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李銘宸說好了要《擺爛》，演員卻青春飛揚得滿場跑；鄭智源說是要回顧高中生活的《体育時期》，演員卻青春黯淡得老提不起勁。兩位八○後導演都在說反話，巧的是，他們還負負得正，用了彼此相反的方法說同一件事：青春是一場費力的表演。

表演是一種懲罰

先說《擺爛》。李銘宸大概精通命名學，一個劇名就把觀眾兩極化，從藝穗節網站上看戲大隊的意見來看，不喜歡的人把劇名當把柄抓著，認定這齣戲名符其實就是在擺爛。可是李銘宸哪有在擺爛？他簡直在擺陣。光看開場，昏暗中的工作人員準備著道具，然後用對講機確認開演，隨即唰的一聲拉開黑幕，只見空的空間一片明亮。換句話說，第一個登場的是自然光。正當我們狐疑，衝突尚未發生，何來這麼療傷止痛的淨化，演員便一個接一個輪番上陣，搖掰的橫著走來挑戰冰桶，像神經病一樣沒有理由地笑，像漸凍人一樣無法克制的顫抖。總之，《擺爛》不爛，甚至劈頭就讓你見識到導演有多麼重視節奏的輕重緩急，畫面的出奇不意，也正是這個原因，喜歡的人一致稱讚他的布局和結構。

麻煩的是，就算李銘宸在形式上真的很會擺，那爛呢？說實話，我本來也看不出到底爛在哪裡，幸虧碰到高人指點，反問我：「你高中難道沒有被罰跑過操場嗎？我們被罰跑操場的時候，不都是這樣故意跑得亂七八糟的嗎？」原來！所謂《擺爛》，是一種挑釁的姿態，是被罵的時候特別想笑，被罰站的時候身體特別癢，被罰跑操場的時候同學感情特別好，非得打打鬧鬧證明自己不知羞恥。反映在一個劇場導演身上，也許就是觀眾愈期待，他愈想耍白爛，就像結尾演員拿著麥克風說笑話，現場愈是等待笑點，他愈要把笑話說乾。這裡的重點不是他很敢，而是表演和懲罰很像，都讓我們暴露在某種壓力之下，使得我們必須耗費極大的力氣才能假裝不在意。

然而，鄭智源的《体育時期》就像長長的嘆息，一開始就瀰漫著失敗的預感。他的假裝是裝不下去，他的扮演是隨時破功，正是如此，不會有人比這群來自高中戲劇社的年輕人更適合站在舞台上，他們素得幾乎可以透視到纖維，明明搞笑一流（搞哭也是），你卻擔心他們樸素的演技出錯了就無法挽救，如同年輕的我們明明通過了各項險惡的考試，卻還是會夢見自己考試沒過一樣。於是，開場一句「你的體育成績被當了！肢障！」就把我們帶回隨便怎樣都會被罵的學生時代，帶到一幕又一幕的惡夢：手中拿著樂器卻彈不出聲音，看別人彈不出聲音卻假裝很好聽；大聲吶喊別人卻聽不見，吵到別人卻跟他說對不起；全班最討厭的人，後來成為面試你的人，就這樣，你必須在最討厭的人面前表演討喜。戲裡有好幾次，假裝不下去的演員終於癱倒，哭喊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只見夥伴走來，在耳邊悄悄地說：「我們的國家是很棒的國家喔，玩音樂的、玩戲劇的、會畫畫的、有才華的人，最後都去當老師了！」誰都曉得她在說反話，我聽到的意思是，我們的假裝終將失敗，然後我們會變成老師，假裝自己不曾失敗。

反話還是詞窮？

無論是使盡全力的故作輕鬆，還是享受假掰的同時焦慮得掰不下去，兩齣戲的共通之處在於，用豐富的語言表現語言的荒蕪，用符號的過剩表達符號的匱乏。例如《擺爛》裡的演員一直跑，音樂跟著一直變，從康康舞到小奏鳴曲，從草裙舞到賽馬的背景樂，但我們看到的不是演員對音樂做出反應，而是他們的沒有反應，彷彿他們在逃離任何音樂所規定的情境，或者，沒有任何音樂足以表現這群愛跑不跑、過勞又擺爛的身體。再如演員把癌症比喻成蘋果，用帶動唱的肢體訴說孤獨的病死和火化，最後在黑暗中演練同一套肢體動作，捨棄語言的描述，配上爆裂的聲響。我們剛剛還熱熱鬧鬧地笑過，此刻才驚覺，那笑聲是在壓抑爆炸的轟然巨響。

至於《体育時期》，我認為是更激進地用符號表現了對符號的恨。戲裡，演員動不動就互道「加油」、「辛苦了」、「不要太自責了」，詭異的是沒有什麼事情真的需要加油，反倒是被加油的人會自責是否還不夠辛苦。想想，這個客製化的消費社會不就是如此嗎？到處都是以你為訴求的廣告，到處洋溢著體貼的安慰和鼓勵，叫你要幸福喔，結果是自我監控的壓力無所不在，整天懷疑自己年紀不小了，怎麼還得不到確幸。所以，最後演員圍成一圈，把草莓放在中央，先用柳丁、木瓜、西瓜等較大顆的水果砸爛草莓，再從背包取出更大顆的排球、籃球、橄欖球砸爛水果，然後一起對著血肉模糊的水果大喊「加油！加油！加油！」這淒厲的吶喊，既是這個社會在廣播那股失控的正向能量，又是快被這股能量壓扁的我們，在控訴這些用善意包裝的暴力，用幸福掩飾的剝削。

有一點必須釐清，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舉個悲傷的例子：鄭捷不就是跟朋友笑笑地說要去幹一件大事，然後轉身走進捷運站裡殺人的嗎？如果語言，在他聊天的時候、寫網路小說的時候，就足以傳達他的痛苦和憤怒，他又怎會積壓到疾馳的車廂裡爆發呢？

我們都是崩世代

然而，我對李銘宸和鄭智源的疑慮，正是他們會不會太自限於年輕世代了？的確，兩齣戲提到了地溝油、核電廠、都更等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可是議題一字排開，卻一個都沒有深談，好像整個悲慘世界只是他們的背景，用來襯托年輕族群的無助和脆弱。有個美國樂評人說超脫樂團（Nirvana）是「憂鬱的中產階級白人青年唱給憂鬱的中產階級白人青年聽的歌」，對其他階層沒有理解，也就談不上對社會有什麼認識。

青春不是不能談，而是必須談出一個更大的、結構性的問題才有意義。看戲的時候我忽然發覺，所謂的崩世代，就業市場崩壞成失業的重分配，不動產崩壞成財團炒房，不正是人民被迫永遠無法成為經濟獨立的成人，崩壞成永遠在面試、在找工作、在耗費力氣假裝沒事、這樣才能繼續加油的年輕人？社會集體停滯在過度勞動的體育時期，我們多麼期待崩世代的年輕導演，面向這個崩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