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傳說太陽生了蛋，百步蛇前來將它孵化。彈殼碎裂，出現排灣族的祖先，百步蛇自然成了守護神。只是，百步蛇的時間到了。當牠要蛻變成為老鷹之時，會出現一種沉靜的低吟，那是牠要告別陸地飛往天際所發出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就是鼻笛所吹奏出的音樂。所以在大頭目過世時，所有的樂器都不能吹奏，也不能唱歌，唯獨鼻笛可以——因為嘴巴會說謊，但鼻笛的入口，是人類最虔誠的氣息……聽完這古老的傳說，再聽鼻笛的演奏。一個長長的低音再疊上簡單的旋律，讓人感動得紅了眼眶。

會唱歌，憑的是「說話」的美

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就是原住民電視台副台長、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丹耐夫．正若。但媒體工作之外，他還是一位排灣族創作歌手。然而，這還不足以形容他的魅力，一旁優雅的太太烏瑪芙．巴剌拉芾聽完他唱歌之後笑吟吟地補充：「他是『熟女殺手』！」因為老人家聽完他的歌之後，都禁不住站起來跟他揮手、將頭上的頭花獻給他。

為什麼？原來除了歌喉之外，最重要的，還有別的因素。丹耐夫說：「所有音樂學者錄的音都是旋律，但對排灣族來講，什麼是會唱歌？憑的不是『聲音』的美，而是『說話』美不美，因為我們唱歌都是在對話。」他舉例：「例如我唱：『當你看到晚霞那麼美麗的時候，請你記住，那是因為有我的愛戀存在。』」見到他用熟悉的旋律即興套上如此動人的歌詞，不為之落淚，那才奇怪。

不過，若不提也沒有人知道，他手上的樂器，有極大的數量都是親手做的。屋外搭建的「工作室」不但放滿了藝術品，還有他實驗改良的心血。像鼻笛，是鄰居籬笆不要的桂竹挖孔、定音做成的。自製口簧琴不說，聽到印度音樂，就用塑膠罐模仿吟揉按滑；接觸到到澳洲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他竟可以用竹管接成方形方便演奏攜帶。還有懸吊式的手搖竹琴，他也改成平放在桌上方便演奏。「這北海道也有，」待我們露出驚訝表情時，他則促狹又驕傲地說：「我送他們的」！

我是誰？如何讓人看待我？

但是這個自信，卻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走過來的。高中畢業後他就來台北唸書了，當兵時，從小愛唱歌的他進了藝工隊。退伍後拍攝紀錄片、認識研究原住民的音樂學者、黨外作家等等更刺激了他的思維，於是在歌手胡德夫的邀約之下，他毅然決然投入社會運動。那時他們在「少數民族委員會」成立原住民族小組，舉辦演唱會高呼要「唱自己的歌、說自己的話」，但卻讓他開始思考：「我不僅跟別的族群傳統不一樣，我父親跟我的傳統也不一樣。我的傳統是我看見我爸的，我爸的則是他看見他爸爸的。」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卻還是必須要去唱。

雖然強調自己的身分，但「請問你要拿什麼名詞跟人家來稱呼我們？」丹耐夫透露：「老實說，『原住民』這三個字是我們說的。」無論是「山地人」、參考外文翻譯出來的「土著」，都不是恰當的稱呼，最後他們想出「原住民」這三個字。雖然也有人類學家不同意，但他認為以文化物質的角度來看，從台灣、中國西南、越南、緬甸、泰國是一個文化移動區，即使物質文化會相互交流，漢藏語系和南島語系仍明顯地區分兩者。再者，目前原住民的歷史只有族人往海外延伸，並沒有遷徙進來的例子，因此他們致力於這個稱呼的推廣，直到現在被大多數人接受。

只不過在這之前，他也有非常強烈的「認同汙名感」，也就是感覺認同自己是一種骯髒的事情，簡單來說，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他回想在讀書的時候，有位學生怎麼看都像是原住民，但對方一直說不是。當時大專院校有政府特別給原住民的獎助學金，只要成績達到標準就有。於是在一公布後，他就拿著單子跑到教室裡大聲念：「山地獎助學金，得主某某人。」害得這個同學哭著離開教室。

參與社運，找回屬於族群的根

現在想起還覺得有些愧疚，但這條路，他卻只能走下去。「我那時就有個概念，我認為台灣原住民已經沒有辦法排開漢民族，這是宿命，我們必須去面對。但我們要永遠對立嗎？其實在我的血液裡面已經融合了這些。」既然外貌無法騙人，於是他乾脆刻意穿著長袍馬掛，然後戴著排灣族的項鍊走在校園裡。要知道，在那個年代這麼做、告訴大家我就是「山地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後來他解釋那種的狀況，叫做「自卑形成自負」。但那年他已經選擇不再自卑，而是覺悟。只是那個覺悟太不成熟，造成他對漢民族的排斥，排斥那個一再稱他是「番仔」的傷害。

很後悔刻意不學閩南話，但絕對不會後悔的，是他的努力下，讓原住民漢化的姓名，能夠正名這件事。從一九八四年，他參與創立第一個原住民組織「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擔任會刊總編輯，在有限的預算中也曾自己採訪、編輯，甚至在戒嚴時期還刻過鋼板發傳單。之後還去立法院當國會助理。他驕傲地說：「現在我們可以使用傳統名字，我也貢獻了一點心力！」原來當時要求修改姓名條例的草案就是他寫的，再加上國、民兩黨立委併案審查，才能恢復他們的傳統名字。雖然沒有親自當政，但卻將很多想法拋出，讓在位的人發揮了功能。

