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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把戲演得像小孩在朝會演宣導短劇一樣幼稚,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本來就是這副模樣。(攝影 Thomas Aurin 圖片提供 柏林人民劇院、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演出評論 Review

與資本主義對賭

賭場象徵的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的過剩會回過頭來對付資本主義本身,誠如紀傑克的分析,塔利班和賓拉登本來是美國CIA一手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賭場過剩的資本、賭徒旺盛的精力挪用來對付資本主義,賭徒不就是未來的恐怖分子了嗎?

賭場象徵的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的過剩會回過頭來對付資本主義本身,誠如紀傑克的分析,塔利班和賓拉登本來是美國CIA一手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賭場過剩的資本、賭徒旺盛的精力挪用來對付資本主義,賭徒不就是未來的恐怖分子了嗎?

柏林人民劇院《賭徒》

3 / 3  台北國家戲劇院

 

 

 

真怪!法蘭克.卡斯多夫(Frank Castorf)的這齣《賭徒》Der Spieler,全長四個多小時,剪裁拼貼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兩篇小說、他的日記和信件、海納.穆勒的劇本,冷不防還會岔出一段《聖經》,可是走出劇院,觀眾抱怨最多的不是看不懂,不是戲太長,而是「為什麼要在劇場裡看電影」!其實這是一個好問題,只是我們不應該拿來問導演,而要問自己,因為答案就在影片中。

賭場做為看不見的現場

戲開演沒多久,當葛耶侯爵和白蘭琪這對法國愛情騙子,低身穿過游泳池的軟景布幕回到舞台上,攝影師跟拍的畫面刻意穿幫,我們立刻明白螢幕上播放的不是電影,而是現場直播的影像,那座超大型旋轉舞台不只是為了展示場景,也為了阻斷我們的視線,在裡面包藏一個看不見的現場。當然,很多人正是被導演這一招搞得很火大:我人都在現場了,還給我看什麼現場直播!直播不是播給那些到不了現場的人看的嗎?我想,卡斯多夫捨棄全都露的現場不用,特意將舞台加裝電影螢幕和攝影棚,這部巨大的視覺機器為的就是向我們呈現,所謂「現場直播」的觀看機制剛好和我們的認知相反,不是現場令直播顯得多餘,根本是直播創造了現場,是直播令我們的視線不滿足,恨不得在現場親眼目睹。

更何況,這個鏡頭一再引誘我們去看、我們又完全看不見的現場,是個賭場;而賭場裡,賭客們彼此交錯的視線難道不正是如此,引誘你去猜他蓋在桌上的那張底牌,他愈是蓋著不讓你看,你愈想看?的確,在舞台上大剌剌地秀出賭場,觀眾可能看得舒舒服服,卻會讓這一切顯得非常愚蠢而媚俗,因為賭場裡剛好就沒有舒舒服服的看,只有賭客像著魔一般殺紅了的眼。回到卡斯多夫的舞台上,隨著劇情進展,我們會發現《賭徒》的空間邏輯真的就是順著賭場的視覺邏輯走的,我們看著旅館房間、餐廳、賭場門面的軟景布幕被一大塊一大塊的撕去,眼前只剩下光禿禿的骨架,偏偏就差那麼一點,我們還是看不見賭場。「就差那麼一點」,賭徒不就是抱著這種想法豁出去的嗎?

演員像小孩 演戲如兒戲

也有不少人抱怨影像晃得厲害,彷彿不是拍給人看的,是給人吐的。老實說,我本人起先也看得暈頭轉向,反胃之餘不禁自問:導演到底要拍什麼?緊盯著演員身體不放的鏡頭首先令我聯想到A片,接著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導演要拍的是鏡頭和身體的關係。我想說的是,面對那總是可以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的色情狂一般的鏡頭,別說做點什麼了,就算什麼都不做也是給鏡頭逼出來的做作,而賭場裡的賭徒,正是暴露在像鏡頭一樣索求無度的視線底下。所以當鏡頭逼近演員的時候,我們總是看到演員格外誇張的表演,吃雪糕吃得像在口交,或者扮個鬼臉,對鏡頭又迎又防。

這些行為讓演員顯得特別幼稚,但我覺得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演員把戲演得像小孩在朝會演宣導短劇一樣幼稚,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本來就是這副模樣,男主角亞歷西就是一個乳臭未乾、四處挑釁的小子。即使是盛氣凌人的富婆安東妮塔,在輸個精光之後也失態了,或現形了,變成一個不服輸、無理取鬧的恰查某。戲中人經常大發議論,例如安東妮塔賭輸了,便宣揚俄國應該「脫歐入亞」,什麼俄國在歐洲是人家好心收留的奴隸、在亞洲就可以當主人之類的,這當然是在暗批現實中的俄國做不成歐洲人,就高談偉大的俄羅斯,但是批判並不有趣,有趣的是演員把批判說得像是打架打輸的小孩為了找台階下而撂狠話。我們都說「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這句話不應該被通俗的想像成一個裝可愛的小孩老是在問為什麼,而應該像台上的演員那樣,心裡不服氣就胡說八道,再不然哭個山崩地裂,反正他就是有辦法撼動你本來以為穩固的一切。

而且,幼稚的演法顯然也讓卡斯多夫發明出一種有別於布萊希特的疏離效果。有個場面調度我很喜歡:在賭場裡,將軍跪下來求亞歷西去勸勸安東妮塔別再賭了吧,否則家產都被她賭光了,將軍他連一毛都繼承不到了;這時候,亞歷西一言不發地彈起他的藍調吉他。這個吉他彈得實在很布萊希特,它既是社會姿態,表現出亞歷西的地位翻轉,在苦苦哀求的將軍面前擺架子,又是演員從角色疏離出來,為將軍的無奈奏哀樂。可是說他疏離,演員其實投入得很,他就像小孩子受不了大人無聊的長篇大論,順手抓個東西就玩得很認真。可以說,卡斯多夫是要激發一股兒童遊戲的活力,使得演員可以既投入又疏離,在開玩笑的同時無比認真,在胡言亂語之際撞見真理。於是,亞歷西和玻林娜像兩個牙牙學語的小孩輪流說著:「死亡是革命的面具」、「革命是死亡的面具」、「面具是革命的死亡」……

把賭博賭回來

最後談一個真正令我看完了戲還想不透的問題: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亞歷西儘管行徑很荒唐,卡斯多夫舞台上的男主角儘管行為很幼稚,但怎麼看就不像是負面人物,所以他到底正面在哪裡?亞歷西嗆聲說:「我拒絕累積資產的義務,我寧可當個超級列寧主義分子,把錢賭光!」賭錢是他在發洩對資本主義的賭爛和反叛,可是他究竟有哪一點反到了資本主義呢?通常的解釋我覺得過於浪漫,說他不為錢而賭,不為心愛的女人而賭,是無目的性地賭,等於改變了賭博的遊戲規則等等,坦白說,如果我是賭場老闆,我巴不得這種漫無目的一擲千金的賭客盡量多來幾個。

結果還是演員精力過剩的表演提醒了我,賭場象徵的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的過剩會回過頭來對付資本主義本身,誠如紀傑克(Slavoj Žižek)的分析,塔利班和賓拉登本來是美國CIA一手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賭場過剩的資本、賭徒旺盛的精力挪用來對付資本主義,賭徒不就是未來的恐怖分子了嗎?也許,卡斯多夫在玩的就是這樣一場終極豪賭,《賭徒》其實是要把賭博從資本主義手中賭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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