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更名為大眾已習慣的簡稱「再拒劇團」。團長黃思農笑稱改名只是因為團名太長，並未正式對外宣告，但更名對團內其實是一種心情重組——2018年做完《春醒》，因為製作票房不如預期，再拒面臨高額負債，靠著2019年大量接案與製作，雖然還清負債，卻也感覺疲憊。內部討論著是否要解散或是休息？後來決定乾脆把團名改一改，換一個新氣象。製作人羅尹如亦是在這過量生產的一年加入再拒。
文化政策與勞動環境的惡性循環
2002年成團的再拒，正好經歷了台灣文化體制轉變的時期。90年代中期開始的機構與學院建置、各種補助機制建構，以及法規與場館政策，皆迫使小劇場一同進入機制化建構，少部分劇團帶著社會主義思考，重新「產業化」另途。
在此脈絡下，再拒在2007年做完第一檔大型製作《沈默的左手》後休團一年，確認劇團職業化發展的路線，並將參演者勞動權益納入營運思考。儘管有補助的挹注，每檔製作前皆評估製作規模、預留劇團的行政管理費，仍常入不敷出，只能盡量取得平衡。即使已知製作會賠錢，也不縮減人員工作費。為求反應成本，2013年起再拒自發調漲演出票價，然而因為演出形式使得觀眾人數受限，票價能回收的成本實也有限。
談及現行補助機制與勞動權益，羅尹如表示當目前補助金額無法提高，在僧多粥少的競合狀況下，也讓從業者習慣用低薪評估自己的工作價值，形成惡性循環；而補助金額無法提升，實也受限於文化單位所能取得的中央經費不足。就此黃思農指出當前文化政策上資源分配定位不明的問題：政府一方面希望扶植實驗劇場與具公共意義的演出，另一方面又希望繼續補助商業劇場以形成產業；主要補助單位仍是根據文化政策方向提供補助，並未區別各自補助對象，90年代「小劇場聯盟」就提出的問題至今依然無解。
再拒劇團
2002年由台灣80後世代不同領域藝術家組成，探索全球化影響下該世代的性別、階級處境與生存意識，並以劇場、音樂演出、展覽、獨立劇展策畫等各種創作型態推出製作，代表作眾多。近期出版《再拒十八：銜尾而生》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