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劇照
《大先生》劇照(網路翻拍並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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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中國演藝生態觀察(二)關於補助與審批

台灣因為有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能夠讓創作者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表達的,中國因為審批制度的屏障,創作普遍偏於保守,原創作品的豐富程度遠不及台灣,台灣作品的創意和多樣形式確實是很大的優勢,而且就內容而言,合適到中國演出且能夠通過審批的節目還是相當多的,在中國龐大的演藝市場裡,其實大有機會。

台灣因為有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能夠讓創作者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表達的,中國因為審批制度的屏障,創作普遍偏於保守,原創作品的豐富程度遠不及台灣,台灣作品的創意和多樣形式確實是很大的優勢,而且就內容而言,合適到中國演出且能夠通過審批的節目還是相當多的,在中國龐大的演藝市場裡,其實大有機會。

中國演藝市場能夠給予台灣作品生命展延與工作者經濟效益,是活絡台灣表演藝術生態最重要的解方之一。然而,兩岸表演藝術生態的差異,使得這個市場並不是那麼容易進入,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演出的審批制度。

演出審批這件事普遍存在全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與地區,差別只在審批的事項。中國的演出審批的對象當然是演出的內容,道德觀與審美觀的統一是這個社會多年來的主流價值,精神上的控制更是政治管理的一種手段,稍微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不可能認同,但會同情。具體而言,對於演出的內容,政治、性、暴力的議題不太容易通過,但這其中還是有彈性空間的,端看創作者如何在舞台上表達這些議題。台灣因為有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能夠讓創作者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表達的,中國因為審批制度的屏障,創作普遍偏於保守,原創作品的豐富程度遠不及台灣,台灣作品的創意和多樣形式確實是很大的優勢,而且就內容而言,合適到中國演出且能夠通過審批的節目還是相當多的,在中國龐大的演藝市場裡,其實大有機會。

這幾年或許正處在大轉型時期,中國各方面的政策都朝向開放,文化政策雖也開放,但對精神層面的控制卻更趨保守,給人「打右燈向左轉」的矛盾印象。對於演出的審批,比起五、六年之前,這幾年來確實更嚴厲且更緊縮了,而審批制度對於演出而言,並不僅僅是內容的控制,影響更大的則是市場的規律。明明市場火熱,資源湧動,但沒有幾個節目能夠有充分的宣傳行銷期程去爭取票房,因為拿不到演出許可,不能宣傳,更不能售票。在台灣可以規劃三個月甚至半年期的宣傳期及行銷策略,在中國一概用不上,只能另謀出路。這是中國看似公開透明,實際上仍有眉角的審批制度對演出最大的阻礙與傷害。審批就制度面來說其實很單純,就是要保證這個社會上滿滿的正能量,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卻極為複雜。以下是三個台灣作品的案例,碰到的情況都不一樣,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看審批這件事。

洪荒之力,時不我予

1. 二○一二年九月,狂想劇團第一次來中國大陸演出,帶著《賊變》參加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演出前三天被告知審批未過,理由是劇本內容裡有殺人情節,因為北京在十一月將召開中共十八大,事前對任何聚眾的活動都極為敏感。這部戲,這個時間點,放在別的城市演出大概都沒有問題,但北京不行。審批沒過,不能開票,那演出怎麼辦?主辦單位倒是處變不驚,改成內部觀摩,意思是照常演出,不售票,邀觀眾免費看戲。結果是三場演出觀眾滿座,估計有些人是因為聽說審批沒過,來探探究竟。

2. 二○一五年五月,兩岸小劇場藝術節邀請莎妹劇團的《請聽我說》到北京演出,也碰到極嚴重的審批問題。北京市文化局審批處聘請的審評專家以劇本多不雅語詞,演出形式雜亂為理由,建議不要演出。按時送審,結論卻在演出前不到兩週才給出,演出箭在弦上,無法改變,只能寫封誠懇的說明信,託送審單位轉交審批處。結果審批處認真地重看一次視頻和劇本,劃了些不雅語詞要求修改,編導也極有智慧與創意地完全照意見修改,而且改出了出乎意料的絕佳現場效果,例如,多處罵人的兩字髒話改為「不雅的字眼」這五個字,演員噤聲唇動二字,舞台旁助演者加上音效說出這五字,全場觀眾心領神會,笑聲不斷。《請聽我說》二○○五年在青島演出,二○○九年在北京也演出過,按照中國二○一三年七月前的審批制度,之前演出過,而且拿到的是文化部的演出許可,之後在不同城市的演出應該不會有問題。但就在二○一三年六月,中國文化部下了一紙公文,自當年七月一日起,演出節目的審批權下放到地方。這本是德政,可以省掉不少審批文件在各單位旅行的時間,但同時也增加了審批結果的不確定性,因為不同評審專家的審美觀不一樣,不同地方政治敏感度不一樣,對台灣作品的態度也不一樣。

