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Q：駱以軍層層疊疊、密度極高的文字風格，常壓得人喘不過氣來，身陷其中迷失了方向，如何走出他的文字迷障？

A：這和過去的閱讀訓練有關，我不怕複雜的東西。況且，駱以軍是我心儀的作家，我對他的文字風格並不陌生，就像一棵樹雖然長出很多的枝枝葉葉，但我會先找到主幹（脊椎）和關鍵字；有點像寫論文，手邊一堆資料，必須先篩選那些是你需要的，那些是不要的。

這部小說就像一個巨大的森林，我也聽說很多人「陣亡」在裡頭，走不出來。當然，我也曾迷路過，怎麼走到這裡沒路了？幸好，經過一番廝殺，終於找到活路，走了出來。

從讀小說到完成劇本創作，我花了五年時間，不斷反覆閱讀，小說裡畫滿了線和記號，讀到頁碼都脫落了，我大概是駱以軍之外，對《西夏旅館》最滾瓜爛熟的人吧。

Q：作為劇場版作品的基礎，從原著讀到什麼訊息？

A：這部小說有兩個重要的訊息（命題），一個是尋找父親，一個是殺妻。

小說裡的父親，可以是親子關係裡真正的父親，也可以是蔣介石等某個政權的象徵父親；除了尋父，主角還涉入殺死並分屍本省籍妻子的懸案。

書中另一條線索，借用被蒙古滅亡的西夏帝國來隱喻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整部小說談的是家國及身分的認同，是外省移民二代的焦慮。我就以尋找父親、殺妻和西夏帝國這三條線，重新建構起劇本書寫。

Q：談談《西夏旅館．蝴蝶書》陽本和陰本的概念。

A：我將主角圖尼克發展成為同時具有陽性與陰性兩種面貌。這個想法來自我對駱以軍的解讀：他的文字雖然很陽剛，但我在臉書看到他和孩子、寵物的相處，卻有著比我還溫柔的一面，我開始想像：如果駱以軍是女性，他會如何重寫《西夏旅館》？

整齣戲從形式到內容，都處在二元對話的關係中。駱以軍是外省二代男性作家，我是本省籍女性劇場導演；小說和劇場；陽本和陰本；台灣與中國；西夏與蒙古；尋找父親與尋找母親；文字與攝影……

性別，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但每個人的性格裡沒有絕對的陰性或陽性，都是「雌雄同體」。唯有陰陽取得平衡與和諧，才是人最完美的狀態。這齣戲的二元對位關係，可以是雌雄同體、雙胞胎、左右腦、本體與陰影、意識與潛意識、秩序與混沌、自我與異己等聯想。

我也在尋找文字與影像對話的可能性。圖尼克的父親是歷史學家，以文字思考，很像編劇的腦袋；圖尼克是攝影家，以影像思考，則近於導演的腦袋。陽本，是「西夏文字藝術節」猜謎活動；陰本，是「台灣之光」寫真比賽。透過兩個脈絡談尋找父親、尋找母親，談從家庭到國家的身分認同。

Q：從四十五萬字小說變成五個半小時戲劇演出，很像拆掉房子再重建，如何定調這齣戲？

A：《西夏旅館》是一趟英雄的旅程。小說裡尋找父親、殺妻等情節是否真實發生過？或者只是主角腦袋裡的幻想大冒險？西方古典文學常有關於英雄冒險的書寫，旅程中或屠龍，或遇到怪獸，透過一連串的冒險最後找到自我，認識自己，《西夏旅館》也有這樣的氣味，這是主角圖尼克的英雄旅程。

我做劇場，影響我的，很少是劇場導演，反而是從文學、電影、繪畫、攝影等不同藝術領域得到啟發，駱以軍原本放在原著最後一章的〈圖尼克造字〉，我把它作為陽本的情節發展主軸——猜字謎，有點懸疑、推理的氛圍，觀眾比較容易進入。而這種推理的風格受到兩位作家：《玫瑰的名字》作者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以及《我的名字叫紅》作者奧罕．帕慕克（Ohan Pamuk）的影響，我想換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讓觀眾動動腦，猜猜看，比較有參與感。

