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不覺得性別是個二分法的概念。」大熱天的下午，頂著一頭標誌性短髮的楊維真，在任課國中的操場旁這麼說。沒錯，無論在日常場域抑或專業舞台，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擁有不同的特質、姿態與處境，但若只是注視著那條從中切割的線，「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那麼多，這樣想好像太狹窄了。」

當你以為她接下來要開始暢談性別議題時，楊維真其實已經說完了。她沒有什麼大道理，沒有什麼不吐不快的生活感觸。很多事她看到了，明白，然後就越過，無意駐足。射手座的她是躍動的，沒有時間去感覺自己受到限制。她似乎有一種天生的直覺與方向感，引導她輕快直率地前行。

成為母親  思索從個人擴及社會環境

旅法五年，長期擔任CIE Eolipile當代舞團舞者，法國文化特有的那種優雅、唱反調，與蠻不在乎的自信，似乎與楊維真身上的某種特質不謀而合。「我一到那個國家，就覺得自己是這裡的人。」楊維真笑說，「我向來很懶得去迎合社會價值，質疑好像是種本能。」她從小就沒有崇拜的唯一舞蹈典範，芭蕾的姿態、現代舞的概念，甚至劇場的手法，同樣令她著迷也給她啟發。

舞者，旅外，女性，這樣的例子在台灣也許並不少見，但楊維真還有另一個更獨特的身份。二○○六年，她放棄在法國的高薪工作和安穩生活，在生活最順暢的時候回到台灣。「不只是覺得該是時候回來面對自己的文化，也為了重新尋找一些生活刺激和創作慾望。」楊維真尋找的刺激，促成了兩個誕生。同一年中，她創立了「舞法表達」當代舞團，並成為一位母親。

「我想那是一種女性生命的圓滿，去完成一種生生不息的進程。」楊維真說，「年輕時你只關注個人的情感與哀愁，有了孩子後，雖然體能變差、時間變少，但整個生活的先後順序都會不一樣，思考的人生意義會從自己衍生到整個社會環境。你會對『付出』這件事有很不同的感受。」

以往只進出排練場的楊維真，因為對廟會有莫名熱情的小兒子，開始走進各種台灣底層文化的場域，孩子的教養問題也將她的視線轉移到更多社會議題，從此「生活」真正大舉進入了她的創作。如何從孩子的眼光去審視成人價值，再轉換成舞蹈語言，成為為人母的她獨享的一種女性特權。

超越性別框限  在於更清楚的自主思考

而在排練場中，楊維真坦承直言，女性的多元性比不上男性，這是定律。「男性在這裡永遠是個寶，不只因為相對稀少，男性身體就是較具爆發力，若個人質地好，柔軟嬌媚也能不輸女性。我自己都愛看男舞者勝過女舞者。」楊維真說，「在我看來，女性不同之處是具備了一種（要命的）母愛與細膩，這種心思讓她能關照更多面向，也提供一種在父權體制下不同的工作方式。」

楊維真認為，女性在社會上的先天弱勢，是個既定事實，「有點像表演藝術在台灣教育環境裡的可有可無，這是長期問題，不可能靠幾個人短時間就有什麼改變。」長期異旅在外地，她雖然很習慣為自己的人權爭取，但有時也不得不看清自己的處境，睜隻眼閉隻眼，「上一代的女性，只能靠壓抑與韌性撐過辛苦。我們身處廣受教育的世代，至少能做到的就是培養出清楚的自主思考和個別意識，不任由環境操控。」

「這個時代資源更開放豐厚，但崇尚多、淺、快的社會價值，並不見得比以前更好。」楊維真形容，回國後，她看到是流行拼貼文化無所不在的侵略，一切都是快樂的、繽紛的、多彩的，凡事只講求消費性與速成，「台灣就是個什麼進來都可以的地方，如果連學校老師都在教〈江南style〉的舞蹈，還有誰講求什麼文化脈絡？」

同樣的狀況也反映在排練場中。「比起國外，現在很多台灣舞者，表演風格都偏向學院派的炫技，沒有太多的個人思考在裡面。有時一起工作反而變成像在傳授上課，可是舞蹈需要的是領受、轉述的能力，而不是你的腿能伸多直多高。」

她認為，女性編舞家斷層的問題其實也可由此窺之一二。跟劇場中壯輩演員面臨斷層一樣，這些現象從提出至今，近十年來仍無太大改變。「如果這門專業不被看重，教育不能深化，藝術工作者的現實面無法鞏固，就難以培養和留住人才，這是必然的。斷層斷在哪？就斷在這些生活型態的問題。」

回到個體  才能說故事

有了孩子的楊維真，似乎更加思考個人意識的重要。她排斥就整個時代環境概括去談男女議題，因為「有故事的永遠都是個人」。「一個十年前的富家女，跟一個現代的普通女學生，面臨的狀況一定也完全不一樣。」她說，與其用整個族群或年代來看事情，還不如回到個體去談，「舞者是個很容易overload（超載）的工作，每個人歷程不同，誠實、踏實面對自己內心的訊息與人際工作最重要，尤其是心思過度細密的女生。」

不怕唱反調的楊維真，最後也不忘再次強調另一種看事情的可能性。「無論是表演還是生活，跟男性相比，女性雖然要面對很多差異和不便，可是母性特質同時也提供了另一種解決問題方式。」她神采奕奕地說，「就像跳舞時，若總讓肌肉僵硬在那裡便容易受傷。我不怕衝撞，但我從不覺得需要抱著負面的東西，才是一種反抗。女生的柔軟，別忘了好好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