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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調度II(Yun-Pei Hsiung 繪)

YC

那天我夢到了影片中的一個場景,一群藝人在暗夜中狼狽地提著行李,左躲右閃,尋覓安身之處。我的眼眶成了一個長鏡頭,遠遠地、靜靜地,看著自己加入他們,和隊伍中的男女老幼,沿著牆面緩緩地移動,彷彿牆磚以堅實的後盾頂住了我們孱弱的身軀。領頭那位會先邁出幾步,聆聽,探路,確定轉角安全,就帶領我們橫過一道街區,但很快,遠方的槍聲又讓我們退回來,只好轉向另一個方向,伺機而動。跟著,我們瞥見街道的另一端有兩方對峙,簾幕拉開,一方前進、一方後退,有人被打死,有人把武器丟掉跑開,未幾,後退的前進,前進的後退。歌聲響起,「消滅國王的徽章、律法,那是我們的恥辱,被奴役的勞動人民們,不要害怕鮮血的威嚇!」「法西斯要繼續到何時,能忍受目睹祖國滅亡的煎熬嗎?」「革命者們、兄弟們,站起來吧!」我們目擊並經歷,必然的捲入,我們知道處在某個歷史轉折,卻無法判斷命運軸向,只好一路躲躲藏藏、奔走復返,螻蟻般移動著,存活。

是的,你猜對了,這個夢來自前陣子在光點看的電影,1975年,長達4小時,約百來個鏡頭,「希臘近代史三部曲」之二,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流浪藝人》(The Travelling Players)。影片以流浪劇團在希臘各地演出《牧羊女高爾芙》來穿針引線,每次演出的中斷就是一次歷史的演變,空襲、謀殺、逮捕,從1939年到1952年,田園牧歌與動亂時代,舞台是歷史,獨裁者、反抗者、解放者、被壓迫者,以「希望」之名輪番上陣,然後我們看見的是,一群藝人在鄉鎮之間艱辛的顛沛流離。戰爭、改革、抗爭,不是應該帶來更美好的事物嗎?不是應該帶來更穩定的生活嗎?眼簾所及卻是滿目瘡痍、殘落、毀敗,灰撲撲的一片大地。他們總是在移動,荒蕪的街道、蕭瑟的城鎮、嚴酷的山陵、廣淼的海邊,有的知道要去哪但不知道要找什麼;有的知道要找什麼但不知道去哪;更有的,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該找什麼,只是活著,想辦法活著。

安哲羅普洛斯鏡頭下的人物,鮮少特寫,幾近面目模糊,很難即刻讀出他們在想什麼、感覺到什麼,彷彿是不具心理深度的個人。鏡頭不說明,只是呈現。然後慢慢地慢慢地,在曖昧當中有鮮明姿態浮現,他們的行徑,每次移動的轉折、凝望,理想主義者、投機分子、告密者、游擊隊、叛徒、受屈辱的人們,輪廓逐漸清晰,遙遙呼應著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述及社會情境下所凝造的姿態,共處潛流下的矛盾,享樂、侵害、聚餐、排練,歌舞昇平與家破人亡,更錯綜複雜的關係伴隨日常形體面貌溢出,而牽引著他們的時代戰火多以遠景呈現,或聲響,鏡頭似乎都是平靜的,張力卻兀自穿透銀幕喧囂鋪揚。

想像一下,我們習慣的好萊塢式戰爭電影會怎麼拍,撇開高技術的爆破、逼真的斷臂殘肢不提,特寫免不了,受傷驚慌的臉孔,淚水或血水,或童稚的小男孩小女孩,無辜地睜大眼睛望向鏡頭,請看看我們的痛苦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還記得我們幾年前一起去紐約的911事件紀念館,不舒適感緊貼著觀賞體驗,不是不認同悲愴,而是不自在其苦難的情感調度方式,鋪天蓋地的悲情,並潛移默化認同底下的敵我之別。

俄國導演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提到:「舞台調度是觀眾可以閱讀的樂曲。」放在電影語境即鏡頭的場面調度。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是用詩意抒情的場面調度來說故事,而不是現實敘事的劇本、人物,因此畫面當中的人物體態和周邊景觀如何形成構圖,他們從哪個位置走向哪個位置,行動過程的停頓、寂靜和聲響,休戚相關。觸動我的正是在這裡,不純粹以情感驅動認同,而是讓我們站在一定距離去觀看,留下空間,提供選擇,我們要再往前走一步、退一步,還是駐足當下。如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說的,觀眾也有該做的事情,不是嗎?

寫到這裡,發現自己還沒有跟你分享,安哲羅普洛斯如何透過場景調度來將時間錯置,以鏡頭內的時空連續性來過渡數段歷史的跳接,以人事物的在場和空缺來盪開運命的錯身,只好是,下一道題目了。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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