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行政法人設置，任務及營運有法律規範，「公共性」之於牯嶺街小劇場，更多的是自發性的期許。宗旨上，明白將自身歸位於「前衛的表演藝術」、「實驗的跨界藝術」、「創意的形式藝術」，「並於逐漸穩固的狀態中，促進時代精神的匯聚、互動、發聲，以展現真正的文化公共性」。至於牯嶺街小劇場的館長姚立群為劇場的公共實踐所下的關鍵字則是：思潮、台灣劇場、融合、藝術行動。
地坪100坪，建坪60坪的牯嶺街小劇場，距離總統府等政府機關，僅有不到兩個公車站的距離。在戒備森嚴的機關館舍旁，成為反動和突破的根據地，或也正代表對於公共性的思考，不能只有來自規訓者的聲音。場地小，座位數少，可以是先天的票房限制，也可以是實驗上的優勢。
相對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行政法人設置，任務及營運有法律規範，「公共性」之於牯嶺街小劇場，更多的是自發性的期許。宗旨上，明白將自身歸位於「前衛的表演藝術」、「實驗的跨界藝術」、「創意的形式藝術」，「並於逐漸穩固的狀態中，促進時代精神的匯聚、互動、發聲，以展現真正的文化公共性」。至於牯嶺街小劇場的館長姚立群為劇場的公共實踐所下的關鍵字則是：思潮、台灣劇場、融合、藝術行動。
空間：「再打開」的第一道考驗
前身原是日式官舍，後成為警察局，2005年由身體氣象館以「自負盈虧、獨力經營」的合約條件接手營運。牯嶺街小劇場是台灣最早由「閒置空間」變成藝文場館的案例，以此文化內涵，2014年取得文資地位。「從此之後這塊地上永遠都要有劇場，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姚立群說。如此一來，也代表從法律上保障、確立了公眾在此地的文化權利。
20年來持續存在，是牯嶺街小劇場值得成為文化資產的舉證。「閒置空間再利用」對於經營者而言，並非抽象的政策名詞，維護問題是營運的日常，房子漏水問題存在已久，需要全面改善。在2018年關閉整修後，去年10月才重新開幕。歷經工程延宕，經營團隊遷回時，面臨內部設施耗損、整修期無法外租場地帶來的資金缺口，再加上疫情考驗展演生態，種種挑戰亟需資金挹注。
為了再啟動劇場而募資，考驗眾人是否肯認牯嶺街小劇場的公共價值，進一步願意慷慨支持它的公共理想。場地經營從來不易，或許從募資這件事進一步要問，小劇場如何平衡財務與營運？場租收入、企業和私人贊助、公部門補助等收入來源，是否有最適合的比例，使其財源穩定得以規劃未來，卻又能維持一定的獨立性？
「盈虧自負」，代表牯嶺街日常營運並無固定的政府補助款項支持，靠場租收入及自籌經費來維持整個劇場的運作開銷。以2017年館休前的營運數據為例，場租收入佔總收入的63.5%（其中有七成外租、三成為身體氣象館自製節目，同樣繳交場租），35%則來自文化部或地方文化館的專案補助申請。這樣的財務結構，可以看成是限制，也可以看成是彈性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