我想寫推理劇，但《西夏旅館．蝴蝶書》並非傳統的推理劇。我的劇本在建立一些事情，也一直在推翻，我給的答案，不一定是答案，希望觀眾要懷疑所有的事情。

Q：這齣戲開宗明義提示：這是一本「命運之書」，你的閱讀方式決定了你的命運。

A：就像劇中台詞：「歷史是滲透了各種觀點的故事」、「陰本有如一面鏡子，……一千種讀者，一千種陰本，每個人以他的想像和理解建造千種萬種西夏旅館……」我認為，沒有絕對的真理或真相，當閱讀或者詮釋的角度不同，整個故事就會改變。

圖尼克到底有沒有殺妻？有沒有找到父親、母親？動機沒那麼重要，而是你看到了什麼？想到什麼？我告訴你什麼，不過不要輕易相信，「每個人生命之中，都有一座必須歷險的旅館。」

Q：駱以軍原著在談國族及身分認同，《西夏旅館．蝴蝶書》則標示「魏瑛娟台灣夢首部曲」，談談成長背景和台灣夢？

A：我是板橋人，先祖從漳州來台，爺爺奶奶受日本教育，從小我就在講閩語及日語的環境下長大。我是個還算聰明，學習能力很強的小孩，但兒時的成長記憶卻有難忘的語言挫敗。記得小學一年級，老師交代第二天上學要帶「糨糊」，我聽不懂，問同學，卻被譏笑「笨蛋」，衝擊非常大；後來學校又開始推行「國語」，我對不能說母語這件事非常錯亂……這是人生中遭逢第一次的認同困擾。

《西夏旅館》談了基因混血及血緣認同這件事。我的家族與平埔關係密切，但我沒想要追查自己的血統基因，從基因談身分過於狹隘了，我在乎的是自己與土地的關係，不管父母先輩從那裡來，或者政治的光譜為何，作為一個人應該要有獨立自主的判斷力，並建立自己與腳下土地的關係。

我算左派吧，在台大就讀時，讀了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深受影響，開始參加學生會等政治性格濃厚的社團，一九八○年代的五二○農民運動，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行動，我都曾參與，還帶著一票學弟妹去夜宿現場演行動劇，那時就開始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的核心價值。

我的「台灣夢」是正義之夢。談「台灣」不應該局限於政治或藍綠，顏色對我的影響不大，我更在乎的是，有沒有站在弱勢的立場看事情。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幾百年來歷經不同的混血，文化多元是其最珍貴的地方，應該要拋開狹隘省籍或血緣，找到一個更好的身分認同方式。

我理想中的台灣：不被特權政客財團把持剝削，以人民、弱勢為主，擁有真正的自由民主，與土地、自然保持和善關係，社會有真正的公平正義等等。

Q：妳曾說：演出是「社會行動」、劇本是「革命手冊」，幾乎就是妳的劇場定位了？

A：劇場，對我一直不是娛樂。大學時參加學生運動，繞了一圈，發現可以透過劇場做些什麼事，開始做小劇場。一出手就做嘲諷政治的戲，那時才大二，被教官叫去問話，也不太怕，反而更確立要透過劇場說話的信念，天生反骨沒辦法。

我不是「衝組」性格的人，雖然被鎮暴警察追過，我覺得思想的力量大於身體的力量，如何讓自己的話被聽見，透過觀念影響他人，這件事很重要。這和當導演很像，如何與觀眾說話，讓自己的話被聽清楚。當年，被教官叫去問話，我沒當面反抗，但回去後還是做自己，因為，我知道我要面對的不是教官，而是體制，後來就很積極參加「把教官趕出校園」活動。

從大學做劇場到現在，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搞商業劇場。我相信：透過劇本書寫和戲劇演出，和一群有著共同理想的劇場夥伴們，可以建立起某種啟蒙的力量。透過戲劇影響一些人，可以認真面對自己生長的土地，產生一點行動力，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

Q：這次創作，攝影（寫真）占有很重要的篇幅，例如「台灣之光」寫真比賽、相機出草，以及不斷出現的槍聲（快門聲）……和這幾年妳熱中拍照有關嗎？照片是否能傳達真正的真實？

