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被草原養大的編舞家桑吉加，帶著舞蹈作品環遊世界，二○一八年推出作品《茫然先生》——改編自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小說《書房裡的旅人》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將書裡那座被監控著的小房間、受到重重規範的情景畫面，躍然舞台。

二○一八年於香港首演時，他打破鏡框式舞台，讓觀眾於四面移動，使舞台上的舞者恍若正被多雙眼睛「監控著」；於此同時，又加入了數十台攝影機，對準舞台，讓觀眾可以自由選擇自己能看見的角度與畫面，「因此，很多觀眾都看反覆看了兩、三場，次次都是不同的體驗，有些人甚至會覺得看到全然不同的表演。」桑吉加說。

二○二○年《茫然先生》再次重演，這一回舞台已回歸至傳統的劇場空間，觀眾不再能隨心所欲地移動，空間大幅度改變，卻不離「監控」的本質。「舞台上將有垂下簾幕擋著舞者，單面的凝視，有那麼一點審訊室的味道。」桑吉加說。

若說首演場的「茫然」是為還原了當代社會的縮影，還原那些司空見慣的監控、並回應社會上的「茫茫」眾生；那麼今年度的《茫然先生》，歷經防疫之年，無數人首次經歷著被隔離、禁止出戶等規範。對於監控之感，恐怕是前所未有地、往更深一層的體會前進了。 

線上會議系統，給予「茫然」新點子

開演在即，桑吉加這次的排練形式很不同，到香港的第一站並非到排練場報到，而是入住酒店，開啟他為期十四天的隔離，他說：「過去很難想像，沒有罪的人為什麼要被關在一個小房間呢？」這波全球性的疫情大幅度地改變了街道的景色，改變了人的生存樣貌，當然也改變了藝術家的排練方式。

沒辦法直抵排練場，便藉由視訊會議來進行指導——過去可能有諸多藝術家沒發現這回事：觀看螢幕上的畫面，與觀看鏡框式舞台，感覺竟如此相似？但是更有趣的是在螢幕上「發話者」的呈現狀態：許多以ZOOM作為線上會議的使用者，會發現一件事，發話者的頭像在發聲那一刻放大。

這件事情給了桑吉加一個靈感，既然今年的《茫然先生》失去了四面式舞台的特殊之處，無法讓人「選擇」所欲觀看的內容，他乾脆效仿ZOOM的使用方式，讓每一刻的「焦點舞者」，被鏡頭放大，呈現於舞台之上。

雖是舊作，卻因為這畫面上的技術性反轉，不只別開新意，且恰能撞觀眾心裡，撞進他們在這紛紛擾擾的二○二○年、不得不習慣線上軟體而重啟的生活。 

舞台上的鏡頭，新「語言」的使用

《茫然先生》絕非桑吉加第一次使用攝影畫面，這幾年來他在不同作品中不斷嘗試著鏡頭語言，「我一直對攝像很感興趣。身為一個創作者，不斷嘗試以不同的意象去做結合，了解出口在哪裡，才能夠將我們的想法傳出去。平常看的影像是一回事，但若將影像放在舞台上，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首次於舞台上加入影像，是二○○九年的《那一年．這一天》，本作讓他獲得香港舞蹈年獎中獲頒「最值得表揚編舞」及「最值得表揚製作」的殊榮。桑吉加從那時候就知道，自己非常熱中於使用「現場錄影」的畫面，而非預先錄製好的作品。

《那一年．這一天》以錄影來呈現記憶的碎片：「假如我們錄下的畫面，一個時刻裡有廿五個畫面，那我從中抽掉十格，跳躍式的撥放，就會產生有趣的互動。」他以此比喻：同樣的事物，在人的記憶裡經過不同的催化以後，所留下來的片段各有不同。

延續了十來年，桑吉加仍在尋找舞台與影像結合的新可能。二○一八年的《茫然先生》則絕對是他使用最多攝影機的一次，數十個鏡頭聚焦舞台，舞者像是無法脫逃的獸，像是要逼出他們身上那股茫然感身後的恐懼與無力，在舞蹈中釋放，毫無不留地傳達給觀眾。 

茫然世事，不停止探問

若說每個創作者都有屬於自己的核心命題，那麼桑吉加的核約莫就是「人與記憶」了。為此，他始終在探索、追尋著人的生存方式，從記憶挖掘，也從整體社會流露的情感裡去共感體會。

至於回到個體身上所感受到的「茫然」，對這個在社群媒體瘋狂地暴露自己的蹤跡、網絡四通八達的年代，我們活得更加便利，卻也因而更加茫然迷惑。現代人受惠於科技影響之深，對其熟悉程度自是不在話下，然而愈熟悉的事物，是否讓我們反而深陷其中無法抽身呢？

這個問題，創作者不負責給答案，而是喚醒觀者的感知。面對無遠弗屆的科技，及彷彿同樣無遠弗屆的「監控感」，桑吉加說：「你說要感同身受，這不難做到，但我們要問的是：你說（被）監控也好、（被）局限也好，我們的無助感是不是太多了？」語畢，桑吉加苦苦一笑，像是把自己也活成了茫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