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娜和莫里茲離開前，我請他們吃飯並做告別，和安娜和好如初。我們三人又再度聊到創作，為何創作？我們提到創作時最愉快的時刻。我以寫作為例，只有在發想及書本印刷出來的兩個短暫時刻，寫作是幸福的事，其他冗長的書寫時分都不怎麼令人興奮。
可不是，他們兩人也立刻表示，作曲和裝置也一樣。我們都是為了那短暫的幸福感，把許多生命時光消耗了，但我們卻甘願。
今年夏天，我也華格納了（I am wagnered）。我如約和德國裝置藝術家安娜．蒂斯摩（Anne Tismer）及作曲家莫里茲.葛嘉恩（Moritz Gagern）完成了《華格納大爆炸》Big Bang Wagner，為什麼叫這個奇怪的名字，以及這齣戲到底要說什麼？我當然可以解釋說明，但我更想說的是創作的安慰感。
和安娜認識是二○○六年十月，那時，她是著名的德國劇院專職演員，在劇場導演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的導演下，她的演出非常出色，我因此對她留下深刻印象。我們也逐漸成為朋友。
但才隔年，她便離開柏林劇院，據她描述，她無法忍受那父權般的德國劇院制度。丟掉演員身分後，她從此便開始那些編織，譬如毛線或影像，她總是有各種奇怪有趣的想法。這其中包括她的女權思想。
從華格納開始的聊天
去年，我們渡過一個非常愉快的秋天。莫里茲特別由日本來會合，我們三人一夜又一夜聊著戲中該有的材料及主軸思想，有關華格納的歌劇故事起源和他所謂「整體藝術」的概念。
安娜是我們三人中對華格納最為批判的一位；我必須說，我也不是華格納的愛好者，聆聽他，是因為他太獨特，他的音樂充滿戲劇性；安娜提出華格納有抄襲北歐神話的嫌疑，而神話便是古代人對宇宙的解釋，至於我們的文本內容，她建議了四條線，其中一條便是北歐神話。我們重新審視了神話和宇宙，他們兩人也對中國〈盤古開天〉和〈女媧補天〉等神話故事很感興趣。我們聊了又聊，當然也談了許多別的。
後來我們捨棄了其他三條線，保留了神話部分。這便是《華格納大爆炸》的內容概念。安娜因此做了幾個北歐神話的巨人和侏儒，以及那些寶特瓶銀河和毛線火花……而我的文字從來並非為了敘事，而更多是為了氛圍。
我們三人每晚固定在不同的茶館或咖啡館甚至酒吧談話，回想起來，那便是最愉快的時光了。
安娜是一個有天分的再生原料裝置藝術家，在台北她比誰都清楚去那裡買毛線和鐵絲，她也永遠有那種會讓我驚訝到無法回答的政治評論，而莫里茲早年讀哲學系，現在更是思想家，我們的談話內容使他在《華格納大爆炸》中作了《逼近適居帶》Approaching habitate zone這個曲子，我非常喜歡，也認為廣藝愛樂交響樂團整體的表演相當不錯。
在這段時間，他們兩人都深深愛上台灣，以至於我開始想，台灣一定有什麼特別的文化內容，讓那麼多外國人著迷。
今年夏天，我過於忙碌而病了，一些時候也抱病在中山堂蔡明亮咖啡館發想文字的起源，乃至於也與華格納對談起來。親愛的華格納，那些時日，我也問自己，創作所謂何來？我們為什麼要創作？我們在創作什麼？
在戲中，我只演出自己。我如常地坐在桌前打字和上臉書。文字此時讓我更清楚自己的位置，人生位置？我一直在書寫文字？還是文字在書寫我？
無論如何，我喜歡這齣戲。僅管，也許我更應該和廣藝愛樂交響樂團交換表演區，而且應該多練習咬字發音，也不該生病。但我們總是事後聰明，戲可以彩排，人生不可以彩排。
為了幸福感而創作
我唯一遺憾的事，在演出最後一天，我和安娜爭執。爭執的原因便是文字，我以為文字是我的全部，是我該爭取該呈現的全部。但或許事實都不是我們的想像，戲劇的演出便包含了所有人生該有的可能。
在安娜和莫里茲離開前，我請他們吃飯並做告別，和安娜和好如初。我們三人又再度聊到創作，為何創作？我們提到創作時最愉快的時刻。我以寫作為例，只有在發想及書本印刷出來的兩個短暫時刻，寫作是幸福的事，其他冗長的書寫時分都不怎麼令人興奮。
可不是，他們兩人也立刻表示，作曲和裝置也一樣。我們都是為了那短暫的幸福感，把許多生命時光消耗了，但我們卻甘願。
而且，他們才剛離開，我就開始想念他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