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
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林韶安 攝)
戲劇

透過舞蹈場域,重新容納邊緣

阿波舞的社會意義,是在故事裡經由戲謔、悲劇到昇華等循序漸進的手段,召喚被社會主流價值所賤斥的邊緣、低下與不入流者。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過阿波舞展開的全新場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滅,能同時擁抱過去與現在的狀態。

文字|張敦智、林韶安
第316期 / 2019年04月號

阿波舞的社會意義,是在故事裡經由戲謔、悲劇到昇華等循序漸進的手段,召喚被社會主流價值所賤斥的邊緣、低下與不入流者。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過阿波舞展開的全新場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滅,能同時擁抱過去與現在的狀態。

躍演x 52 PRO!《阿波之音》

2/23  台北 華山文創園區烏梅劇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現兩種截然不同思考:一是以天皇制為軸心,忍受停戰命令帶來的屈辱,同時又感恩天皇此舉對國民所帶來的恩賜。第二,是反對崇高純潔的自我想像,高聲呼籲社會應該「墮落」,來直面現實處境的聲音(註)。前者反映出日本國民與國家間的扭曲關係:在國家精神象徵「天皇」的意志下,失敗與羞恥透過停戰令加諸人民;同時,天皇卻又矛盾地,以神聖救世主的姿態,將人民從戰爭中解救出來。因此,面對由天皇降下的恥辱,日本國民仍持感激的心情,透過忍耐與崇高的道德精神,修煉自己的美德,好從戰後的頹勢裡穩住自我與天皇的價值。這樣的思考脈絡,其既矛盾又緊密嵌合的元素,共同指向了美好的自我與國家想像。這份想像從最大的國家尺度到最小的個人尺度,被深深連結起來,形成一堵絕對的心理防禦。因此,所有痛苦、殘缺與不合理,最後都被籠罩上一層閃閃發光、輕巧可人,卻無助於現實的美麗面紗。

然而事實在保守派眼裡,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社會醜聞層出不窮,包括寡婦再嫁、軍人從事黑市交易等,道德敗壞的風氣扶搖直上。在這樣的現象與上述道德精神呼籲的矛盾間,第二種呼籲「墮落」的批評出現。這種想法主張:應該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痛苦,才能發現人性最深沉、直接的需求,因此得到具有建設意義的「進步」。舉例而言,在國家規模的論述裡,農村總是被賦予相對於城市「純樸」的形象。但呼籲墮落的一方認為,農村實際上卻充斥排他心理、逃稅、謊報戶籍等現象。而這些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透過墮落通往的誠實,才能被真摯地處理與面對。

《阿波之音》的時代背景,正被放在與上述相同的時空脈絡之中。

劇情中男主角橫山武一的母親既同時是傳統藝術「阿波舞」名家,又迫於現實必須賣春維生,遭受鄙夷眼光,這與以上保守派所看見的「敗德」景觀是一體的。然而,劇中的阿波舞作為傳統民俗舞蹈,卻從其根本精神接受這一切,並在全劇篇幅裡循序漸進地向觀眾展示它的意志。它又叫傻瓜舞、阿呆舞,民謠歌詞中反覆高唱:「跳舞的傻瓜和看跳舞的傻瓜,同樣都是傻瓜不一起跳舞太吃虧了!(踊る阿呆に見る阿呆、同じ阿呆なら踊らにゃ損損)」歌詞的呼籲,其實等同上述的墮落:所有人都被拉進傻瓜光譜後,因此無所顧忌;也因為無所顧忌,所以儘管狼狽,卻可以對彼此誠實。

