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這齣戲《玫瑰色的國》是設定在二○三四年，舞台上投影燈幕的年份標示，是首幕，名為〈重逢發表會〉，是紀錄片與專書發表會，記載一群人從青年時代參與學運、社運到中年的人生諸事。相對我們觀眾的當下，此戲一開頭便把人給拋入劇本敘事裡，屬於故事／虛構的時間；套用惹內特（Gérard Genette）的敘事學理論，這是一個「被講述的時間」。

講述未來的想像

這是在講述一個未來的想像，劇中穿插幾個時段，是人世滄桑與世局變遷，如二○二五年，台灣爆發嚴重的人傳人禽流感；二○二六年，雲林台西鄉興建第五座核能發電廠，住民發動抗爭；二○二八年台東的大東部開發計畫，引發抗議風潮；二○三○年，兩岸雙方政府簽署和平協議，共組中華聯合共和國的統一；二○三二年，來自中國的資本與文化，制度性地壟斷台灣在地生機，台灣因而試圖脫離中國，舉行獨立公投，但以失敗告終，必須賠上五十年在中國治理下不得再提公投的歷史代價。到了劇末尾聲的第十七幕，我們又回到首幕〈重逢發表會〉的情景，整齣戲形成一個首尾相扣的時間迴圈，一個從未來回到過去、也是回顧關鍵時刻的進行式，最後以一幕〈玫瑰色的國〉的新書朗讀聲明作結。

這是一本廿年後的學運懺情記，青年人經歷困難與挫敗，相遇和別離，成就與背叛，努力生活的妥協與離散。他們常想起當年在話劇社的成果發表，是一齣關於台灣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戲，劇目《玫瑰色的國》是此番情景的描述。它還點出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更具企圖心的是提到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從台大校園控制學生思想開始，正式揭開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各階層全面性整肅的序幕，試圖勾勒出學運在黨國體制下台灣的歷史圖像；再者，觀眾可以在劇場四周牆上觀賞這些相關的攝影、圖繪以及演出的道具陳設。至於在劇演方面，《玫瑰色的國》巧妙地利用文化中心的空間限制，把受制於柱子的位置區隔規畫成歷史時間的變換，在觀眾面前左右來回穿梭，使整場戲的時間肌理不僅止於數字變換，因而變得相當豐富，實在令人耳目一新。

關鍵的二○一四年

《玫瑰色的國》把二○三四年的時間性處理得很出色，意味深長，現場當中，要把我們當下（二○一四年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反核四社運）的社會成效帶進一個危機／批判（critical）的時刻之中，像是對我們錯失主權在民的民主抗爭，兩岸黨國體制在台的直接與跨境治理，兩者注定要遭到往後歷史的審判；這裡有一個班雅明式的歷史辯證法，是停頓的辯證法，所有事件如同星叢的羅列，一種共時性的事件結構，而這個審判在此便早已到來了，因為在劇本敘事的時間裡，二○一四年是成了命定失敗的過往。於是，二○一四年這裡有兩個當下的衝撞，一是體現為現在，戲劇在進行中的講述時間，另是體現為過去，是被講述的、在未來中回想、或回來探訪的時間；或換個角度來說，我們時而處於現在，時而從未來被遣送回到過去當中。

這是彭靖文與「讀演劇人」第四號作品，是繼二○一三年台大藝術季動態工作坊的成果演出後的另一次發展。二○三四年，一個虛構的敘事體，卻拉出一系列現實的歷史事件，並把這些事件再次編入二○一四年的一場劇場演出，虛構與真實彼此相互融接，是一齣精采的演出。

若要有所批評，那就是肢體語言過於一般，舞作略嫌生澀，其實驗性的美學張力還有努力的空間；在劇本方面，敘事體比較是著墨於各種情節的交代，故事的前後演變，若能深掘二○一四年學／社運與世代的思想底蘊，那麼我相信此劇在感人餘韻中孕育的思辨衝擊則必然能啟迪人心。但無論如何，要強調的是，《玫瑰色的國》的演出絕對不是在表述枉然的世代青春，個人與國家主體幻滅的惆悵，反而是以歷史審判預先到來的語調，鞭策並激勵我們當下的二○一四年必須義無反顧地反當前政府施政作為，不徒留來日的歷史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