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齡，是什麼？是在某個年齡之後？還是身心進入某個狀態？那麼，它會有個固定的答案與定義嗎？我們會聽到一個說法是，台灣在2025年從高齡社會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第一個提問往往是「我們做好準備了嗎？」但又該做什麼準備呢？這些提問，往往讓「熟齡」成為一個「問題」，但又該讓它就是個問題嗎？
其實，老人、長者、熟齡、樂齡、高齡、銀齡等名詞的出現與替換，不代表它們完全是彼此的同義詞，更呈現的是：舊有印象的翻轉企圖，嘗試替這個所有人都可能踏入的階段，賦予更多意義，並找尋這個社會與自我生命更完善的交會點——從面對現象、解決問題到共存共好。於是，本次對談邀請到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若綺，就兩種不同型態與功能的機構，從過去脈絡與現有策略來思考未來的所有可能。
Q：第一個問題是，兩位認為什麼是「熟齡」、「銀齡」或者說是「老」？
李若綺（以下簡稱李）：我心中是沒有那個年齡的界線。因為我覺得很多長輩在變老的這一路上，可以持續保持喜歡自己的樣子，可以自主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所謂「銀齡」最好的狀態。比如說，今年3月才剛跟我們一起環島的不老騎士，最高齡是98歲，但也有60幾歲就是我們服務的長照對象。
劉怡汝（以下簡稱劉）：我一直以為是60歲以上，但很有可能是自己超過50歲了。雖然嘴上會說「老」，但自己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唯有早上起床，手腳硬掉，也就是身體不好的時候會有一點意識，其他部分並沒有那麼強烈覺得自己處於老的狀態。其實，我再不到一個月就可以參加我們家的青銀共創活動了！
李：我覺得有兩個還蠻重要的時間點。一是「當你開始感受到身體功能退化」，比如說，我最近很有感的是「老花眼」，會很明顯感受到我已經在「變老」的路上。另一個是「離開職場的時候」。
Q：不如我們就談一下兩位有沒有想過自己離開職場之後會做什麼？
劉：其實我30幾歲就在想退休了！（全場笑）
因為一直都處於工作很滿檔的狀態，會幻想退休之後就可以不用被工作壓著走。可是退休之後要做什麼喔？（想了好一會兒）就是先閒散度日吧！因為我們的年代，往往被教育人生不可以有鬆懈的時刻，所以我也一直處於那種神經緊繃的狀態。
最近，我在練習變慢一點，就是做些可能比較需要時間的事情，例如去年練習釀酒，然後也開始醃漬食品，像是酸菜。發現這種需要時間的東西很有趣，你也急不得，提早就不會有那個滋味，它都有一定的時間，逼不得它，也逼不得自己。如果要問我，想像退休之後的人生或不工作之後，我覺得我家應該會出現非常多的醃漬類瓶罐。（停頓了一下）我好像已經開始為了不工作做準備。
李：人老了之後，最怕就是沒有興趣，沒有生活目標。就算學習慢，也不可能每天真的就癱在沙發上。但，我最怕的一個題目也是：老了之後有什麼夢想？雖然自己平常就在協助長輩做很多不老夢想系列，可是我也是生平無大志的人。（笑）
不過，最近我比較常在談，也希望可以實踐，就是我非常喜歡玩桌遊，一直覺得桌遊是很適合讓人建立互動與連結，也有很多話題。在我還沒有接執行長前，就曾跟前執行長說，我想要回家開一間社區裡的桌遊小店，讓社區的人們都可以來。或許，現在可以慢慢規劃。
Q：兩位怎麼開始接觸到「熟齡」這一塊的工作、策略與服務呢？
李：我最初是踏進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但熟齡這一塊是我做最久的，大概長達20年。在非營利組織的領域裡可以看到社會很光明的一面，會發現實際在做的事情，是有機會去改變長輩的生命，或改變社會大眾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甚至改變政策。
早期的熟齡策略，多是關於獨居弱勢的長輩，像是送物資、去他家陪聊天等。後來發現長輩有一些他們很想做的事情，例如：10幾年前我們開始帶長輩學寫字，因為觀察到長輩不會寫字而影響他們的自信。後來我們做「不老騎士」，帶長輩打「不老棒球」，你會發現長輩們其實是非常活躍的，可是早期沒有機會被社會大眾看見——因為當時社會大眾看見的往往是「老人等於問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立定志向，想要傳達長輩正面的印象給大家。
在2021年，我們做了一項熟齡生活調查，主因是現在50、60歲上下的熟齡者，已經跟過去常見的不識字的老人很不一樣，我們很好奇目前熟齡世代的人希望的老後生活是什麼？同時，整體政策端也在改變，早期可能比較關注長照類，將資源集中在已經不健康、失能的、躺床的長輩，可是現在一直在談健康的餘命，政策就往比較健康的老人開始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預防失能延緩失智等的政策陸續出現了。大家也會思考，年齡再更往前一點的這些人怎麼做準備。所以，現在談銀齡是有循序漸進，往年紀輕一點、健康的人這個方向去推。
劉：兩廳院一開始的出發點不是特定族群與年紀，而是：「劇場可不可以人人都來？」因為以前整個制度或社會的設計，就不是要讓大家都參與劇場，但我認為，我們有一半經費來自政府的稅金，憑什麼有一個機構是部分的人很難進來的？
記得是在2018年底，我們開始討論兩廳院有沒有可能談「共融」。關於不容易進到劇場來的人，一開始我們會從身心障礙人士思考，後來發現其實並不只如此。我們的目標開始轉變成「找到被忘記的那些人」，這就非常多元，像是出現銀髮族。我看自己的父母就知道，他們覺得這個地方跟自己無關，但也許年輕時不見得這麼認為，到了一定年紀後開始覺得很難、很麻煩，因為劇場等於「去看一場演出」，然後一場演出會有各式各樣的規矩。原來這個社會是把劇場定義為「一個在做表演的地方」，甚至我們自己在裡面工作的人也會認為，把節目辦好就好了，但如果劇場只有這樣子，我就覺得「劇場也太弱了吧」，怎會只有把節目當成唯一意義？然後把不能進劇場看節目的人通通排斥在外。
人到最後的某些困境好像都有點像，不管是什麼族群，所以我們先從身心障礙人士的共融開始，然後讓所有同仁回去思考負責的業務裡有哪些得做。我記得應該是第二年，在年終時開了一個共識營，有人提說，青銀應該進來了。其實，我們本來就有在做樂齡，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必須被收納到共融場館的脈絡。兩廳院比較積極或說有系統並跨部門協調處理熟齡這一塊，是演化來的——我們這類機構比較沒辦法只針對單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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