包容現實的無奈不堪,接納恥辱的舞蹈場域

誠實並不一定是美好,它也可能揭示不堪與荒涼。編導在劇情裡縝密地透過不同角色,重複阿波舞能作為一切殘缺歸宿的事實。首先,劇情開頭指出武一母親身為阿波舞名家,卻同樣也是賣春婦。此時,阿波舞元素被和「賣春」的負面標籤並列,成為矛盾的存在。這是全劇開頭與前提。故事以此懸置為起點,展開一系列劇情。接著,故事重心轉移到伐木廠,漸漸切入因帳目不清引發的爭議之中。這段過程裡,具有輕度社交障礙的年輕男子總在眾人嬉笑怒罵過程裡,因為覺得過於丟臉、難以回應現實,因此練習阿波舞,躲進自己的世界。在這看似喜劇、浮誇的橋段,編導持續帶來的訊息,是阿波舞不斷接受了對現實而言,難以消化的一切。年輕男子雖然在言談間感受卑微,卻可以因為阿波舞而重回自在的世界。而這樣的展示過程,與伐木場爆出自盜事件的發展並行。

因此,當劇情最末,當所有懸疑都將全面解開時,阿波舞作為現實之延伸,其可以接納一切的場域性質,已經在所有喜劇環節被無數次重複、演示過了。其清楚、堅固的性質,也讓劇情走到此處時的阿波舞,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堪:那就是伐木工人監守自盜、不惜縱火的罪惡。當經過懺悔的工人,答應要永遠待在伐木場贖罪,並再度回到工作場合中,他透過阿波舞與大家打成一片。經過反省的罪行,以更深入劇情脈絡的悲劇形式,再度被納入阿波舞的場域之中。

最後,阿波舞才正展開其歷史任務,這個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劇本開場時所埋下的起點。當阿波舞已經向觀眾展示,它可以包容現實產生的各種無奈,包括自閉、賭博與偷竊,那麼原先被懸置起來的賣春婦身世,也可以被包容。於是,戲劇的結尾,以女性身體演出的阿波舞,第一次出現在舞台。它不僅代表視覺意義的上場,同時也是哲學與社會學意義上,終於可以被直視、接納的狀態。在劇情的堆疊與說明下,此刻武一母親的上場,得到了觀眾歡聲雷動的鼓舞與喜愛。而她的身世並沒有被抹滅,而是隨著劇情推進,漸漸地觀眾理解,其實所有看似恥辱的,早就被阿波舞全然接納了。而在座的自己,只是事後加入了這個行列而已。

歡迎傻瓜的舞蹈,呼喚著被權力推到邊緣的人

這是《阿波之音》真正的創作意圖。從二次大戰後的歷史背景出發,接受當初迫於現實所產生的無奈。編劇選擇女性之不義處境,這種最艱鉅的事件作為代表,扭轉包括內向、偷竊在內,相同脈絡中的所有過去。從以上情境出發,不難想像這齣戲深刻挑戰的社會價值與歷史評價,在道德感至今極強的日本,所具備的歷史正義意圖。民謠中一起當傻瓜的呼籲,其實就是那呼籲社會「墮落」的聲音。而阿波舞作為傳統文化代表,並不象徵原始、鄉土與純樸——事實上,「純樸」正是本劇價值光譜所堅決反對的美化觀念——而是「傻」所包裝起來,人類處境的墮落、真實與包容。

戲劇的力量因此產生。阿波舞的社會意義,是在故事裡經由戲謔、悲劇到昇華等循序漸進的手段,召喚被社會主流價值所賤斥的邊緣、低下與不入流者。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過阿波舞展開的全新場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滅,能同時擁抱過去與現在的狀態。戰後日本以天皇為起點,選擇性將難以受忍受的事物(如戰敗)美化、崇高化;又高舉道德,來穩固自我價值,順便貶低了現實中許多落入不得已處境者的狀態。《阿波之音》融合批判的視野,與和諧的態度,重整了這樣的社會秩序。而這齣戲在能日本以外的地方引起觀眾振奮,也說明了相似情感結構與處境,並不僅限日本。將眾人不斷透過美好主流論述集結起來,並將不符合條件者往外推開、消滅,這樣殘酷的結構,是人類從歷史至今,持續共同面對的問題。

註:相關論述請參考:《墮落論》,坂口安吾 著,鄭曉蘭 譯。台北市:麥田。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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