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晚輩常說，少見哪個演員如朱安麗如此全方位，有武旦的功，花旦的唱，再看現代劇場裡她如何學習「空」的表演。褪下旦角衣裳，朱安麗幾度回到她的泰雅部落，其中一次守在外婆床前，見她衰老虛弱的身子，張口想以母語問候，卻支吾半天潰不成句，連外婆留給她的話都是經大姐解釋才知曉：「她說妳是個忘本的孩子。」

朱安麗身上烙印著兩個十年，一是她十歲前住在山中的童年時光，一是她進劇校後的練功生活，前者是她的骨，後者是她的魂，二者的結合使她總像個內心住著老靈魂的孩子。

「十歲前在山上完全就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上小學的時候，有些路根本還沒開發，我們得用爬的才能到，一走就是五十分鐘。」朱安麗用「無憂無慮」形容人生最早的十年。雖是，也約莫就是在這年紀上下，家中大姐病危，小弟即將出生，父親把所有力氣花在「拯救」長女，母親則因待產無暇分心家務。她回憶道：「我去劇校的原因很簡單，當時家中的經濟沒辦法養四個孩子。」

十歲那年許多事情都是慌忙中完成的：第一次下山到台北面試、於開學前三天收到錄取通知……山林的孩子一夜間被迫獨立出走，交給陸光劇校受軍事化訓練，徹底被保護在學校日日練功，迎來生命中最重要的下個十年。

此後，她一年回家的總數不超過廿八天，父母來校探望的次數更不超過十次。多次寫信向父親表達想放棄現在的生活，往往只收到「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十字回覆，牙一咬只好繼續踩蹺站磚，朱安麗口中的「老靈魂」就是被這麼耗出來的。

燒了翹，丟了磚  差點連角兒也不要

「我當時對京戲一點愛也沒有，畢業以後就把蹺給燒了。」朱安麗聊起此事有些俏皮，又有些遺憾年輕時的衝動，解釋道：「那蹺是李國修的爸爸做的，後來再也買不到了。」她以為燒了蹺，就表示能回頭成為十年前那個山林孩子，還能隨意選擇人生，沒忘記熱愛自由才是本性。放棄的念頭那些年始終盤旋在她心中，隨著兩岸關係鬆綁後，大量中國的京劇影音資料來台，她看見如「神話」般的功藝，其美學高度彷彿努力一輩子都不可能觸及，又一次重擊她的心。

陸光劇校畢業，第一年實習薪水每月一千八，第二年正式入團薪水也不過八千，務實的父親看不下去，勸她回來當公務員。朱安麗說她並不真的排斥，心想當公務員也沒什麼不好吧？一邊這樣想呀，一邊與同學自發性地跟當時來台的京劇名小生馬玉琪老師學戲，持續求精求好，改行一事便擱在她心中遲遲沒去兌現。不料日後這女子非但沒回覆父親的公務員建議，竟爾轉行花旦，多給自個兒挑了個活。

朱安麗最初憑矯健的身手專攻武旦，隨團勞軍演出不斷，非常操勞，原因之一是武旦所需的能量耗神耗力，另外則談到團裡不成文的規定，她說：「武戲有四個下把，也就是四個拋槍的人，要跟武旦齊力合作。嘿，這四個人是不是一個都不能得罪？我輩份最小，又得客客氣氣地請他們在下戲的時間再跟我練會兒，實習時我薪水才多少？還得買些飲料啦點心給他們……」朱安麗談起這段往事，神情打趣，卻又真真切切明說這股壓力。

而她好學，除了邀前輩練戲，也經常在後台聽學姐唱花旦，跟著自個兒練起來。「說起畢業以後第一次能主演的花旦，那也是很巧。演《百鳥朝鳳》的學姐當時懷孕，演出前三天有小產前兆，當即送回台北靜養，老師隨手一指就要我上去頂替。」有句老話不是這麼說的嘛：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聽來俗套，實際發生的時候是如此急迫逼真，靠私下訓練的她硬著頭皮上台，從三分生七分熟，一路唱了百百場。

一九九○年她隨當代傳奇劇場至英國演出改編莎翁的《慾望城國》，在異地舞台漸漸正視自己的價值，她說：「在那之前，本來是難以啟齒說我是演員。」這些年的演出經驗匯集成一個里程碑，使她不再妄自菲薄，至此終於發現，她為何無法回應父親要她改行的期盼。

「那十年訓練的確痛苦，可是這苦已經在我體內產生質變，心裡住了一個傳統戲的老靈魂，再沒辦法說走就走。」朱安麗對「自由」的定義至此徹底顛覆，表演不再是綑綁她的牢籠，而是能夠穿脫進不同角色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