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們所居之地並非國家，而是語言。（We do not live in a country, we live in a language）」，這句出自羅馬尼亞哲學家蕭沆（Emil Cioran）之言，是劇評人柯迪維．薩尤（Octavian Saiu）三日講座中第二日工作坊「連結諸世界，連結眾文化─論全球公眾領域的戲劇批評」之開場白（註1）。的確，語言之界有時甚至比國界更嚴峻，它決定了我們個人的認知，更決定了文化傳承與知識建構，決定了作品的創作與詮釋——正如薩尤須以所謂「國際共通」的英語來介紹東歐劇場，正如三日演講不可或缺的口譯，正如訪談時一段小插曲：薩尤引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說明“Spectator”與“Audience”之差別（在此他強調的非字根視／聽差異，而是個人觀眾與集體觀眾的分別），我好奇地問著，葛氏當初的思考是基於波蘭文或英文呢？畢竟就我所知，中文並無特別強調這樣的分別。薩尤不可置信地說，所有語言都該有單複數的觀眾區分（這麼一說，中文寫作中「令人」與「令我」倒是時常混用的）。我苦無機會解釋我所居住的語言對於單複數的混用，或也反映著「個人是為了成就群體」的價值觀。但這短暫的爭辯倒證明了建構在語言上的文化翻譯／轉譯，自有其不可避免的落拍。

掌握已知承認無知  才能開始面對未知

於是，拿著不同語言護照的我們，如何成為薩尤於香港座談受訪時自詡的「國際評論人（global critic）」呢？（註2）這是我對薩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畢竟我們皆同意，再有學識的評論也不可能無所不知，特別是今日當我們以評論人的身分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戲劇體系甚至是跨界訓練的作品時，我們又有什麼立場掌握話語權？

近年與中國烏鎮藝術節合作密切，且長期關注日本劇場的薩尤以自身經驗回應：「我經常去日本，對日本劇場、傳統演出多少有點認識，但我從不會試著要了解關於日本傳統戲劇的所有一切，相反的，我會讓自己保有某些空間去驚嘆、讚嘆那些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所見，那些我無法完全理解的神秘。」並引用挪威劇作家喬恩．弗斯（Jon Fosse）之言：「我們全然了解的，就不再存在了。（that, which we completely understand, ceases to exist）」，強調全知就喪失了吸引力，劇場一定要有未知的神秘。在此同時，評論要能理解到自己理解力的界線。換句話說，掌握自己的已知，承認自己的無知，才能面對神秘的未知。

在已知與無知間的平衡點，正是評論得以施力的空間，這也是為何薩尤提醒著：「評論也是觀眾，只是是更有相關知識的觀眾。」（註3）一旦評論人忘了自身觀眾的身分，誤把自己當作真理代言人，以為自己有權力、有立場告訴其他觀眾「劇場是什麼」，抑或是告訴創作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則會讓評論陷入險境。「評論提出詮釋（interpretation）而非判決（verdict）。」這是薩尤的信念，「武斷的論斷不容討論空間，或許尚存在於十九世紀末或廿世紀初，但已非現在我們對於評論的期待。」現今的戲劇經驗，需要另一種對於評論的想像，不再受傳統所限制，更深刻也更複雜。

理解並貼近創作者  卻須避免成為創作者

「評論也是觀眾」，實回應於我就薩尤引用葛氏「劇場為演員與觀眾之相遇」的延伸提問。當然，這或也是薩尤心目中理想評論人的立場——儘管他也坦承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於評論人的定義與期待也有所不同。以此反思台灣現況，評論人在創作者與觀眾兩種身分間遊走，卻早已是見怪不怪的常態。薩尤並未分享同為「小國」的羅馬尼亞是否也有類似現象，倒是在一向侃侃而談的態度中閃現一絲猶疑：「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絕對答案，事實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捫心自問。」

評論人該不該是創作者？先不論評論倫理，這卻是另一個評論如何「找到平衡」的微妙處。「理想上，評論該知道所有的門派學說、潮流趨勢，但同時也得獨立於所有門派之外。」薩尤說。距離要夠近，才能夠懂劇場、夠愛劇場；但距離也要夠遠，才能保持觀眾立場。針對此議題，薩尤多次強調是他的個人觀點：「我反對評論太持續、太熱中地投入於某一團體或門派，最終與之成為一體，無法抽身……當你身為劇場創作者時，也背叛了你的觀眾身分。」只是，薩尤也明言「創作」如此迷人，讓評論人忍不住也想成為藝術創作者，唯只能提醒自己也能以評論的身分參與另一種創作。「理解創作者，貼近創作者，卻要抵擋心中那股成為創作者的誘惑。」是薩尤對評論身分的另一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