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維 攝)
練物闢

便當

工作人員提著一大包紅白塑膠袋,裡頭裝著一個個紙製或塑膠製盒子,盒子上有一雙免洗筷,裡面裝著排骨或雞腿,底下是白米飯和一些蔬菜。一塊被咬下的雞腿,隨著餐具進入口腔,舌頭將腿肉翻攪混雜著油脂脆皮,接著又送來一口白飯,每一粒白米在嘴裡散開,與之前的雞腿肉、油脂的味道搭配,產生了留白的美感,臼齒慢慢將之磨碎後,通過食道進入胃袋,一口一口地落下,填滿工作人員原本空虛的心靈與胃。

工作人員提著一大包紅白塑膠袋,裡頭裝著一個個紙製或塑膠製盒子,盒子上有一雙免洗筷,裡面裝著排骨或雞腿,底下是白米飯和一些蔬菜。一塊被咬下的雞腿,隨著餐具進入口腔,舌頭將腿肉翻攪混雜著油脂脆皮,接著又送來一口白飯,每一粒白米在嘴裡散開,與之前的雞腿肉、油脂的味道搭配,產生了留白的美感,臼齒慢慢將之磨碎後,通過食道進入胃袋,一口一口地落下,填滿工作人員原本空虛的心靈與胃。

劇場裡的便當,是指在進劇場後,製作單位買給工作人員吃的飯盒或餐食,為了避免吃膩,通常劇院也會有所謂的「便當本」,讓劇團可以每天訂不同的口味,但怎麼訂也要看製作單位的智慧,不然就會有一堆食物被迫丟到廚餘桶。便當文化算是台灣劇場獨特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形成和過去劇團的生活方式有很密切的關係。

有些小型演出可能是當天裝拆台,而大型的演出也就只有一週或兩週,因此劇場週的每時每刻都非常緊繃與重要。一群人在劇場週裡大量且密集地工作,根本沒有什麼勞基法還是朝九晚五的。為了演出順暢,吃——這件既重要卻又占時間的事情,很自然就成了可外帶外送的「便當」,既可大幅減少工作人員覓食的交通來回,若工作太忙來不及吃,也可以留著晚點再用。

早期的劇團比較像家庭,人與人的關係非常親密,工作人員大多跟著劇組吃飯,雖然賺的不多,甚至不一定有收入,但至少都能求個溫飽。有些劇組還會讓某個團員或誰的媽媽做大鍋菜,或簡單煮個冷凍水餃,圍在餐桌周圍一起吃。每個人夾了食物放在自己帶的碗盤裡,吃完後到水槽旁洗自己的餐具,光這些簡單的事情,就可以讓原本疲累的心恢復,像是一群流浪的人們因餐聚而短暫地有了一個家。家人間雖然沒有對價關係,卻有著責任與義務,算是以物換務的年代。

隨著電影、電視,甚至是網路媒體,不斷擠壓既有劇場生存環境,劇團演出漸漸找起自由接案者,團員的概念也愈來愈稀薄。那種一個月2萬演10場、20場的,再加上行政工作名額愈來愈少,每個人為了生存而成為個體戶,散到不同劇組演出也就成為常態,只是聚在一起吃便當,依舊是劇場工作人員相當深刻的生命經驗,因為那也是劇組的心意。以致如果碰到演出沒有收入、居然還沒有便當時,就會覺得被苦待。

然而,便當文化是因為劇場人只在乎口腹之欲而沒有夢想嗎?單就創作者角度來看,每一個作品都是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觀,讓觀眾得以經歷,因此當下世界的物質不該那麼重要,而應該追求精神面的提升。只是劇場裡的每個環節都很手工,表演者和技術人員在物質世界的身體就是畫筆,他們將創作者的精神世界描繪出來,並在兩個世界裡自由進出,因此,物質世界當然重要。

有位國外導演知道台灣劇場人的收入不高,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何製作單位不把這些提供的便當化為工作費?有些人出去吃,想一起吃的人可以自費團購,甚至如果想休息也可以選擇不吃,這樣收入也可以多一些,休息時間結束大夥就繼續工作。只是,能用錢解決的通常都不難。很多時候,劇場工作者並不僅是為了自己的生存或利益,而繼續留在這個環境,而是知道誰誰誰還在劇場,互相用作品支撐著彼此,所以自己繼續留在劇場生活,期待有一天有緣能夠再相遇,在劇場裡交織出光芒。

導演務實中性的提問,其實也問到了我們是選擇個人還是群體?在劇場中我們是群體,演員、前後台加上觀眾,都在同一時間共享這個群體關係,它是整個社會、政治的縮影。但在群體中也都應該保有個人的選擇自由,不然就是我給你吃屎也要吃下去,這也就是為何劇場便當如此難訂的原因,都是在個人與群體間求平衡。好比在疫情期間,如果有人堅持不打疫苗,政府會禁止他們進入哪些地方嗎?假設真的有那一天,群體消滅個人的那一天,只能說是遺憾的。

家,不該是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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