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爛》中,演員演出冰桶挑戰,像神經病一樣沒有理由地笑,像漸凍人一樣無法克制的顫抖。
《擺爛》中,演員演出冰桶挑戰,像神經病一樣沒有理由地笑,像漸凍人一樣無法克制的顫抖。(風格涉 提供)
戲劇

崩世代與崩世界

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

文字|郭亮廷
第262期 / 2014年10月號

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

風格涉《擺爛》

9/12~14  台北 松山文創園區Lab實驗室

《体育時期》

9/5~6  台北 牯嶺街小劇場

李銘宸說好了要《擺爛》,演員卻青春飛揚得滿場跑;鄭智源說是要回顧高中生活的《体育時期》,演員卻青春黯淡得老提不起勁。兩位八○後導演都在說反話,巧的是,他們還負負得正,用了彼此相反的方法說同一件事:青春是一場費力的表演。

表演是一種懲罰

先說《擺爛》。李銘宸大概精通命名學,一個劇名就把觀眾兩極化,從藝穗節網站上看戲大隊的意見來看,不喜歡的人把劇名當把柄抓著,認定這齣戲名符其實就是在擺爛。可是李銘宸哪有在擺爛?他簡直在擺陣。光看開場,昏暗中的工作人員準備著道具,然後用對講機確認開演,隨即唰的一聲拉開黑幕,只見空的空間一片明亮。換句話說,第一個登場的是自然光。正當我們狐疑,衝突尚未發生,何來這麼療傷止痛的淨化,演員便一個接一個輪番上陣,搖掰的橫著走來挑戰冰桶,像神經病一樣沒有理由地笑,像漸凍人一樣無法克制的顫抖。總之,《擺爛》不爛,甚至劈頭就讓你見識到導演有多麼重視節奏的輕重緩急,畫面的出奇不意,也正是這個原因,喜歡的人一致稱讚他的布局和結構。

麻煩的是,就算李銘宸在形式上真的很會擺,那爛呢?說實話,我本來也看不出到底爛在哪裡,幸虧碰到高人指點,反問我:「你高中難道沒有被罰跑過操場嗎?我們被罰跑操場的時候,不都是這樣故意跑得亂七八糟的嗎?」原來!所謂《擺爛》,是一種挑釁的姿態,是被罵的時候特別想笑,被罰站的時候身體特別癢,被罰跑操場的時候同學感情特別好,非得打打鬧鬧證明自己不知羞恥。反映在一個劇場導演身上,也許就是觀眾愈期待,他愈想耍白爛,就像結尾演員拿著麥克風說笑話,現場愈是等待笑點,他愈要把笑話說乾。這裡的重點不是他很敢,而是表演和懲罰很像,都讓我們暴露在某種壓力之下,使得我們必須耗費極大的力氣才能假裝不在意。

然而,鄭智源的《体育時期》就像長長的嘆息,一開始就瀰漫著失敗的預感。他的假裝是裝不下去,他的扮演是隨時破功,正是如此,不會有人比這群來自高中戲劇社的年輕人更適合站在舞台上,他們素得幾乎可以透視到纖維,明明搞笑一流(搞哭也是),你卻擔心他們樸素的演技出錯了就無法挽救,如同年輕的我們明明通過了各項險惡的考試,卻還是會夢見自己考試沒過一樣。於是,開場一句「你的體育成績被當了!肢障!」就把我們帶回隨便怎樣都會被罵的學生時代,帶到一幕又一幕的惡夢:手中拿著樂器卻彈不出聲音,看別人彈不出聲音卻假裝很好聽;大聲吶喊別人卻聽不見,吵到別人卻跟他說對不起;全班最討厭的人,後來成為面試你的人,就這樣,你必須在最討厭的人面前表演討喜。戲裡有好幾次,假裝不下去的演員終於癱倒,哭喊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只見夥伴走來,在耳邊悄悄地說:「我們的國家是很棒的國家喔,玩音樂的、玩戲劇的、會畫畫的、有才華的人,最後都去當老師了!」誰都曉得她在說反話,我聽到的意思是,我們的假裝終將失敗,然後我們會變成老師,假裝自己不曾失敗。

反話還是詞窮?

無論是使盡全力的故作輕鬆,還是享受假掰的同時焦慮得掰不下去,兩齣戲的共通之處在於,用豐富的語言表現語言的荒蕪,用符號的過剩表達符號的匱乏。例如《擺爛》裡的演員一直跑,音樂跟著一直變,從康康舞到小奏鳴曲,從草裙舞到賽馬的背景樂,但我們看到的不是演員對音樂做出反應,而是他們的沒有反應,彷彿他們在逃離任何音樂所規定的情境,或者,沒有任何音樂足以表現這群愛跑不跑、過勞又擺爛的身體。再如演員把癌症比喻成蘋果,用帶動唱的肢體訴說孤獨的病死和火化,最後在黑暗中演練同一套肢體動作,捨棄語言的描述,配上爆裂的聲響。我們剛剛還熱熱鬧鬧地笑過,此刻才驚覺,那笑聲是在壓抑爆炸的轟然巨響。

至於《体育時期》,我認為是更激進地用符號表現了對符號的恨。戲裡,演員動不動就互道「加油」、「辛苦了」、「不要太自責了」,詭異的是沒有什麼事情真的需要加油,反倒是被加油的人會自責是否還不夠辛苦。想想,這個客製化的消費社會不就是如此嗎?到處都是以你為訴求的廣告,到處洋溢著體貼的安慰和鼓勵,叫你要幸福喔,結果是自我監控的壓力無所不在,整天懷疑自己年紀不小了,怎麼還得不到確幸。所以,最後演員圍成一圈,把草莓放在中央,先用柳丁、木瓜、西瓜等較大顆的水果砸爛草莓,再從背包取出更大顆的排球、籃球、橄欖球砸爛水果,然後一起對著血肉模糊的水果大喊「加油!加油!加油!」這淒厲的吶喊,既是這個社會在廣播那股失控的正向能量,又是快被這股能量壓扁的我們,在控訴這些用善意包裝的暴力,用幸福掩飾的剝削。

有一點必須釐清,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舉個悲傷的例子:鄭捷不就是跟朋友笑笑地說要去幹一件大事,然後轉身走進捷運站裡殺人的嗎?如果語言,在他聊天的時候、寫網路小說的時候,就足以傳達他的痛苦和憤怒,他又怎會積壓到疾馳的車廂裡爆發呢?

我們都是崩世代

然而,我對李銘宸和鄭智源的疑慮,正是他們會不會太自限於年輕世代了?的確,兩齣戲提到了地溝油、核電廠、都更等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可是議題一字排開,卻一個都沒有深談,好像整個悲慘世界只是他們的背景,用來襯托年輕族群的無助和脆弱。有個美國樂評人說超脫樂團(Nirvana)是「憂鬱的中產階級白人青年唱給憂鬱的中產階級白人青年聽的歌」,對其他階層沒有理解,也就談不上對社會有什麼認識。

青春不是不能談,而是必須談出一個更大的、結構性的問題才有意義。看戲的時候我忽然發覺,所謂的崩世代,就業市場崩壞成失業的重分配,不動產崩壞成財團炒房,不正是人民被迫永遠無法成為經濟獨立的成人,崩壞成永遠在面試、在找工作、在耗費力氣假裝沒事、這樣才能繼續加油的年輕人?社會集體停滯在過度勞動的體育時期,我們多麼期待崩世代的年輕導演,面向這個崩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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