3. 二○一六年九月,創作社主導的兩岸三地四位導演合創合製作品《四情旅店》受邀到兩岸小劇場藝術節北京場演出。兩岸合創合製的困難在這個製作裡盡顯無疑。從中國方的編導演到台灣排練演出的行程安排就風雨不斷,作品的內容是什麼也從一開始就影響到他是否能出中國到台灣。創作者求好是本質,在演出之前推倒重來也無可厚非,但在中國的演出機制中就是個災難了。北京的演出是接續著台灣的首演,三個月前就送件審批了,只是內容一直不定,演出形式也一直在更新,加上沒有視頻資料,審批程式一直處於補件的狀態中。意料之中,開演前五天才拿到演出許可,隔一天正式開票,只能說用盡洪荒之力,但時不我予,票房慘澹可想而知。

《秦國喜劇》2017年7月6日在北京中間劇場首場試演謝幕,中間是編劇李靜及導演易立明。(徐昭宇 攝)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中國大陸作品受阻於審批的事例當然更多,以下是兩個最著名的例子。

1. 中國這七、八年來公認最好的原創戲劇作品《驢得水》和《蔣公的面子》不約而同地被建議不要在上海地區演出。起因竟然是二○一三年十月三日,《新民晚報》文藝版記者朱光女士的一篇專稿《戲劇應如何表現特殊歷史時期》中,對三部戲(另一部是余華小說《活著》的話劇版)的編導提出了他們應該對現實抱持慈善之心,帶給觀眾光明和溫暖。這樣的批評對於這兩部戲似乎都過度了,因為《驢得水》本來是因真實的社會事件轉化成黑色喜劇,而且也自知過不了審批這一關,所以就把場景和年代都放到了民國時期,因此順利上演;《蔣公的面子》則相反,民國時期的傳聞入戲,以古喻今。這兩部戲在各大城市,包括北京,演出不輟,且大受歡迎,但送到上海審批,總是被建議不要演。最近聽說《蔣公的面子》被准許在上海演出了,但導演放話不給當初禁演的理由絕不演(當然不會給,因為沒什麼理由)。這兩部戲的演出歷程都是當代傳奇,《驢得水》由小劇場拍成了電影,馬上成為全國知名的作品,舞台也從小劇場到中劇場到大劇場,到現在至少有五組不同演員在中國遍地開花地演出;《蔣公的面子》從學生學期報告的呈現到組成青年教師及學生劇團,純商業模式的操作,幾年之內演出已超過三百場,累積了可觀的收入,如今以台灣導演及設計製作成的3.0版更趨成熟,未來生命仍可期待。這兩部戲的成功都或多或少拜審批所賜的神奇反效果。

2. 最可惜的是受制於審批而悄然消失的,由李靜編劇、王翀導演的《大先生》。《大先生》是少見的意識流劇本,把魯迅在中國崇高無比的神壇上拉下,讓他在眾生之前真正地做一個人。戲從魯迅臨終前展開,讓他與心中最牽掛的那些人對話,而舞台上所有的人除了主角魯迅之外,全是偶。作者藉這部戲講人的生存狀態,更直白些,講人與自由。劇本在二○一四年拿到老舍文學獎,籌辦烏鎮戲劇節的文化烏鎮公司買下版權,二○一五年拿到國家藝術基金的補助,同年四月在北京國家話劇院首演。除了編劇特殊的視角及深刻的挖掘,導演善用了從台灣無獨有偶劇團學來的對偶的操作與應用,演出的形式讓觀眾眼睛一亮。《大先生》首演之後的評論一面倒地讚賞,前景看好。可惜,內容被人檢舉,「聽說」要大改劇本才能做第二輪的演出,後來又「聽說」被禁演,最後「聽說」國家藝術基金收回對此劇的補助,《大先生》從此消聲匿跡。目前在網路上仍流傳著這部戲首演期間的新聞和評論,但找不到它因何消失的蛛絲馬跡。李靜在《大先生》無疾而終之後又寫了一個劇本《秦國喜劇》,針砭當政者更為直白,試演兩場,在北京戲劇圈掀起另一波漣漪,但大家也心知肚明,這部戲是過不了審批的。

從《大先生》的例子,足以說明補助與審批是一體的兩面。由文化部主導的國家藝術基金(下簡稱基金)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卅日宣布成立,二○一四年六月一日開始接受申請,自二○一四至二○一七年四個年度,共補助表演藝術約一千五百個項目,總金額約十三億人民幣,規模可謂龐大。基金的成立對中國演藝生態有絕對的影響。首先,注入了大量資源的同時,創作力也被收編了,因為基金的背後是審批,不符合基金設定的題材、類型是拿丕到補助的;二是在二○一二勉強完成的國有院團轉企改制偉大工程,姑且不論成果如何,但因為基金的出現,這些院團又從本質上轉回老路,為黨國人民服務去了;三是民間的創作力被公有院團吸收以獲得基金的補助,真正的藝術創作力因而減弱;四是因為獲得基金必須達到演出場次的要求,使得劇場的資源被占用,進一步壓縮了真正藝術作品的展演空間;五是目前看來,基金並未對創作與生態環境產生良性的作用,但演藝產業人才的培養卻值得觀察,或許這會是整體生態翻轉的關鍵。

套句中國大陸的流行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家藝術基金所描繪的大同世界不會出現,因為事實證明,受到基金補助的演出節目大都難有市場競爭力。觀眾想要的是有創意吸引人的表達方式,而這正是台灣表演藝術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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