俄國作家都用嚴肅沉悶的口吻來反映現實，果戈里在喜劇《欽差大臣》和「敘事長詩」《死魂靈》中以諷刺的話語描述俄國的地方官吏與地主的眾生相，引人捧腹大笑後又落入憂鬱的沉思，果戈里這種「笑中帶淚」的故事風格成為俄國諷刺文學的傳統。
果戈里之後，還有薩爾特科夫–謝德林（M. Saltykov-Shchedrin）、契訶夫等人繼承衣缽，蘇聯時期則以布爾加科夫（M. Bulgakov）、左琴科（M. Zoshchenko）為果氏幽默的代言人。布爾加科夫更青出於藍，在作品中加入怪誕、魔幻的元素，用超乎尋常的情節，生動地突顯現實。
俄國的幽默諷刺文學就像一面哈哈鏡，從表面上看來，人物影像因扭曲變形而引人發笑，然而若將鏡面恢復正常，其中所呈現的真實卻令人為之一震，進而發人深省。
「詩人都是僑民」
俄國的作家執著於對真理的追尋，往往大膽直陳現實，爭取更多的自由，下場卻是不見容於專制的沙皇體制，而遭受流放或流亡的命運。十九世紀的流放地通常是南方的高加索或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都曾被流放高加索，杜斯妥也夫斯基則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
二十世紀俄國文學，出現過世界罕見的流亡作家潮。十月革命之後，很多俄國作家不認同新的政體，紛紛從克里米亞半島出走至君士坦丁堡，再轉往歐洲其他城市，或從西伯利亞輾轉前往哈爾濱或上海。有些作家則是在新建政權的堅持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搭上官方準備好的「哲學船」，被迫離開祖國。
但是有更多的作家因為割捨不掉對土地的熱愛。選擇留在俄國的作家們，因仍秉持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良心，受到當局的壓迫，成為「內在的流亡者」，精神上所受的折磨，絕非常人所能想像。巴斯特納克小說《齊瓦哥醫生》的手稿由義大利記者帶往歐洲出版，因為小說中所展現的抒情敘事風格而得到關注，於一九五八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蘇聯當局通知作家協會逼迫巴斯特納克拒絕領獎，否則要將他驅逐出境，在作協大會上，成員紛紛發言攻擊作家，最後還將他開除，作家因此鬱鬱寡歡，嚴重影響身體健康，不到兩年就與世長辭。
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 Tsvetaeva）曾說過：「事實上，所有的詩人都是僑民，即使在俄羅斯國內。」無論是境外僑民或境內僑民，在俄國作家的意識中，生活的避難所不是他所生活的國度，而是創作，是語言，是記憶，而這些不迴避自己時代的作家，才能突破時間的藩籬，在共產體制瓦解後，回歸自己的祖國。
俄國文學──美的烏托邦
俄羅斯土地廣袤，森林眾多，且地處寒帶，冬季漫長，所以俄國人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去幻想。如果仔細閱讀俄國文學史，不難發現很多的俄國作家既是詩人，又是散文家。他們用詩詠嘆自然之美，用詩抒發情懷；再用散文刻畫現實，描繪當代人的肖像。俄國作家以知識分子漂泊的心靈，一方面針砭現實，直視生活的醜惡，另一方面又堅信美的力量，想藉此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俄國，文學不只是文學。對俄國人來說，藝術的世界往往比現實的世界來得真實，文學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美的烏托邦」，俄國人是通過文學所立的命題，來考慮人生的走向，思索國家未來的道路。俄羅斯文學背負著人道主義與宗教使命感，或許內容太嚴肅、沉重；在詠嘆土地和自然時又太過細膩、瑣碎，這一切在閱讀時所產生的矛盾感受，只能印證俄國文學的深刻，以及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特殊的藝術氣質。
理智無法瞭解俄羅斯，
一般尺度亦無法衡量：
她有股特殊氣質──
對俄羅斯只能篤信不移。
——丘切夫（F. Tyutchev）。
十九世紀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如果戈里、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等人的作品，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在我心靈打下深深的烙印。
——阿摩斯．奧茲（Amos Oz，以色列作家）
俄國文學長久以來就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學靈魂的一部分。
俄國文字最珍貴的特點是深刻、嚴肅、質樸、純真、高尚、正直。
——布寧（I. Bunin，俄國作家，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文字｜鄢定嘉 政治大學俄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