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禁止攝影及錄影,所以每當觀眾察覺即將有事發生,或是演員呈現很有意思的狀態時,觀眾們便會將其攝入手機中,或甚至立刻上傳至臉書分享,這些行為表述著我們分明是這場悲劇景觀的旁觀者,但同時我們或許又跟著呼過「沒有人是局外人」或「我們都是XXX」的口號。當我們身處這個有冷氣有聲光效果之地,而不是在人車喧擾的凱道部落時(或你可以代之以任何抗爭或災難現場),我們如何能不是旁觀者?
社交場《悲劇景觀》
8/29~9/3 臺北市立美術館
《悲劇景觀》作為北美館「社交場」展覽的倒數第二檔演出,在非演出時段來的參觀者,可以看見偌大的展間內,以木棧板架設出一個L型的走道,走道上散置著電視、報紙、胡蘿蔔和漱口水,其他地方則擺放著數樣被塑膠套包裹,宛如犯罪現場證物一般的物事,牆面上對立著兩架跑馬燈,一邊跑過各類國際災難新聞,例如以巴衝突、核輻射汙染、難民議題等字句;另一邊則跑著國內八卦或花邊消息的文字。
這兩側的文字跑馬燈,再加上電視裡重複播放的,關於各種物件使用上受挫的影片,向觀者提出第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是悲劇?或者問題應該這麼問,在各類訊息傳播不分先後殺到,各式meme改圖滿天飛的當代,我們還需要辨識出悲劇嗎?悲劇可有大小輕重之分?在展間內持續播放的影片,內容包含不斷伸長而斷掉的筆芯、被吹風機熱風融化的奶油、爆擠出來的牙膏、破掉的保險套等,讓人聯想起臉書上廣為流傳的厭世或紓壓影片,奇妙的是,這兩者竟常是同一件事,所以當厭世成為日常或調劑日常的好貨時,悲劇還只專屬用來形容充滿苦難的特定人生景況嗎?抑或是它已形成一種平均分散的狀態?
如果我們宣稱,我們一樣都很悲劇時,這中間難道不會夾雜著這樣的疑惑,個人人生的困境當真可與一場戰事、一場災難相提並論嗎?或是我們猶可追問,這應該拿來被比較嗎?然後進而區分出我的是「杯具」,而你的是「悲劇」這樣的分類。但無論我們是否有所意識,比較或排序早已遍布於生活中,你的按讚和分享,或是哪些單位列於你的捐款或聲援名單中,就像在展間裡紛至沓來的訊息,你會拍下哪個局部上傳臉書或IG分享,而你分享的究竟是你感興趣的,抑或是你認為朋友會感興趣的東西,這都同樣是你的選擇,你為他們的重要性分配所投下的選票。
物件的景觀,詩意的悲劇
在《悲劇景觀》尚未開演前,導演Baboo便已透過巧妙的物件安排,為觀眾設下討論或辯論的基礎和空間,讓問題與問題在展覽中交疊與增生。當演出時間抵達,技術人員開始施放煙霧,一切都是在觀眾面前進行,演出者陸續走入展間,以不同姿態平衡著身上的手機,並持續移動,所有的觀眾在整段演出進行中,散落成不同的群體,端看他們對哪個演員的演出比較有興趣,正如同尚未有表演的展間告訴我們的,選擇早已開始。
表演者們操作展間裡的所有物件,或者他們交換手裡的物件,但讓它重複其他物件的功能,包著塑膠套的物事被一一揭開,它們可能最後是四件如防輻射衣的裝備、牆面上被貼成十字架狀的膠帶,或是一件件的毛毯、鋁箔毯,被演出者次第攤開又撐起如墳塚,展間內的物事,開始與一段記憶中的敘事相結合,它們引領觀眾賦予其意義,也因此,觀者從中得到了景觀。
在悲劇變成悲劇「景觀」的這個議題上,我想徵引一段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的文字,她寫道:「血淋淋的拼鬥場面也可以是一種美——可列入雄渾之美或凜冽之美或悲劇之美的範疇——這想法對由藝術家手繪的戰爭圖像而言,可說平凡無奇。但如果套用到攝影圖像身上,就有點不對勁:覺得戰爭攝影很美,似乎很沒良心。然而被蹂躪的風景仍是風景。頹垣敗瓦也有其蒼涼之姿。但承認世貿中心在淪為鬼域之後所拍的照片具有美感,卻像是不識大體,甚至是褻瀆冒犯。」
引用這段文字的目的,其實是要反過來對這個演出與觀看演出的觀眾提出疑問,當劇場以真實事件的題材為跳板,而躍入詩意或藝術化的情境中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要覺得不對勁,而討論其中的道德與倫理議題。在《悲劇景觀》中,身為劇場觀眾,我尤其喜歡那些生活中的雜物正遠離原先功能的時刻,但當麥克風在塑膠布上滑動,形成海水潮湧般的聲響,當演員穿著救生裝,嘴裡漱著口,模擬出溺水的咕嚕聲時,我發現我簡直不忍直視,我無法睜眼看著那名倒臥在海灘上的男孩,我也無法睜眼看著悲劇被調理成比較容易入口的尺寸,但我理解後者為前者的震懾人心,拉開一點足以令人喘息的距離,在這個距離裡思考才有挪移的可能,也同時因為這個距離,而使我們深受良心上的譴責。
跳進或是跳出?在行動與旁觀之間
在演出接近尾聲時,前述所提及的塑膠布被演員們升起,上面以紅字寫著“I’m sorry.”,乍見時,我心中浮現的是輕忽和草率的字眼,因為我們不是連悲劇都還沒搞清楚嗎?這個道歉到底是要傳向何方?加害者是誰?受害者是誰?如果這些都尚未釐清,每個道歉不都只虛浮於表面而已。經友人提醒,我才想起其實人類擁有相當多的道歉宣言,與台灣最有關係,時間點也最近的莫屬蔡英文對於原住民族的道歉,以此看來,在北美館內升上旗幟的舉動,反而是神來一筆,它提醒著觀眾,有些道歉至今始終飄浮且毫無重量。
最後,雖然《悲劇景觀》已為觀者帶來這麼多的提問,我仍想以它所拓展出的大哉問作結,在戲的演出過程中,因為沒有禁止攝影及錄影,所以每當觀眾察覺即將有事發生,或是演員呈現很有意思的狀態時,觀眾們便會將其攝入手機中,或甚至立刻上傳至臉書分享,這些行為表述著我們分明是這場悲劇景觀的旁觀者,但同時我們或許又跟著呼過「沒有人是局外人」或「我們都是XXX」的口號。當我們身處這個有冷氣有聲光效果之地,而不是在人車喧擾的凱道部落時(或你可以代之以任何抗爭或災難現場),我們如何能不是旁觀者?當這些藝術逼觀者思考,煎熬觀者的良心之際,有沒有可能讓人真的投身入局?抑或是這個思考與後續執行間的落差,其實本身便是藝術作品與其觀賞者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