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此刻的世代正逐漸在改變些什麼。
如同一隻蝴蝶的展翅，就能掀引遠處的一陣狂風，而隨著COVID-19所帶來的疫情衝擊，藝文產業也經歷了震盪。震盪的漣漪中，有一群舞蹈工作者於6月舉辦了「舞得聊不無聊」，一場為期3週於ClubHouse的對談盛宴（註1），內容含括了舞蹈產業、政策、人力資源與教育篇，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環環相扣，在這些光譜外的議題相互碰撞下，儼然為當時三級警戒的每戶家中，點燃了一盞盞嬴弱火光。
隨著人人都可以舞蹈的時代來臨，昔日我們為何而舞，明日我們又能如何而舞？現今的舞蹈教育是否還能夠應付我們的需求？並支撐著我們來對應多元的劇場？畢竟，現在已不是當年漁船千金還要鬧家庭革命才能跳舞的鴻蒙年代（註2），而是資源共享異常快速的數位時代，所謂的專業舞者未來要面臨的，不再只是職場的遴選與挑戰，還有從不同領域進擊而來的表演工作者，以及一場疫情就可能是災難性衝擊的產業空間。
此刻討論「舞蹈教育」這件事情或許不合時宜？但筆者不禁想接繼那些對話留下的餘韻，以自身尚淺的教學經驗來叩問未來可能的環境變遷。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至於今是賴
從教育的層面視之，在台灣接觸「劇場舞蹈」的渠道有三：舞蹈社、舞蹈班與藝術大學。
常見的舞蹈社一詞，最早於1957年「台灣省電影戲劇管理辦法」登記管理，開拓者如蔡瑞月、李彩娥等前輩，早期風格多受美式芭蕾、日本舞踊所影響，為台灣舞蹈的啟蒙扎下穩固的根基。同時因應國民政府政策之需要，中國舞蹈的文化宣傳，自然也在相關的教育地圖中無遠弗屆地傳播。至於大家不陌生的舞蹈班，則有賴1981年國家建設研究會與舞蹈家劉鳳學的推動，透過系統性的教育制度，統合中國舞、芭蕾、現代與即興4座高峰，為往後培育輩出的舞蹈人才，並扣住不同國家與劇場的旅外舞者們，做出不少貢獻。
但有別於如巴黎歌劇院般的專門舞蹈教學，以台灣進入大學前的教學體系來講，我們所學雖未必如國外的舞者專一嫻熟，卻相對擁有廣泛的接受能力與射程範圍。隨更多人才返鄉，台灣的舞蹈版圖蓬勃發展，鬆動了廟堂固有的舞蹈形式。街舞、佛朗明哥與阿根廷探戈等民間被獨立出來的舞流，未必不能登上國家級場館。
2017年國家兩廳院更開啟全新的大門，迎接街頭熱舞的高校生與雲門２舞者相遇，打開更多的對話可能。一如2016年小事製作「週一學校」的開學，讓來自不同領域的素人得以翩翩起舞，縮短了舞蹈與一般民眾的距離；2019年更進一步沿用了街舞BATTLE與即興JAM PARTY的概念，舉辦「戰鬥果醬」的競賽平台，讓不拘限於科班的人們得以匯聚，為彼此的不熟悉排除刻板印象，並面對面以身體開啟對話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