A：從小，我的興趣就很廣泛，學舞蹈、畫畫、拍照、看電影……小學六年級，父親送我一台照相機，我拿著人生中第一台相機拍同學，高中時參加攝影社，學習暗房技巧。

真正開始認真拍照，是二○○六年在《PAR表演藝術雜誌》寫旅遊專欄，需要照片，我買了一台小傻瓜去吳哥窟旅遊。二○○九年開始玩Flickr，交了很多外國朋友，大家在網路上分享照片。有三年時間，我拍得很勤，我是那種投入一個興趣就很瘋狂的人，很難想像吧，竟然有按快門按到手指痛的經驗。

我喜歡拍照，但不太用專業單眼相機，多用傻瓜數位相機，也常用手機拍，相關攝影知識及照片編輯技巧，都是自學，攝影只是我的生活記錄，照片拍完挑幾張好的上傳或存檔，其餘的刪掉，也不留念。

相機，某種形式像是武器及陽具，尤其是伸縮鏡頭，很具攻擊性，拍照和打獵沒兩樣。我到國外旅行時，常見到一些觀光客連招呼聲都不打，就拿著長鏡頭猛拍，被拍的人有如獵物，這樣粗暴的態度，不就像用相機在「出草」？攝影機，能否成為溝通的工具，我常會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沒有什麼是「真」的，文字和照片皆然。照片，很容易作假，這個我也會（笑）！為了這齣戲，二○一三年我去寧夏旅遊，找尋西夏帝國遺跡，拍照順便做功課。有一張騰格里沙漠的照片，鏡頭裡的沙漠很美麗浪漫，只是，沒有人知道：鏡頭外到處是攤販，很煞風景。現在，智慧型手機拍照功能日新月益，光不夠可以補，不夠漂亮可以柔焦、美膚，還可以PS（編按）移花接木，作假真的太容易了。

Q：例如戲裡不斷出現的「睜眼眼罩」，妳還埋藏了哪些物件當線索？

A：對我來說，出現在舞台上的每一個物件，不只是一個普通的道具，而是符號。演員要帶什麼物件上台，如何玩這個物件，從道具到服裝都經過仔細的思考。

這齣戲和攝影有關，攝影，又和眼睛有關，所以，我設定主角失眠，一直在玩「睜眼眼罩」這東西。戴了眼罩，眼睛閉上了？還是沒閉上？到底我們看見什麼？什麼看得見？什麼看不見？什麼該看？什麼不該看？

攝影，是看世界的方式，是你與世界的關係，是你如何看待世界。

另一物件是金色帽盒。小說寫的是圖尼克殺妻並將妻子頭顱割下放入一個帽盒。戲最後，帽盒打開，劇本寫著：帽盒裡拿出的是一尊西夏雙頭佛。不過在排練時，我卻又想著出現的不一定是要雙頭佛，可以有其他可能性，不過台詞未變，演員「睜眼說瞎話」，呼應整個圖尼克冒險過程可能只是一場騙局。

Q：陽本「西夏旅館」的房間是數字，陰本「蝴蝶民主飯店」則是不同顏色的房間，數字與顏色也有某種意涵？

A：《西夏旅館》談的是身分認同，一九四九，在台灣歷史上原本就是代表性的數字、重要的年份；至於蝴蝶民主飯店以顏色為區分，概念來自攝影的三原色。

攝影就是在處理光的問題，陰本談的又是影像，台灣之光，所以我從三原色發展出黃、綠、紅等不同顏色的房間。當然，你也可以與政治做聯想，我們對某些顏色確實有些神經質。

Q：駱以軍原著裡很多角色只有姓，沒有名。妳替角色取了名字，有特別用意嗎？

A：名字，在這齣戲裡不只是名字，而是代表著某種身分認同上的意義。就如現實的台灣一樣，台灣、中華民國、中華台北……一直有著該叫什麼名字的困擾和多舛命運。

我替角色取名另一用意是，觀眾比較容易進入，否則，一堆沒有名字的人飄來飄去，看起戲來會很辛苦。

為角色取名字，與我想說的話有關，但也不是隨便取的，要符合人物的背景與性格。小說裡的「老范」，成了劇本裡西夏旅館總經理范仲淹。在歷史上，范仲淹不只是文學家、政治家，還是參與過平定西夏叛亂的軍事家。

編按：利用PHOTOSHOP軟體修圖，簡稱「PS」。

（本文轉載摘錄自魏瑛娟《蝴蝶書—西夏旅館劇場顯影》一書，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出版，預計2014年8月中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