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在討論兒少性平時，社會往往著墨於教材、法律與防範技巧，但真正決定孩子能否說出「我不舒服」的關鍵，在於關係是否允許、語言是否存在、說出之後是否會被接住，相較於家庭的日常倫理、學校的制度規範，或醫療司法所代表的判定框架，劇場是一個同時「在場」且「具距離」的公共場域：感受可以先被看見，語言得以被試著成立，關係能在短暫共處的時空中重新調整。

去年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年度論壇以「Caring：評論的關照」為主題，從「關照」出發思考評論、創作與觀看之間的倫理關係。本場「當劇場遇見兒少性平：對話、界線與行動」座談聚焦劇場如何承接兒少性平中的對話，講者包括：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理事長陳儀、創作《妮妮的小祕密》的慢島劇團團長王珂瑤，以及不想睡遊戲社團長林欣怡。3人的經驗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兒少什麼時候能夠說？而當說出時，誰已準備好接住？

語言與關係：阻力來自大人，而不是孩子

陳儀指出，兒少性平教育的關鍵不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身體，而在於大人是否能承受語言帶來的關係變化。例如「我是怎麼出生的？」這類日常提問，本可坦誠回答，卻常因大人害怕親密秩序被打破而退縮。「孩子不是不知道什麼叫不舒服，他們只是知道，一旦說出來，關係會改變。」沉默來自拒絕與感受缺乏被承認的語言環境。

在許多家庭裡，「不想要」被視為不乖，「拒絕」被視為失禮；當真正的壓迫發生時，「說不出口」是長期被忽略造就的結果，兒少身體自主權往往在日常中被磨損：強迫吃飯、忍耐不適、習慣以和為貴，當身體在日常中不被聽見，危險來臨時也就無法被相信，因此，兒少性平的教育核心不是教孩子在關鍵時刻反抗，而是在日常就能說：「我不要」。

劇場中的感受：讓「難以言說」得以被觀看

王珂瑤以《妮妮的小祕密》討論劇場在兒少性平中的倫理位置。面對家內性侵議題，劇團選擇以偶戲而非真人演出，以「相簿」作為敘事核心，使孩子能在不受過度刺激的前提下理解「不舒服」的感受，理解熟人性侵之所以難以被辨識，不在於行為隱密，而在於加害者往往存在於信任與親密之中。

演後的親子共學環節則是練習語言如何成立——「這是好秘密還是壞秘密？」「我不要。」「我可以跟誰說？」這些短語使兒少意識到，感受本身是可以被說出的。同時，劇場也在調整大人的位置，使照顧者願意先聽、再回應，而不是立即否定。《妮妮的小祕密》作品提供一個好秘密與壞秘密能被容納的場域，劇場的介入不在於解決真正問題，而在於讓「壞秘密」有個可以被安置與被看見的位置。

誰在看誰：重新思考兒少劇場中的觀看位置

林欣怡將討論帶回身體界線工作坊，她使用遊戲、性別娃娃與繪本《我的爸爸有小雞雞》作為語言起點。性別娃娃具有明顯的性徵與外型差異，但也擁有不同髮型、服飾或被賦予的性別符號，孩子會抱著娃娃描述，根據身體特徵進行判斷，在討論中逐漸意識到：「性別並非由單一特徵決定」。透過互動，兒少與物件和他人的關係中，開始練習區分並形成自身感受。

林欣怡強調，劇場本身也在形塑兒少的身體理解：誰陪孩子看戲、誰主導、誰沉默，都會成為兒少對性別與身體的最初印象。若劇場不先察覺自身語言與美感慣習，即使談身體自主，也可能落入既有觀看框架，同樣地，兒少於暗場中感到不安，往往不是怕黑，而是因無法預期，作品是否設置暗場，都不只是單純美學問題，而是劇場是否願意為兒少調整其用法。

劇場作為中介場域：在家庭與社會之間開啟對話

觀眾提問：面對影音平台與兒童娛樂市場的高度競爭，劇場如何在之間取得平衡？陳儀建議設置「大人場」，讓照顧者先獲得語言，再讓孩子進場，演後提供回顧包，使劇場語言能回到生活；林欣怡將部分親子工作坊被設計為「共學聚會」而非售票活動，使「進劇場」成為一場關係的練習；王珂瑤表示劇場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但劇場能讓人意識：問題可以被討論，而願意一起進場的家庭，本身就已經開始改寫關係。

現場有評論人提問：評論如何回應此類議題作品，而不流於道德宣言？表演藝術評論台召集人暨駐站評論人紀慧玲回應：評論角色在於辨識作品如何開啟，使感受能被看見，兒少劇場與身體議題作品之所以需要被書寫，是因為它們的效力在時間中累積，而非一次性成果。

兒少性平的核心，不是要求孩子更堅強，而是大人是否願意承擔關係被重新排列的風險，劇場介入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段無法快轉、無法略過的共同時間，使語言得以重新被學習，感受得以重新被命名，關係真正轉變不在舞台上，而是在演出結束回家的路上——當孩子願意說，而大人願意停下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