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這兩個月來，布拉瑞揚拍起了YouTube影片，原預計今年四月於台北國家戲劇院首演的《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進入台東都蘭阿美族部落進行田調，他拍舞者們半夜海邊採集、上山射擊、採藤的Pakalungay（巴卡路耐）移地訓練，拍他們作為學習者在太陽和雨中認真聽講與實作，也拍他們都市身體攀爬山路的手腳不協調。鏡頭後，編舞家被逗得很樂，呵呵笑到喘不過氣，字幕打上「都市原住民，可不可以」，戲劇系畢業的排灣族舞者許培根斜斜地站在山坡，手持鐮刀，戲很足地一個扭身說：「我就是山地人！」

編舞家拍影片，也自己剪輯、上字幕，「想告訴大家，我們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做出這樣的作品。」他的手機裡，還存有大量的舞者們影片、照片，他們吃飯、唱歌、跳舞、學習，漂亮的、狼狽的、開心的、疲累的日子，「是生活決定帶我們去哪裡，」布拉瑞揚說：「生活的呈現，也分享我們的面對。創作當然有瓶頸，生活不可能每天高潮迭起，總有平淡。」

但他清楚記得五年前高潮迭起的兩天，那是「回家」的起點。「一月八日看場地，二月十四日舞者徵選，廿七日舞團完工。」他沒有停頓地背誦出每個日期，二○一五年二月廿七、廿八日布拉瑞揚舞團於台東糖廠一幢黑色庫房「開門」：「好不可思議，我有想法，但沒有計畫，就突然看一個空間，下了決定。沒有錢，也要租，傻傻的。」

他形容這條返家路如奇幻之旅，有太多具名與不具名的人不計酬勞地協助清掃、煮食、填補成立舞團的資金缺口，「太多這些人的手、語言……當時是每天工作、過日子，並不浪漫，但那一天『報開門』真的發生，那一個半月的旅程太……只覺得人生怎麼會這麼美好，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人跟人好密切、好貼近，沒有為了幹嘛，就只是來幫你。開門了，胡德夫老師、安溥來義演唱歌，所有人進到這個空間……那是快樂嗎？」他不確定那五味雜陳該如何用言語定錨，「我感激，一直哭。到了晚上，還有人不願意離開，唱唱跳跳……不可能一直開門，但我好珍惜那兩天。」

遲來的「長大成人」  將舞蹈扎根到生活與文化裡

那兩天，也是布拉瑞揚作為創作者「長大成人」的通過儀式。

這位四十八歲的排灣族編舞家生於台東嘉蘭部落，是家中備受寵愛，天塌下來都有人頂著的么子。他自白：「我被疼愛很久，不斷被長輩、老師照顧，成人了好像還保持著孩子的狀態。」直到成了團，成為「家長」，「開始帶團，有了責任，現在是我必須要伸出那隻手，我所有的生活開始被這群舞者牽動。我現在比較不會那麼固執，不再認為事物必須要怎樣……跟年紀無關，好像是環境，我以前比較『暴力』，現在心比較開放了，也比較……會笑了吧。」他自嘲，「這是長大嗎？也太老了吧！現在才『長大』。」

性情與命運約莫是一個概念的兩個名字。布拉瑞揚十二歲決定要「成為林懷民第二」開始跳舞，十五歲離家，都市求學，接著往全世界的舞台跑，單純地認定了舞蹈後，就沒再回過頭。舞者高旻辰回憶他高中時期，布拉瑞揚曾帶他們排舞，有時脾氣一來，鼓棒就丟了過來，「我們連掃墓也不能回家，得留下來排舞，當時我真的非常討厭他！」

命運有無數讓人陷於孤獨並找回自己的方式。很長的一段時間，布拉瑞揚致力讓自己抹除部落口音，武裝黝黑深邃臉孔，將部落與文化拋在腦後，以舞蹈求名，把身分認同的障礙壓在心底最私密的角落，一「ㄍㄧㄥ」就是廿三年，但那裂痕依然無計可施地在生長、在流血。

「我以前非常緊繃，隨時都會暴怒，只要我覺得自己被侵犯，我不用一秒就會回擊，當年一起相處的舞者都害怕我早死，可能被謀殺。」布拉瑞揚語氣平淡地回憶：「像是開車，只要有人叭我，我會立刻反擊，馬上煞車，弄他一下就走，即便是砂石車，被我載過的舞者都嚇死。現在不會了啦，被叭，就讓。這是最大的改變，不那麼衝了。」

後來，他總說是祖靈（vuvu）引路，讓他遇見原舞者、聽見桑布伊，催促他放下過去以舞蹈決勝負的評價包袱，回家「找自己」，放下成敗得失，有了自由，也有了一群缺乏舞蹈技術，但真實淳樸，部落祭典一定要回家的舞者們。

現在，舞團每年七、八月都放假，行程表滿滿是舞者們回各自部落參加祭典的假單，那個生命中曾經只有舞台，只想跳舞，過年、掃墓、豐年祭皆可拋的編舞家，也跟著走進了那些過去刻意遠離的文化，他說：「在那個階段我沒有太多別的干擾，很幸福，但也很可悲，好像現在才變回了『正常人』，從結果來說。」

「我不喜歡走路，不喜歡唱歌，不愛曬太陽，曾經害怕海……好像我沒有的，都在他們身上發生了。」布拉瑞揚細數舞者們相異的個性、稜角，談他們的現在，跟可能的未來，面對彼此的相異，他們互相學習，要將舞蹈扎根到生活與文化裡。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等哲學的終極命題，也成為近年布拉瑞揚創團以來不斷歸返的主題。

在世上，最讓人畏懼的也正是通向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