為了社會運動，他不斷地唱歌，也很慶幸自己為了從小愛唱歌，學會了像「文言文」一樣的歌詞用語，而不只有說話時的白話文。即便是沒有學過如何創作歌曲，他都能夠抓到排灣族旋律的基底。也許從音樂理論來分析，就是音階吧！但是丹耐夫縱然不懂，卻能夠以直覺感受來創作，那個準確性，連別的部落老人家都會誤以為是傳統歌謠。在二○○四年，他還在原創音樂大獎以濃厚的排灣族古味寫了一首〈殘年Ljevulung〉得了第一名，讓很多人驚訝，原來真的可以這樣創作。但他也笑著分享在擔任記者時，他曾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有位老師研究一首曲子，講得他都懷疑真有這首歌。接著一播放音樂，居然是外甥女唱的，嚇得丹耐夫趕緊說那首歌是他教外甥女唱的，而且後面都是她呼攏的，但學者還是不願意相信。

多重角色，演出過《海角七號》

社會運動持續了多年，他還曾經一度回去故鄉參選縣議員。說出自己的心聲最好的方式，還是唱歌，但因為那時還在戒嚴期間，他竟莫名其妙地被形容是「匪諜」。回溯一九八六年時，丹耐夫笑說：「我去屏東為邱連輝競選縣長，與蘇嘉全一同擔任助講員，後來一同選縣議員還雙雙落選。最後蘇嘉全當了國大代表，我就回來台北繼續社會運動。沒想到他現在都當了立法院院長了，我依舊在唱歌。但我比較喜歡這個。」

只是，歌手是他唯一上台表現的身分嗎？如果看過電影《海角七號》，一定記得那位被機車撞倒後，臉上貼了個大XX現身讓全場笑破肚皮的老警察。是的，他就是丹耐夫！被認出來，他靦腆地笑說：「大家都知道魏德聖想拍《賽德克巴萊》，我看了三分鐘影帶，真的很精采。因為原住民電視台有個沈文程主持的節目叫『飛鼠部落』，專門講笑話的，我跟民雄就去客串了一段小小的短劇，扮演從大陸來的『毛先生』到部落裡來（捲舌）。魏德聖看了覺得很有趣，就讓我們倆去演。」雖然只能提供路人甲乙的車馬費，但丹耐夫卻仍用休假範圍期間力挺。戲一紅後有很多人發他通告，包括啤酒、手機等廣告，但他卻礙於工作沒有接受。

夫婦相隨，音樂路上攜手同行

協助他推掉通告的，是賢內助烏瑪芙，但不可諱言的，是她也開啟丹耐夫另一片天地。相對於丹耐夫自嘲的「土生土長」，烏瑪芙則是受過專業訓練並且主修聲樂的布農族歌手。同樣對歌唱有份熱忱，但一進學校，學的卻是京韻大鼓、蘇州彈詞、豫劇、崑曲……住宿舍，其他三位學生家長連署還不要子女跟山地生住在一起。畢業論文想寫「山地音樂何時進入體制」，都被批評「你們的音樂哪裡是音樂」。好不容易到了藝專五年級，對她有偏見的老師居然當掉她最拿手的合唱與聲樂，從此她拒絕碰觸音樂，不再參加相關活動。直到嫁給了丹耐夫，才讓繞了廿多年路的她，又憶起兒時歌唱的快樂。

那麼是怎樣讓她開口的呢？丹耐夫說：「因為我唱布農族的歌給她聽啊！」唱情歌嗎？她則笑著說：「不，布農族沒有情歌和舞蹈。歌曲都是跟天、神、大自然相關，完全沒有兒女私情。」然而布農族有別於其他的就是和聲的概念，丹耐夫說：「他們唱歌的時候，不可以跟你唱同樣的音。要先聆聽，然後在其中找到適合你的位置，這功力要很強。」只可惜耆老慢慢凋零，環境也改變了，那種隨著氛圍歌唱的韻味，都漸漸消逝了。烏瑪芙曾經引著八十多歲奶奶，哼出她塵封已久的記憶，讓奶奶唱得淚流滿面，也感慨九十二歲的爺爺堅持要蹲下去「報戰功」，因為蹲得下去，表示他還有能力做這件事。這一頁頁感人的篇章看在眼裡，讓丹耐夫更體會深刻。

二○一二年，丹耐夫不再抗拒其他民族，而是以包容的心態，錄製了《聽路》專輯，不但首創在玉山登山口錄音，更使用了嗩吶、胡琴、月琴等樂器伴奏。為什麼？他調皮地說：「大部分的人都是用鋼琴來伴奏。我想，如果要這樣的話，我為什麼要跳過隔壁鄰居，直接到西班牙、歐美去？開始要走出去的時候應該會碰到是客家、閩南的樂器才對。」當然歌唱的時候，陪伴的還有大自然，因此專輯還加入蟲鳴、風聲、水流聲……而為了即將在國家音樂廳的製作，他們更遠赴山上錄製槍聲、貓頭鷹……並且生起火堆收錄燃燒的劈啪聲。

想起烏瑪芙說的：「我爸爸常講，老人不是沒有嘴巴，我們的聲音是被人封住了，這些人就是知識分子。」他們知書達禮，卻以自我為中心，在他們眼中，從來沒有接納。幸虧歌聲永遠是美麗的，多少激烈抗爭的成果，不都是這些音符換取而來的？如今，不管部落音樂原始也好、有了「鄰居」也好，或者跟鋼琴、吉他伴奏的「混血」也好，只要靜心聆聽山林故鄉的呼喊，他們自然就會知道，該如何開口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