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臺北藝術節很不一樣。少了吸睛的大團、名家，多的是非典型的藝術展演，素人、藝術家、觀眾大家一起來的藝術活動。來自新加坡的策展人鄧富權刻意讓藝術節混淆過往清晰的二元定義，將界線含混，混亂致使未知，未知則帶來可能性，「作為一個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異，去關注個體跟時間、個體跟社群的互動。我想將素人的立場與多元的性格，包容進本屆藝術節中。」
今年臺北藝術節或許讓人有些摸不著頭緒——長達五個週末，各類表演者、酷兒、噪音製造者、雜耍者、視障、業餘愛好者和藝術狂熱者聚集在一起，觀眾除了前進中山堂狂歡馬拉松、與藝術家在酒吧喝一杯、坐上談判桌玩起金錢遊戲之前，還可以一起在「Think Bar共想吧」，想藝術、想自我身分重新界定與認同，想未來。
在廿屆臺北藝術節中的首位外籍策展人鄧富權眼中，台灣有著顯著的自我定位傾向：「或許這是源於歷史文化的因素，這造成國家、市民都有自我定義的思維。」
藝術／非藝術。藝術家／觀眾。專家／素人。日常／非日常。現在／未來。他以四條主線畫出藝術節輪廓——共想吧、前進中山堂、國際共製、年度典藏計畫，刻意讓藝術節混淆過往清晰的二元定義，將界線含混，混亂致使未知，未知則帶來可能性，「作為一個外者，我希望能提供差異，去關注個體跟時間、個體跟社群的互動。我想將素人的立場與多元的性格，包容進本屆藝術節中。」
「台北好多東西，我還在摸索。」摸索了一年餘，住所從台北東區遷移至雙連，此處傳統宮廟、早市、汽機車零配件老店與時尚辦公大樓混雜而居，怪異且難以捉摸的氣候也讓他小病不斷，對鄧富權來說，這種複雜、怪異是台北不容錯認的肌理，也正是台灣政治處境的縮影。
「我來自新加坡，也是島嶼。新加坡相比台灣，不該是個國家，畢竟你們還有天然資源，我們連水都沒有。來到台灣以後，我對『未來的生存』非常好奇。比如天氣。台灣的氣候永遠怪異，溫差大、大晴大雨，我因此經常生病。很脆弱、很危險，好像風一吹就會倒——台灣的政治環境似乎一直處在這樣的狀態。」
他以外部觀點，從住家環境、地域的天氣變化，觀看台灣的國際處境，「在觀察社會、藝術實踐中，我會從地域（local）的觀點拉到國際，台灣是一個micro，世界是macro，但透過台灣，我們能認同自己在全球的處境，去看見這樣的關係。下一屆藝術節我希望能帶出這樣的關係。明年開始，藝術節將朝向『亞洲未知』的方向進行。」
他透露，明年的主題為「複眼人」，取自吳明益的同名小說，「吳明益精準地捕捉了台灣整體的心理、歷史與未來的思維。我們將會從《複眼人》出發，拉出不同的軸線、主題來討論『未來』。」（註）
Q：請談談明年藝術節為何以「未來學」為主題？
A：目前我們談到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批判性設計（critical design）、環境設計（environmental design）這些呼應社會變化的概念與實踐，都在別的領域中有很進步的發展。我想的是，如何打開藝術的邊界，跟這些產業、領域產生對話。
今年初步提到社會與藝術的關係，接下來希望能跟不同領域、跟未知有些互動、參與。藝術不該存在於自己純粹的框架中，應該要跟社會有更密切的對話——這就是我所謂的未來學（Futures studies），未來肯定是有風險的，未來就是要新、要思辨（speculative）。我們得進入未知的狀況，沒有人知道前面是什麼，但希望讓跨世代、跨領域的藝術家共製，呈現出當下、具實驗性的作品。
Q：回來談談本屆臺北藝術節的群眾／素人參與。這些參與式、沉浸式作品相較於以往占了蠻大比例，請你先說說對參與式藝術的想法？
A：這類型的作品，最能達到功效的，是會先去設想參與者的身分。而非說，「嘿！我是藝術家，我已經先規畫、預想好一切，你要進入我的規畫中，達到我要的效果」。最優秀的藝術家在這種實踐中，只是先給出框架，設定好互動的條件，讓觀眾依著自己的身分與想像，甚至是過去的經驗，進入作品之中，產出關係。
這是為何我們要將藝術跟日常生活產生交集。這兩者在各自的領域中已是非常有活力的，我們不應該再給它們加上框架，這可能使彼此無法產生透明、開放的互動。
比如傑宏．貝爾（Jérôme Bel）的《歡聚今宵》GALA。傑宏．貝爾是法國當代最資深的編舞家，去年巴黎舞蹈秋天藝術節規劃了他的回顧展，將他的七個作品重演，他今年才五十四歲，就已經被定位為法國最重要的當代編舞家。這個作品在規劃之初就想到民主（demorcracy），在藝術空間中考慮到參與者身分，他設計的框架是允許參與，帶出參與者的身分，與呈現自我人的價值與品質。他去談在一個共存的時間中，如何帶出大眾的活力。而不是素人在所謂的「藝術標準」之下，就不該被看見，而是everybody can，他重新打散了藝術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