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說清楚的是，當一個作品尚在發展階段，評論者難以給出評價，以至於演後座談從一個論斷的終結時刻，變成一種不斷的討論過程；當最具毀滅性的批評都有可能在下一階段質變為建設性，甚而變成作品的一部分；當觀眾參與和回應（response）得愈來愈多，作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是否變得愈來愈模糊呢？
「喂，你上次寫的那一篇，怎麼看起來沒寫完哪？」這是吳思鋒對我在八月號本專欄上寫的〈過程的批評〉的批評。那是我對於某次演後座談的一篇速寫，起因於一個念頭：演後為什麼一定要談呢？可能作品太神，而所謂感動，經常是更長時間地令人感覺詞窮，所以好的好評難得一見；也可能作品太爛，爛到令人難為情，所以好的負評也難得一見。總之，演後不談，沉默可能正是最豐富的回響。
可是階段性呈現、發展中作品、實驗計畫，照例都有演後座談。今年臺北藝術節的「共想吧」突變，改成大家移往大廳自己享用茶點自己談，social的性質大於交流想法，老實說，我都有點失落。那到底在期待個什麼呢？期待創作者多談一點構想，觀眾多分享一些意見，好讓問題被釐清，如果我們還懂得發問的話。因為作品呈現的是它的階段性，演後座談就不是談而是創作的一部分了，很可能從眾人的言談就此展開下一階段的前置作業，於是我們永遠不在「演後」。
這是為什麼，我在該篇文章中試圖指出，當創作變成一種階段性呈現化的創作，批評也隨之變成一種戲劇顧問化的批評，批評與創作在同一個生產過程內部滾動。這就牽涉到思鋒說我語焉不詳的第一點。
問題作為責任
我沒說清楚的是，當一個作品尚在發展階段，評論者難以給出評價，以至於演後座談從一個論斷的終結時刻，變成一種不斷的討論過程；當最具毀滅性的批評都有可能在下一階段質變為建設性，甚而變成作品的一部分；當觀眾參與和回應（response）得愈來愈多，作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是否變得愈來愈模糊呢？許多人可能要一笑置之，從來沒有任何人在哪怕是最踴躍參與的階段性座談會上，忘了導演或編舞家是哪位，但我要說的是，我也真的很少在哪怕是觀眾回應最稀疏的QA中，見識到一位創作者提出充分的論述為他的作品而辯。
再說一次，藝術家本來是有權保持沉默的，前提是作品已經完熟了，作品比作者更好地表達了他的能說與不說。但階段性呈現不是，作品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見的情況下，是創作者主動發出了觀看的邀請，我認為，若是這樣的話，作者的論述能力責無旁貸。挪用周伶芝也是在上一期本專欄的說法，作者有其責任，為了他因階段性呈現而延遲完成的「晚熟風格」而辯。否則，被邀請來像戲劇顧問團一樣給建議的觀眾，從何問起呢？
所以，拜託拜託，在這類演後座談裡，請不要再用「大家有什麼問題？」當作開場白。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作者是否勇敢地面對了某個難題，我們必須先知道作者在一個問題上艱難地走了多遠，這樣才能讓未完成，成為對話的可能。
公共性與美學
思鋒知道我很少上網，好心寄給我幾條對於拙文回應的連結，其中，吳孟軒發表在香港IATC網站上的〈評論的定位困難與失能〉也批評了我的批評，我很謝謝她，因為批評來自細讀，我對自己可能都沒讀得那麼仔細。但是我並不同意她的批評。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吳孟軒認為，評論不但沒有因為被內化為製作流程的一部分，而喪失其獨立性格，不，正是因為劇場的表演與評論從來就是與更大的社會生產機制、公部門和私人機構相互依存，身在其中的評論人反能更有經驗基礎地透過書寫，在整個生產關係內外進出。作者並援引巴爾梅（Christopher B. Balme）的《劇場公共領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指出評論的對象不該縮限在劇場內的美學體驗，而應該向外看到劇場作為一個公共領域，對於身分認同、族群衝突、言論自由等公共議題所造成的影響。
問題是，今天的劇場圈，不正是那些談論疫情、轉型正義、性別認同、生態危機等公共議題，跨機構跨領域的階段性呈現或完成品，得到最多的評論，有時候還外加留言串嗎？而這些評論當中，有絕大部分談權力關係、觀眾反應、職人與素人等等，談得都很公共，談得最少的剛好是巴爾梅判定為不公共的美學。說到這裡，前面提到作者的責任，我們實在太常看到很公共卻無美學的作品，這之中肯定有評論者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