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主持人：白斐嵐（獨立評論人）

與談人：黃思農（再拒劇團導演、當代藝術家）、彭子玲（烏犬劇場藝術總監）

台灣社會於2023年迎來一波#MeToo巨浪，動盪雖只維持數月，後續影響可說是「餘波盪漾」──正如關係人、受害者往往得用更長時間與之共處，尋求出路，生態環境亦然，劇場也不能例外。#MeToo運動興起的口號「在做藝術家前先是一個人」（You’re a human before you’re an artist），似乎暗示著藝術創作有時會讓人忘記人性，犧牲自我或他人，以成就所謂崇高的「藝術」。於是，一連串的事件，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環境，建立新的平衡。

延續2024年台灣劇評人協會年度論壇選擇直面創作倫理、性別議題以及評論之間角色，今年度更將關注面向擴大涵蓋不同形式的「創傷」。第一場前導工作坊「記憶與撫慰：碰觸創傷與記憶的力道」，於是邀請烏犬劇場彭子玲與再拒劇團黃思農參與對談，並由獨立評論人白斐嵐擔任主持。前者分享多年陪伴高風險青少年，並以此推出創作《麻嗨猴》與《低．俗．畫本》的經歷；後者則以單一觀眾形式演出的《感傷之旅》，聚焦「觀看」的權力關係。

彭子玲提到她在創作時，總是會不斷審視「自己究竟只把這些經歷當作故事題材，還是有進一步探索與實踐的可能」。確保動機出於後者，始終是最重要的事。她以劇團10年來陪伴觸法青年、青少年的經驗，分享「此時此刻與我們平行，但依然在發生」的另一個世界。這些人的成長經歷，因原生家庭、外在環境之形塑，自然而然得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生存與生活。在「成為人」的同時，意識到另個世界的不同，才能真正認識彼此。

於是「刺青」成了她的切入點。不同於時下流行的「藝術」刺青，彭子玲分享在排練《低．俗．畫本》時，導演助理先行試貼大片包覆的刺青貼紙。原來是個陽光少年，刺龍刺鳳後，平日遇到的早餐店阿姨、泳客甚至捷運乘客，對他態度卻都產生變化，最後甚至連自己走路姿態都不一樣了。對刺青少年來說，他們就這樣慢慢開始與「一般人」的世界產生隔閡，唯有回到「公司」（黑幫）最自在。這裡有自己人，和自己一樣，也會為自己挺身而出，反之亦然（就算不情願，硬著頭皮也得上場）。

另一關鍵字則是「毒品」。過去劇團曾因法律扶助基金會（後簡稱「法扶」）接洽，長期陪伴深山部落的孩子們，透過應用戲劇、繪畫與肢體和孩子們一起工作，「看看他們生命發生了什麼事」。彭子玲提到因漢人政治與貨幣經濟進入，造成部落傳統結構分裂瓦解，毒品扣合珍貴木材，形成非法產業鏈，產生更多社會問題。她忍不住想著：「如果我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我會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這個世界是真切存在的，但不存在於大多數劇場觀眾與創作者的生命經驗中。彭子玲提到她的目標觀眾並不是這些青少年，「和他們相遇的地方不會是劇場」，更絕對不會照搬他人故事；相反的，她期待在萃取生命經驗後，藉由戲劇創作更深入議題。然而，演後回饋卻也時常讓她納悶：曾有身兼評論與創作雙重身分的前輩，看著「青少年」、「社會關懷」等關鍵字，問她「這是教育劇場嗎？」或也有觀眾詢問「為何總是喝酒、家暴這類千篇一律的故事？」

彭子玲好奇地表示：「評論前輩自己也有明確的創作路線，有自己的理念宣揚，為何他就不會覺得自己是教育劇場呢？」又或者，「如果是友情、家庭、愛情主題，難道就不千篇一律嗎？」如何避免扁平化對象，讓彼此能藉由劇場挖掘更多「共情」面相，是她所期待的方向。

創傷題材作品，究竟該如何安放「觀看」位置，是再拒劇團2019年《感傷之旅》的敘事關鍵。黃思農提到作品雖以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為本，但實際動機是身邊友人真實經歷。此外，在歐美因指控哈維．溫斯坦而正式開啟#MeToo運動之前，台灣社會也已經歷輔大心理系、房思琪事件等論辯。於是，他在作品中杜撰攝影師「渡邊龍介」及模特兒「KaoRi」，並引導觀眾進入旅館房間，深入「KaoRi」記憶場景，探討「創傷之後如何敘事」、「觀看的權力關係」，以及「記憶與在場」等主題。

觀眾首先需簽署一份「觀演合約」，說明「劇場是觀看的地方，這場演出要有你們參與才成立」；此外，合約也要求觀眾遵守觀看界線，強調「這不是互動也非沉浸式演出」。演出分作3間房間，分別呈現事件發生後的凌亂畫面（由觀眾猜測先前發生了什麼事）、倖存者的記憶排練，以及倖存者扮演起攝影師、對自己施暴的記憶情境。黃思農並多方拼湊所謂「道成肉身，犧牲自己以為更高意志奉獻」的慣常說詞——這些藝術崇高論，不限於一時一地一人（其中也包括2018年華山大草原事件後續引發的爭議討論），以「惡」為名，進一步挑戰世俗道德邊界，卻也讓「人」服務作品而成為犧牲——以此建構劇中虛構攝影師渡邊龍介之論述。

黃思農提到演出結束時，演員打破觀演界線，望著唯一一名觀眾說：「我以為你不在」——此處則試圖扣回「要有你們參與才成立」的提點。一方面探問他人是否「在場陪伴」；另一方面，創傷後記憶變得破碎、不連貫，倖存者似也啟動某種保護機制，讓自己「不在場」。

然而，在場也有觀眾分享自己曾看過這個作品，「身為唯一的觀眾，感覺一切都朝著自己而來，要不沉浸是很困難的」，因而讓事前「合約」所建立的觀演關係顯得微妙。此外，無論再拒劇團另一作品《明白歌》所採用的歌謠形式，或烏犬劇場《低．俗．畫本》套用歌仔戲，跨文本的形式引用，似乎也形成另一種非明文界定的「合約」，預先設定了某種觀演關係。或如另一觀眾提及：「《低．俗．畫本》演員太精采、太好看，反而讓人忘了他其實也是個惡煞。」如何在「共情」與「抽離」之間拿捏觀演距離，都會是值得延伸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