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舞的社會意義，是在故事裡經由戲謔、悲劇到昇華等循序漸進的手段，召喚被社會主流價值所賤斥的邊緣、低下與不入流者。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過阿波舞展開的全新場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滅，能同時擁抱過去與現在的狀態。
躍演 x 52 PRO!《阿波之音》
2/23 台北 華山文創園區烏梅劇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現兩種截然不同思考：一是以天皇制為軸心，忍受停戰命令帶來的屈辱，同時又感恩天皇此舉對國民所帶來的恩賜。第二，是反對崇高純潔的自我想像，高聲呼籲社會應該「墮落」，來直面現實處境的聲音（註）。前者反映出日本國民與國家間的扭曲關係：在國家精神象徵「天皇」的意志下，失敗與羞恥透過停戰令加諸人民；同時，天皇卻又矛盾地，以神聖救世主的姿態，將人民從戰爭中解救出來。因此，面對由天皇降下的恥辱，日本國民仍持感激的心情，透過忍耐與崇高的道德精神，修煉自己的美德，好從戰後的頹勢裡穩住自我與天皇的價值。這樣的思考脈絡，其既矛盾又緊密嵌合的元素，共同指向了美好的自我與國家想像。這份想像從最大的國家尺度到最小的個人尺度，被深深連結起來，形成一堵絕對的心理防禦。因此，所有痛苦、殘缺與不合理，最後都被籠罩上一層閃閃發光、輕巧可人，卻無助於現實的美麗面紗。
然而事實在保守派眼裡，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社會醜聞層出不窮，包括寡婦再嫁、軍人從事黑市交易等，道德敗壞的風氣扶搖直上。在這樣的現象與上述道德精神呼籲的矛盾間，第二種呼籲「墮落」的批評出現。這種想法主張：應該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痛苦，才能發現人性最深沉、直接的需求，因此得到具有建設意義的「進步」。舉例而言，在國家規模的論述裡，農村總是被賦予相對於城市「純樸」的形象。但呼籲墮落的一方認為，農村實際上卻充斥排他心理、逃稅、謊報戶籍等現象。而這些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透過墮落通往的誠實，才能被真摯地處理與面對。
《阿波之音》的時代背景，正被放在與上述相同的時空脈絡之中。
劇情中男主角橫山武一的母親既同時是傳統藝術「阿波舞」名家，又迫於現實必須賣春維生，遭受鄙夷眼光，這與以上保守派所看見的「敗德」景觀是一體的。然而，劇中的阿波舞作為傳統民俗舞蹈，卻從其根本精神接受這一切，並在全劇篇幅裡循序漸進地向觀眾展示它的意志。它又叫傻瓜舞、阿呆舞，民謠歌詞中反覆高唱：「跳舞的傻瓜和看跳舞的傻瓜，同樣都是傻瓜不一起跳舞太吃虧了！（踊る阿呆に見る阿呆、同じ阿呆なら踊らにゃ損損）」歌詞的呼籲，其實等同上述的墮落：所有人都被拉進傻瓜光譜後，因此無所顧忌；也因為無所顧忌，所以儘管狼狽，卻可以對彼此誠實。
包容現實的無奈不堪，接納恥辱的舞蹈場域
