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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夢到了影片中的一個場景，一群藝人在暗夜中狼狽地提著行李，左躲右閃，尋覓安身之處。我的眼眶成了一個長鏡頭，遠遠地、靜靜地，看著自己加入他們，和隊伍中的男女老幼，沿著牆面緩緩地移動，彷彿牆磚以堅實的後盾頂住了我們孱弱的身軀。領頭那位會先邁出幾步，聆聽，探路，確定轉角安全，就帶領我們橫過一道街區，但很快，遠方的槍聲又讓我們退回來，只好轉向另一個方向，伺機而動。跟著，我們瞥見街道的另一端有兩方對峙，簾幕拉開，一方前進、一方後退，有人被打死，有人把武器丟掉跑開，未幾，後退的前進，前進的後退。歌聲響起，「消滅國王的徽章、律法，那是我們的恥辱，被奴役的勞動人民們，不要害怕鮮血的威嚇！」「法西斯要繼續到何時，能忍受目睹祖國滅亡的煎熬嗎？」「革命者們、兄弟們，站起來吧！」我們目擊並經歷，必然的捲入，我們知道處在某個歷史轉折，卻無法判斷命運軸向，只好一路躲躲藏藏、奔走復返，螻蟻般移動著，存活。
是的，你猜對了，這個夢來自前陣子在光點看的電影，1975年，長達4小時，約百來個鏡頭，「希臘近代史三部曲」之二，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流浪藝人》（The Travelling Players）。影片以流浪劇團在希臘各地演出《牧羊女高爾芙》來穿針引線，每次演出的中斷就是一次歷史的演變，空襲、謀殺、逮捕，從1939年到1952年，田園牧歌與動亂時代，舞台是歷史，獨裁者、反抗者、解放者、被壓迫者，以「希望」之名輪番上陣，然後我們看見的是，一群藝人在鄉鎮之間艱辛的顛沛流離。戰爭、改革、抗爭，不是應該帶來更美好的事物嗎？不是應該帶來更穩定的生活嗎？眼簾所及卻是滿目瘡痍、殘落、毀敗，灰撲撲的一片大地。他們總是在移動，荒蕪的街道、蕭瑟的城鎮、嚴酷的山陵、廣淼的海邊，有的知道要去哪但不知道要找什麼；有的知道要找什麼但不知道去哪；更有的，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該找什麼，只是活著，想辦法活著。
安哲羅普洛斯鏡頭下的人物，鮮少特寫，幾近面目模糊，很難即刻讀出他們在想什麼、感覺到什麼，彷彿是不具心理深度的個人。鏡頭不說明，只是呈現。然後慢慢地慢慢地，在曖昧當中有鮮明姿態浮現，他們的行徑，每次移動的轉折、凝望，理想主義者、投機分子、告密者、游擊隊、叛徒、受屈辱的人們，輪廓逐漸清晰，遙遙呼應著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述及社會情境下所凝造的姿態，共處潛流下的矛盾，享樂、侵害、聚餐、排練，歌舞昇平與家破人亡，更錯綜複雜的關係伴隨日常形體面貌溢出，而牽引著他們的時代戰火多以遠景呈現，或聲響，鏡頭似乎都是平靜的，張力卻兀自穿透銀幕喧囂鋪揚。
想像一下，我們習慣的好萊塢式戰爭電影會怎麼拍，撇開高技術的爆破、逼真的斷臂殘肢不提，特寫免不了，受傷驚慌的臉孔，淚水或血水，或童稚的小男孩小女孩，無辜地睜大眼睛望向鏡頭，請看看我們的痛苦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還記得我們幾年前一起去紐約的911事件紀念館，不舒適感緊貼著觀賞體驗，不是不認同悲愴，而是不自在其苦難的情感調度方式，鋪天蓋地的悲情，並潛移默化認同底下的敵我之別。
俄國導演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提到：「舞台調度是觀眾可以閱讀的樂曲。」放在電影語境即鏡頭的場面調度。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是用詩意抒情的場面調度來說故事，而不是現實敘事的劇本、人物，因此畫面當中的人物體態和周邊景觀如何形成構圖，他們從哪個位置走向哪個位置，行動過程的停頓、寂靜和聲響，休戚相關。觸動我的正是在這裡，不純粹以情感驅動認同，而是讓我們站在一定距離去觀看，留下空間，提供選擇，我們要再往前走一步、退一步，還是駐足當下。如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說的，觀眾也有該做的事情，不是嗎？
寫到這裡，發現自己還沒有跟你分享，安哲羅普洛斯如何透過場景調度來將時間錯置，以鏡頭內的時空連續性來過渡數段歷史的跳接，以人事物的在場和空缺來盪開運命的錯身，只好是，下一道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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