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煥雄說，就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們總是期待你修正，一修正二修正三之後，就不要再失敗了，但他想問，為什麼我們不能一再嘗試或一再失敗？但這並不是那種完全勵志或正能量的去想：一定要從這個過程學習到什麼，而是提醒自己，試著去到達一種剛剛好的謙卑，無論是對於自己，或是對於世界。
甫於九月執導完《櫻桃園2047》且行程滿檔的導演黎煥雄，外人看來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刻，卻在採訪的開始，便自承不知從哪個階段起，自己就是一名失敗主義者，甚至在河左岸時期編導的《彎曲海岸長著一棵綠橡樹》（以下簡稱《彎曲海岸……》），安排劇中的女演員對這樣的自己提出疑問與嘲諷。他解釋道，他的失敗主義並不導向放棄，他是一名積極的失敗主義者，而這個特質很大程度是受了契訶夫的影響，也是契訶夫如此對他胃口的原因。
談起契訶夫，黎煥雄彷彿被觸碰到某個隱形的開關，許多關於失敗的感想與辯證藉著這名偉大俄國劇作家與小說家，就這麼一鼓作氣地傾洩出來。從二○○三年《彎曲海岸……》到今年的《櫻桃園2047》，他說他做的始終是契訶夫對話，而不是完整搬演一部契訶夫的劇作，透過每個角色生命處境裡的巨大失敗，從中尋找啟發並獲得溫度。
契訶夫的劇作也帶給黎煥雄關於一切事物終結的提示，無論《海鷗》、《三姐妹》或其他作品，作品內部的時間總是分秒不停留地前進著，且最後的結局只會是事與願違，因此黎煥雄說：「面對時間，我們都是失敗主義者；在大的時間底下，我們都必須是失敗主義者。」
失敗如何不導向虛無
只是如果結局終將是失敗的，這難道不會導向虛無或無所作為嗎？甚至這也令人想起黎煥雄筆下的革命分子，他們似乎總是充滿感傷與困惑，比起激昂的熱血，他們身上更多的是無望與失望。針對這個提問，黎煥雄給出的答案與契訶夫異曲同工，甚至夾雜著一種近乎偏執的信仰。
黎煥雄認為，當人在龐大時間結構的陰影底下，意識到自己只能是一名失敗主義者時，這必然將他引領到一個黑暗與無力的境地，只是他願不願意讓黑暗與無力成為過程中的試煉，且明瞭自己正逐步往失敗前進。他也強調，這跟生命歷程有關，或許年輕人在現階段是不須如此提問的，譬如質疑革命與終將變質的革命者。當揭竿起義之際，若是初始便察覺革命等於變質，或許發生革命的可能性會降低，而革命也將帶有功利傾向。
身為一名經歷過學生運動的觀察者，黎煥雄說他當然永遠同情發起革命的那方，但他仍想藉由作品提醒眾人，其間無論哪一方都須付出許多的代價。甚至由於革命的目的性，一定會面臨有人改變的處境，所以他曾在劇作中寫道：「只要有革命，一定會有背叛者。」但當共同發聲的需求匯聚時，我們還是需要認同或期待革命。這種具備矛盾與辯證的姿態，除了讓人在革命付出的代價與可能淪落的陷阱間取得平衡，也讓失敗主義者未必會成為虛無主義者，甚至能在注定失敗的路途裡，不斷取得上路的能量。
在做人失敗和作品失敗之間
在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百老匯上空子彈》Bullets over Broadway中，有個始終緊扣的主題，就是男主角與黑道殺手之間對於創作者道德的辯論，究竟是做人要緊，還是作品要緊。進入熟年後的黎煥雄，與當時的伍迪．艾倫似也有著同樣的心境。
他認為年輕時的自己，的確非常在意作品所取得的討論與評價，甚至會很負氣地在作品不受青睞時，對友人表示自己就是想要這樣的失敗。一直到二○○三年的《地下鐵》，他仍然被外界的各種評價所糾纏著。近幾年重新回頭檢視過往，才發現過去的自己對於曾合作過的夥伴帶來多少壓力與傷害，尤其是當自己過於注意外界的聲音時，對於一起工作的團隊，以及喜愛這個作品的觀眾們是多麼不公平。
意識到這點後，黎煥雄開始逐漸修正自己的腳步，他說他會往溫情主義再靠攏一些，對於作品裡的意念及完成度，試著不要透過與合作夥伴劍拔弩張的方式來逼近，甚至在商業市場上，為了工作團隊的存活而有些妥協，但唯一的底線是拒絕被徹底馴化——唯有這點才是終極性的失敗，「那就真的一切都不用做了」。
至於外界的觀點，黎煥雄說，就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們總是期待你修正，一修正二修正三之後，就不要再失敗了，但他想問，為什麼我們不能一再嘗試或一再失敗？但這並不是那種完全勵志或正能量的去想：一定要從這個過程學習到什麼，而是提醒自己，試著去到達一種剛剛好的謙卑，無論是對於自己，或是對於世界。
失敗路上的劇場
採訪的尾聲，話題又回到了契訶夫，如果所有路線的終點都前往失敗，那麼劇場在這條路上的可能性是什麼？黎煥雄提出了一個很有詩意的觀點，他說為什麼我們讀《海鷗》最後的段落時，看著妮娜的遭遇會如此的心痛，因為那些崩潰與終結，她已替我們承擔。而劇場裡的這些角色，因為他們已經絕望過了，跟著他們走一回，我們也許不需要再付出一樣的代價，這即是劇場對於失敗的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