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第一次來台演出，帶來了亟具「地方意義」的天津知名劇作家曹禺名作《原野》。天津意象與曹禺名聲，對台灣觀眾而言似乎很難成為走進劇場的誘因，畢竟地理與時間都有了距離，此時，劇作本身藝術性的表現與特色即成為觀眾足以產生情感連結認同的關鍵。

這是齣導演的《原野》，而非曹禺的《原野》。

導演王延松面對經典的詮釋及其藝術著力，使得《原野》有了與傳統話劇、京劇《原野》、川劇《金子》等有別的另一番風貌。陶俑的設計與運用最具巧思，除了有著與劇作背景地理特色的合理與呼應外，其多功能的設計，或議或敘，或表露角色心境或評點角色行動，時而豐富舞台畫面構圖，時而以聲形表演傳遞導演意圖，再加上或吟或唱及多聲部表現的聽覺效果，凡此種種，皆令此戲生色許多。

導演形象高大，劇作家面貌顯得模糊淡化

而兩張板凳與演員表演的充分結合、徹底發揮，更是導演鮮明個人創作意圖的外顯。無論是金子與焦母，還是仇虎與焦母，兩組人皆透過與板凳的互動及不同距離的擺放，透露出人物的緊張對立關係及營造了心理矛盾的情緒張力。尤其是焦母與仇虎面對面分坐舞台兩端，焦母說瞎子需摸著手談話心裡才踏實一段的隔空表演最是精采，而隨後二人幾乎以促膝的距離額頭兩兩相抵一段，更突出放大了兩人衝突的激烈與表面化，節奏處理明快，一氣呵成。因板凳的使（運）用而連帶大量或坐或跪的形體表演，則又形成一股難以言喻，逼使被壓迫人物無法直立的重壓氛圍，好似原劇中那幅時時居高俯視的焦閻王遺照般。

就是因為導演的形象過於高大，處處見其著力痕跡，相形之下，劇作家曹禺的面貌就顯得模糊、淡化了許多。從原劇八萬多字刪節成本劇的三萬多字時，實實地考驗著導演對於劇旨精神的把握、人物厚度的拿捏及時空的處理能力。原有閱讀劇本時對情節發展及人物角色的感動，在看戲時，卻尋它不得，原來它已被對導演藝術手法的驚嘆所取代。比例過大的剪裁，也難以避免地傷害了人物行為動機的合理性，如仇虎殺他拜把兄弟焦大星幾無心理掙扎而失卻了該有的動人力量即是。另外，現場大提琴演奏功能未見充分發揮、運用莫札特安魂曲與演出風格的扞格，以及劇末出現具象的火車巨輪所產生的虛實矛盾等，皆為導演藝術處理時之小瑕。

演員表現出色，與劇本相得益彰

天津人藝不愧為優秀的話劇團體，演員優異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雖然曹禺的劇本確保了演技得以發揮的空間，但也因為有這一批出色的演員，方能相得益彰。飾金子的臧倩、飾仇虎的孫飛及飾焦母的李淑敏皆將人物詮釋得立體生動，並得見細膩，而飾焦大星的張文明及飾白傻子的劉紀銘等青年演員，亦有令人驚豔的角色形塑及體現能力。稍憾的是，仇虎的瘸腿前後表現有欠統一；而整體表演上力求表現力，溢出角色所需的琢磨痕跡，則非本地觀眾所能全然習慣接受。

簡練的舞台設計是另一值得讚許處，演員在上舞台八片穿透性高的淡色紗幕間穿梭，空間於是開始流動並有著清楚的指涉，而這也提供了近似戲曲空台般得以突出表演的發揮空間。

二○一○年是曹禺先生的百歲誕辰紀念，期待天津人藝再次來台，帶來更多不同風格展現的曹禺作品，而這次的《原野》，僅是一個美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