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的一齣國慶晚會《夢想家》音樂劇，引爆了文化界長期以來對政府文化政策的不滿情緒，由一群藝術家與社團、協會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發起「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藝文界對台灣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連署活動，在面對輿論及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雙重壓力之下，文建會主委辭職下台，三黨總統候選人也破天荒接受文化界提問，文化議題終於登上政治舞台，但這只是開端，文化人的監督仍須持續！
史上頭一遭，民國一百年十二月，由部分藝術家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首度促成三黨總統候選人接受文化界代表提問，闡述自己的文化理念，這的確是空前的突破；至於是否「絕後」，如曇花一現，仍端視文化界的自省與執行力。
文建會失去角色立場 引爆爭議
曾幾何時，台灣熱中經營園區、辦理大型節慶活動，以人流數字取代文化扎根的文化發展方向，讓純藝術創作者面對文化產業化感到茫然，持續處於「文化裡的弱勢態勢」。這些不平，累積到民國一百年，又發生文建會與建百基金會的權責不清，淪為「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的預算分配者與規劃執行單位，令文建會的高度從文化最高政策機構變成宣傳機構，名不正言不順的議論蜂擁而至。
這樣的不滿，在文建會提列兩億一千五百萬元經費邀請導演賴聲川所製作一齣上演兩天的國慶晚會《夢想家》音樂劇，引發各界強烈批評政府浪費公帑、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後，終於爆發。由一群藝術家與社團、協會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決定發起「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藝文界對台灣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連署活動，要求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下台。
九大訴求 找回藝文界的詮釋權
這九大要求包括︰主委下台；文化預算提升至四％；三黨候選人針對文化政策進行辯論；文建會與未來文化部經常性補助應以固定比例編列預算；正視藝文多元性、均衡藝文預算分配；文化政策重視「培養文化生產者」；文化政策制定與執行均受全民監督；暫停並全面檢討所有文化園區發包案；終結文化建設的閒置浪費與畸形發展。
共同發起連署的團體則有牯嶺街小劇場、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台灣文化產業學會、視覺藝術協會（視盟）、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梗劇場及黑眼睛跨劇團等組織，連署人包括文化評論工作者張鐵志、劇場導演鴻鴻、賴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周馥儀等，以「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對外，譏諷國民黨拿基金會做白手套迴避民意機關監督。
連署人之一的劇場導演鴻鴻表示，發起這項連署是希望文化界能夠團結聚焦，把《夢想家》這個事件跟政治脫鉤，拉回藝文界的詮釋權。鴻鴻表示希望明年是文化元年的開始，「只要文化，不要煙火。」視覺藝術聯盟代表胡永芬也強調，連署不針對賴聲川個人，「如果不是賴聲川拿到，也會是其他的特權，這是全體文化界共同應該有的總檢討」。這件事情凸顯政治人物凌駕於文化之上，「已經是所有藝文界必須承擔的苦果。」
盛治仁下台 三黨總統候選人接受文化界提問
十一月十八日連署第一天，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為政策責任負責辭職。十二月十五日，三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輪番上陣闡述文化政策、接受十二位文化界代表提問。對於長久以來在選舉活動位居邊緣的文化問題，三位總統候選人親自說明，深具象徵意義。每名參選人十二道題目提問方向包括文化預算、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乃至文化工作的相關保障與稅制、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藝文場館的活化與規畫等。提問的文化界代表包括歌劇藝術家曾道雄，導演王小棣、林正盛、鴻鴻，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交大傳播系副教授魏玓，台北市職業創作者職業工會代表湯皇珍，藝術家陳界仁、姚瑞中，策展人徐文瑞、胡永芬，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胡朝聖。
三黨總統候選人表現當中，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預先針對「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所提的問題充分準備，提出七大政策方向；宋楚瑜發言充滿理想，強調「教育是充電，文化是放電」，「文化部不應該只是發包中心，而是發電樞紐」，期許未來文化必須跟教育結合。馬英九則提出數字強調文化政績，如文建會預算從上任前不到六十億元，逐年提升為到今年的九十三億，明年文化部的預算則是一○一億元。馬英九強調經濟與文化發展不見得一定是互相衝突，應該從中求取平衡點，並在回答提問中澄清，政府對於文創產業挹注資金，並不會造成對核心文化經費補助的排擠效益，文化發展與文創產業應該是相輔相成。
為文化人感到驕傲 期待繼續監督
雖然文化界「考題」事先公布，但提問人仍不時脫稿演出。題目多卻聚焦分散，讓候選人真正回應的時間有限，無法充分闡述理念。一般都認為三黨候選人對於文化政策的具體事項似乎仍尚欠缺全面的思考，輪廓模糊不清。但此次提問所展現的，是台灣的進步。要替文化人的勇敢感到驕傲。
過去文化人常自嘲「沒有選票」，所以政治人物不會關注，更甭提要回應文化人的訴求。這次如果不是為了選舉的現實考量，為了不要在隔天的版面上缺席，恐怕三黨總統候選人也不會允諾上陣。但也因為選舉，借力使力，文化議題才可能有機會從邊緣到中央。姑且先不論文化界本身的提問對象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涵括所有文化界、提問人是否也拿政府的資源；對話過程是否有程序缺漏、對話結果是否令人滿意，畢竟文化界自覺並爭取權益的動作已經「缺席」了很多年，這次重新報到，無疑是跨出了第一步。畢竟真正要改變文化環境，還是要從體制內去改革。但台灣文化界是否能聚心齊力，持續監督，而未來的執政者是否能將這次辯論中未釐清的文化政策改革，真正落實在相關政策的修正上，這些後續，才是全民都應持續關注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