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攤開劉亮延洋洋灑灑的的履歷，你會發現六年級末段班，已邁入三十大關的他，像是個繼承台灣八○年代小劇場運動血統的文藝青年——興趣廣泛，大學讀的是英美文學，碩士班轉而鑽研應用藝術，博士班則進入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學術範疇；最早被定位為青年詩人，寫得一手好詩，出版過詩集，也集結同好創辦詩刊，進入研究所後開始涉足攝影、錄像、戲劇與舞蹈、平面設計等多元藝術領域，最後選擇在劇場以編導身分落腳，並創辦了從團名到表演風格都令人「匪夷所思」的「李清照私人劇團」。

因為對文學的不確定  他找到了劇場

將創作重心轉向戲劇的契機，始於劉亮延對文學的不確定。「對文學的了解愈深，我開始懷疑，自己透過寫作究竟能夠表達什麼？」二○○一年，劉亮延首度發表編導作品《我們的蛇》即獲佳評，二○○五年取材張愛玲小說的《曹七巧》，大膽挪借傳統戲曲的唱腔作表，重新詮釋了經典人物的七情六慾、愛恨癡癲，更獲當年台新藝術獎的肯定。這一路下來，他摸索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如果自己可以說些什麼，那麼應該會是在劇場吧。」如果劇場之於劉亮延，有著不可取代性，那就是從紙上「書寫」到舞台「言說」之間，存在著太多表達的可能。

「一直以來，每個戲的重點，都是在開發書寫和言說、語言與修辭構成的各種組合──誰在說？說什麼？如何說？」劉亮延認為，不管在心理或行為上，寫詩都是很直接的行動，相比之下，劇場則是較為迂迴、躲藏和隱匿的創作方式。「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寫小說，那是劇場帶給我的訓練和啟發，讓我可以將自己隱身在更為複雜的場景和角色內心獨白中。」然而，不可迴避地，劇場演出還是不同於案頭寫作，必須在排練場上實際處理「人」的問題。「至今，我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導演』，最興奮的時刻是劇本寫完的那一剎那，然後那個快感會一直支持我把戲完成。如果要說兩者之間的落差，那就是導戲要把自己的概念和想法藏起來，不能一說出口就是答案，要慢慢引導演員接近核心，等演員長出他自己的東西，這是我覺得比較挫敗的地方。」

沒有戲劇科班包袱  創造「花痴」關注女人

觀察劉亮延歷年的作品，你可以說，他沒有戲劇科班出身的包袱，你更可以說，從文本到演出，他總是很「一意孤行」、「毫不避諱」地實踐他對劇場的想像，也因為這種「任性而為」，我們得以看到台灣劇場難得的「妖艷詭譎」、「煙視媚行」的特異姿態。以文本的角度來說，從《曹七巧》、《白素貞》、《劉三妹》到《陳清揚》，不見傳統角色你來我往的對話，幾乎都是動輒上萬字，以第一人稱獨白寫成的連篇絮語、論述或宣言；就關注議題而言，這一系列他稱之為「花痴劇場」的戲，關注的對象都是女人，不論是寡婦、妖精、慰安婦或是情慾自主的女性，「花癡」作為一種手段，以奇觀引人窺視，繼而翻轉、顛覆觀者對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心理態度；在演出形式上，融合京劇、客家戲、歌仔戲、歌舞伎等傳統戲曲元素，藉由繁複的程式，將表演形式推向極端風格化。

如何看待自己筆下創造出來的這些偏執又激進的「花痴」？劉亮延說，如果女人是花痴，男人就是白痴，身為一個男人，與其當個沒有意識的白癡，不如當個花痴。「男人太脆弱了，隨便一折就會壞掉，女人可以是媽媽（motherhood）、甚至是女神（diva），擁有無比強大的內在力量。女人與花，首先女人會覺得花很美，進而想要變成花，再來卻會對花的美生出一種嫉妒的恨意，光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爭鬥，關係永遠是微妙曖昧的，怎麼說也說不完。」於是他意圖藉由這些讓觀眾又愛又恨的女性角色，時而矯情感傷時而真情流瀉，曲折地吐露這個世代的關懷與凝視。「或許是世代焦慮吧，我們這一輩的人平平凡凡、正正常常，沒有血統、沒有創傷，想要說些什麼，都容易讓別人覺得無病呻吟，因此我的作品不管是角色塑造或者表演形式，都有繁複的裝飾性，為的就是讓自己藏在裡面，不會太直接地浮現。」

新作《夏綠地》  最貼近自己的創作經驗

新作《夏綠地》是劉亮延認為最貼近自己的一次創作經驗。「這齣戲透過一名患了憂鬱症的女作家，直接碰觸了作家與書寫的關係：為何我們需要書寫？寫了之後自己會變得比較好嗎？世界會變得不一樣嗎？」邊緣的性格與幽暗的內在之必要，一如日本的電影和劇場導演寺山修司對劉亮延的啟發。「看寺山的作品我覺得，世界是一個吵吵鬧鬧的大市集，裡面有很多討厭的人、骯髒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眼不見為淨的人，當然也有高貴純潔的人。這就是社會，一個大的垃圾桶，滿街的垃圾，裡面有可以回收的，也可能會有寶石，當你不去評斷它是髒的，或者是它是有價值的，而把全部的東西羅列出來，每個人、每樣東西的存在都有其價值，那才是劇場最迷人的地方。」

談到六年級生在劇場的處境，劉亮延不諱言自己存在著危機感：「雖然已經三十一歲了，可是別人還是把你當小朋友，拿不到大的資源，但也不會分不到餅吃，這種不上不下的狀況，還會持續一陣子。」雖然劇場的資源有限，無論是體力、精神或金錢，都是一種耗費，然而劉亮延對劇場之路依然篤定。「我有想說的話，想表達的想法，我就會在劇場一直做下去，除非有一天我覺得沒什麼新意，創作變得千篇一律、照本宣科，那就是離開劇場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