誠實並不一定是美好，它也可能揭示不堪與荒涼。編導在劇情裡縝密地透過不同角色，重複阿波舞能作為一切殘缺歸宿的事實。首先，劇情開頭指出武一母親身為阿波舞名家，卻同樣也是賣春婦。此時，阿波舞元素被和「賣春」的負面標籤並列，成為矛盾的存在。這是全劇開頭與前提。故事以此懸置為起點，展開一系列劇情。接著，故事重心轉移到伐木廠，漸漸切入因帳目不清引發的爭議之中。這段過程裡，具有輕度社交障礙的年輕男子總在眾人嬉笑怒罵過程裡，因為覺得過於丟臉、難以回應現實，因此練習阿波舞，躲進自己的世界。在這看似喜劇、浮誇的橋段，編導持續帶來的訊息，是阿波舞不斷接受了對現實而言，難以消化的一切。年輕男子雖然在言談間感受卑微，卻可以因為阿波舞而重回自在的世界。而這樣的展示過程，與伐木場爆出自盜事件的發展並行。
因此，當劇情最末，當所有懸疑都將全面解開時，阿波舞作為現實之延伸，其可以接納一切的場域性質，已經在所有喜劇環節被無數次重複、演示過了。其清楚、堅固的性質，也讓劇情走到此處時的阿波舞，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堪：那就是伐木工人監守自盜、不惜縱火的罪惡。當經過懺悔的工人，答應要永遠待在伐木場贖罪，並再度回到工作場合中，他透過阿波舞與大家打成一片。經過反省的罪行，以更深入劇情脈絡的悲劇形式，再度被納入阿波舞的場域之中。
最後，阿波舞才正展開其歷史任務，這個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劇本開場時所埋下的起點。當阿波舞已經向觀眾展示，它可以包容現實產生的各種無奈，包括自閉、賭博與偷竊，那麼原先被懸置起來的賣春婦身世，也可以被包容。於是，戲劇的結尾，以女性身體演出的阿波舞，第一次出現在舞台。它不僅代表視覺意義的上場，同時也是哲學與社會學意義上，終於可以被直視、接納的狀態。在劇情的堆疊與說明下，此刻武一母親的上場，得到了觀眾歡聲雷動的鼓舞與喜愛。而她的身世並沒有被抹滅，而是隨著劇情推進，漸漸地觀眾理解，其實所有看似恥辱的，早就被阿波舞全然接納了。而在座的自己，只是事後加入了這個行列而已。
歡迎傻瓜的舞蹈，呼喚著被權力推到邊緣的人
這是《阿波之音》真正的創作意圖。從二次大戰後的歷史背景出發，接受當初迫於現實所產生的無奈。編劇選擇女性之不義處境，這種最艱鉅的事件作為代表，扭轉包括內向、偷竊在內，相同脈絡中的所有過去。從以上情境出發，不難想像這齣戲深刻挑戰的社會價值與歷史評價，在道德感至今極強的日本，所具備的歷史正義意圖。民謠中一起當傻瓜的呼籲，其實就是那呼籲社會「墮落」的聲音。而阿波舞作為傳統文化代表，並不象徵原始、鄉土與純樸——事實上，「純樸」正是本劇價值光譜所堅決反對的美化觀念——而是「傻」所包裝起來，人類處境的墮落、真實與包容。
戲劇的力量因此產生。阿波舞的社會意義，是在故事裡經由戲謔、悲劇到昇華等循序漸進的手段，召喚被社會主流價值所賤斥的邊緣、低下與不入流者。以歡樂形象出現在舞台上，高喊歡迎傻瓜的舞蹈，實際上是在呼喊所有被權力推擠到邊緣的人，來這裡恢復自己的價值、與「人」的身分。遭受不平等待遇者，透過阿波舞展開的全新場域，因此能重返平等，且不必自我抹滅，能同時擁抱過去與現在的狀態。戰後日本以天皇為起點，選擇性將難以受忍受的事物（如戰敗）美化、崇高化；又高舉道德，來穩固自我價值，順便貶低了現實中許多落入不得已處境者的狀態。《阿波之音》融合批判的視野，與和諧的態度，重整了這樣的社會秩序。而這齣戲在能日本以外的地方引起觀眾振奮，也說明了相似情感結構與處境，並不僅限日本。將眾人不斷透過美好主流論述集結起來，並將不符合條件者往外推開、消滅，這樣殘酷的結構，是人類從歷史至今，持續共同面對的問題。
註：相關論述請參考：《墮落論》，坂口安吾 著，鄭曉蘭 譯。台北市：麥田。2014。
文字｜張敦智 劇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