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提著一大包紅白塑膠袋，裡頭裝著一個個紙製或塑膠製盒子，盒子上有一雙免洗筷，裡面裝著排骨或雞腿，底下是白米飯和一些蔬菜。一塊被咬下的雞腿，隨著餐具進入口腔，舌頭將腿肉翻攪混雜著油脂脆皮，接著又送來一口白飯，每一粒白米在嘴裡散開，與之前的雞腿肉、油脂的味道搭配，產生了留白的美感，臼齒慢慢將之磨碎後，通過食道進入胃袋，一口一口地落下，填滿工作人員原本空虛的心靈與胃。
劇場裡的便當，是指在進劇場後，製作單位買給工作人員吃的飯盒或餐食，為了避免吃膩，通常劇院也會有所謂的「便當本」，讓劇團可以每天訂不同的口味，但怎麼訂也要看製作單位的智慧，不然就會有一堆食物被迫丟到廚餘桶。便當文化算是台灣劇場獨特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形成和過去劇團的生活方式有很密切的關係。
有些小型演出可能是當天裝拆台，而大型的演出也就只有一週或兩週，因此劇場週的每時每刻都非常緊繃與重要。一群人在劇場週裡大量且密集地工作，根本沒有什麼勞基法還是朝九晚五的。為了演出順暢，吃——這件既重要卻又占時間的事情，很自然就成了可外帶外送的「便當」，既可大幅減少工作人員覓食的交通來回，若工作太忙來不及吃，也可以留著晚點再用。
早期的劇團比較像家庭，人與人的關係非常親密，工作人員大多跟著劇組吃飯，雖然賺的不多，甚至不一定有收入，但至少都能求個溫飽。有些劇組還會讓某個團員或誰的媽媽做大鍋菜，或簡單煮個冷凍水餃，圍在餐桌周圍一起吃。每個人夾了食物放在自己帶的碗盤裡，吃完後到水槽旁洗自己的餐具，光這些簡單的事情，就可以讓原本疲累的心恢復，像是一群流浪的人們因餐聚而短暫地有了一個家。家人間雖然沒有對價關係，卻有著責任與義務，算是以物換務的年代。
隨著電影、電視，甚至是網路媒體，不斷擠壓既有劇場生存環境，劇團演出漸漸找起自由接案者，團員的概念也愈來愈稀薄。那種一個月2萬演10場、20場的，再加上行政工作名額愈來愈少，每個人為了生存而成為個體戶，散到不同劇組演出也就成為常態，只是聚在一起吃便當，依舊是劇場工作人員相當深刻的生命經驗，因為那也是劇組的心意。以致如果碰到演出沒有收入、居然還沒有便當時，就會覺得被苦待。
然而，便當文化是因為劇場人只在乎口腹之欲而沒有夢想嗎？單就創作者角度來看，每一個作品都是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觀，讓觀眾得以經歷，因此當下世界的物質不該那麼重要，而應該追求精神面的提升。只是劇場裡的每個環節都很手工，表演者和技術人員在物質世界的身體就是畫筆，他們將創作者的精神世界描繪出來，並在兩個世界裡自由進出，因此，物質世界當然重要。
有位國外導演知道台灣劇場人的收入不高，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何製作單位不把這些提供的便當化為工作費？有些人出去吃，想一起吃的人可以自費團購，甚至如果想休息也可以選擇不吃，這樣收入也可以多一些，休息時間結束大夥就繼續工作。只是，能用錢解決的通常都不難。很多時候，劇場工作者並不僅是為了自己的生存或利益，而繼續留在這個環境，而是知道誰誰誰還在劇場，互相用作品支撐著彼此，所以自己繼續留在劇場生活，期待有一天有緣能夠再相遇，在劇場裡交織出光芒。
導演務實中性的提問，其實也問到了我們是選擇個人還是群體？在劇場中我們是群體，演員、前後台加上觀眾，都在同一時間共享這個群體關係，它是整個社會、政治的縮影。但在群體中也都應該保有個人的選擇自由，不然就是我給你吃屎也要吃下去，這也就是為何劇場便當如此難訂的原因，都是在個人與群體間求平衡。好比在疫情期間，如果有人堅持不打疫苗，政府會禁止他們進入哪些地方嗎？假設真的有那一天，群體消滅個人的那一天，只能說是遺憾的。
家，不該是監獄。
文字｜楊馥如 大腦與認知神經科學博士、旅義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