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藝術
企畫特輯 Special

二○一四年,解除未來魔咒的歷史時機

《玫瑰色的國》的演出絕對不是在表述枉然的世代青春,個人與國家主體幻滅的惆悵,反而是以歷史審判預先到來的語調,鞭策並激勵我們當下的二○一四年必須義無反顧地反當前政府施政作為,不徒留來日的歷史悔恨。

《玫瑰色的國》的演出絕對不是在表述枉然的世代青春,個人與國家主體幻滅的惆悵,反而是以歷史審判預先到來的語調,鞭策並激勵我們當下的二○一四年必須義無反顧地反當前政府施政作為,不徒留來日的歷史悔恨。

《玫瑰色的國》

4/19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 島嶼實驗劇場

這齣戲《玫瑰色的國》是設定在二○三四年,舞台上投影燈幕的年份標示,是首幕,名為〈重逢發表會〉,是紀錄片與專書發表會,記載一群人從青年時代參與學運、社運到中年的人生諸事。相對我們觀眾的當下,此戲一開頭便把人給拋入劇本敘事裡,屬於故事/虛構的時間;套用惹內特(Gérard Genette)的敘事學理論,這是一個「被講述的時間」。

講述未來的想像

這是在講述一個未來的想像,劇中穿插幾個時段,是人世滄桑與世局變遷,如二○二五年,台灣爆發嚴重的人傳人禽流感;二○二六年,雲林台西鄉興建第五座核能發電廠,住民發動抗爭;二○二八年台東的大東部開發計畫,引發抗議風潮;二○三○年,兩岸雙方政府簽署和平協議,共組中華聯合共和國的統一;二○三二年,來自中國的資本與文化,制度性地壟斷台灣在地生機,台灣因而試圖脫離中國,舉行獨立公投,但以失敗告終,必須賠上五十年在中國治理下不得再提公投的歷史代價。到了劇末尾聲的第十七幕,我們又回到首幕〈重逢發表會〉的情景,整齣戲形成一個首尾相扣的時間迴圈,一個從未來回到過去、也是回顧關鍵時刻的進行式,最後以一幕〈玫瑰色的國〉的新書朗讀聲明作結。

這是一本廿年後的學運懺情記,青年人經歷困難與挫敗,相遇和別離,成就與背叛,努力生活的妥協與離散。他們常想起當年在話劇社的成果發表,是一齣關於台灣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戲,劇目《玫瑰色的國》是此番情景的描述。它還點出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更具企圖心的是提到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從台大校園控制學生思想開始,正式揭開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各階層全面性整肅的序幕,試圖勾勒出學運在黨國體制下台灣的歷史圖像;再者,觀眾可以在劇場四周牆上觀賞這些相關的攝影、圖繪以及演出的道具陳設。至於在劇演方面,《玫瑰色的國》巧妙地利用文化中心的空間限制,把受制於柱子的位置區隔規畫成歷史時間的變換,在觀眾面前左右來回穿梭,使整場戲的時間肌理不僅止於數字變換,因而變得相當豐富,實在令人耳目一新。

關鍵的○一四年

《玫瑰色的國》把二○三四年的時間性處理得很出色,意味深長,現場當中,要把我們當下(二○一四年的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反核四社運)的社會成效帶進一個危機/批判(critical)的時刻之中,像是對我們錯失主權在民的民主抗爭,兩岸黨國體制在台的直接與跨境治理,兩者注定要遭到往後歷史的審判;這裡有一個班雅明式的歷史辯證法,是停頓的辯證法,所有事件如同星叢的羅列,一種共時性的事件結構,而這個審判在此便早已到來了,因為在劇本敘事的時間裡,二○一四年是成了命定失敗的過往。於是,二○一四年這裡有兩個當下的衝撞,一是體現為現在,戲劇在進行中的講述時間,另是體現為過去,是被講述的、在未來中回想、或回來探訪的時間;或換個角度來說,我們時而處於現在,時而從未來被遣送回到過去當中。

這是彭靖文與「讀演劇人」第四號作品,是繼二○一三年台大藝術季動態工作坊的成果演出後的另一次發展。二○三四年,一個虛構的敘事體,卻拉出一系列現實的歷史事件,並把這些事件再次編入二○一四年的一場劇場演出,虛構與真實彼此相互融接,是一齣精采的演出。

若要有所批評,那就是肢體語言過於一般,舞作略嫌生澀,其實驗性的美學張力還有努力的空間;在劇本方面,敘事體比較是著墨於各種情節的交代,故事的前後演變,若能深掘二○一四年學/社運與世代的思想底蘊,那麼我相信此劇在感人餘韻中孕育的思辨衝擊則必然能啟迪人心。但無論如何,要強調的是,《玫瑰色的國》的演出絕對不是在表述枉然的世代青春,個人與國家主體幻滅的惆悵,反而是以歷史審判預先到來的語調,鞭策並激勵我們當下的二○一四年必須義無反顧地反當前政府施政作為,不徒留來日的歷史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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