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61屆威尼斯雙年展在評審團全體總辭、以色列與俄羅斯館爭議等政治漩渦之際，最大排長龍、媒體瘋傳的，無疑是從表演藝術跨領域竄紅的藝術家弗倫亭娜．霍金格（Florentina Holzinger，1986年生於維也納）將奧地利國家館改建為《威尼斯海洋世界》（SEAWORLD VENICE），徹底顛覆感官與道德邊界的沉浸式體驗，或者說，一次烏托邦已死之後的殘酷祭儀，一則關於生態末日與階級剝削的警世寓言。
她將奧地利館這座於1934年設計的理性主義建築，徹底改造成一座游樂園、污水處理廠與神聖建築三位一體的機器有機體。刻意攪亂純粹與污染、罪孽與贖罪之間的二元對立，令那些被隱藏在視線之外、卻始終如影隨形的廢棄物，赤裸裸地暴露在眾人面前。
場館外，一口巨大銅鐘以吊車高高吊起，週期性演出開始時，一名赤裸的女性表演者倒掛其中，以身體充當鐘舌，奮力撞擊鐘身發出巨響。在館內，一組肌肉線條鮮明、傷痕累累的女性表演者，在巨大高聳的風向標桿上扭曲身姿，以看似紅腫破皮的肉身承受那個緩慢旋轉的重量。另一側完全淹水的空間，一名裸體女表演者駕駛水上摩托車在狹小的空間內不斷繞圈，激起漩渦般的水流。後方的花園裡，一座巨大的水族箱當中，猶如美人魚、戴著潛水面罩的女性表演者每日在其中躺臥長達4至8小時。然而，這液體並非清水或海水，而是一旁兩座流動廁所中觀眾的尿液與排泄物，透過精密淨化系統過濾後循環而來。毗鄰的機房裡，工作人員試圖遏止從閥門和管道中噴湧而出的汙水，但顯然是徒勞無功。
「水」這個核心命題，如策展人 Nora-Swantje Almes所說， 是高度曖昧的，它同時是賴以維生的資源，是被控制的商品，是威脅，是轉變，更無盡地循環流經我們身體。藝術家將這種生理循環轉化為展覽的結構，喝下去的水成為尿液，淨化後成為水族箱中浸沒表演者身體的液體，而表演者赤裸、脆弱、毫無防備的赤裸身體成為整個循環系統的中心。最為諷刺的是，人類與水最親密的關係並非在泳池或海邊，而是我們自身的排泄物在水中循環，特別是在「一廁難尋」的雙年展現場，眾人在此都被迫成為共犯。
近年在表演藝術圈獲獎無數，向來以極端身體表演著稱的霍金格，過去的舞作、歌劇多次導致觀眾當場昏厥，或因嚴重噁心而送醫。其創作深植於1960年代便將血液、排泄物與儀式性暴虐帶上舞台，挑戰奧地利戰後社會壓抑結構的維也納行動主義（Viennese Actionism）激進傳統，始終聚焦於透過極端身體與嚴格舞台掌控來探索身體行動的極限，以肉身與心理耐受力為材料，揭示權力與控制機制。
然而，相較於前人始終由男性主導的血腥儀式，她以女性主義的稜鏡重新折射那些被歷史反覆書寫的身體敘事。那刺穿建築物屋頂不斷旋轉的巨大風向標上，遍體鱗傷的裸體女性如十字架上的受難耶穌，聖像的象徵由此轉化為集體力量的迴旋紀念碑，在風中旋轉預示著一個動盪社會的反叛方向，取代過去永恆固定的歷史紀念碑。水箱中的赤裸美人魚， 遠非如文藝復興時代《沉睡的維納斯》中靜臥於天鵝絨上的沉默繆斯，她現在浸泡在排泄物中、從文明的廢墟直視我們。這除了正面衝撞西方藝術史， 更直指當代生態政治現實。耐人尋味的是機房裡上演的諷喻鬧劇，這套排泄物循環系統的「維護者」並非一般工作人員、展館工讀生、清潔阿桑，而是表演製作的原班人馬在清理觀眾的屎尿。
威尼斯這座在海水中緩緩下沉的城市，便是人類文明自我毀滅的活體寓言。這個樂園關乎人體、生態，更關乎一座在水中沉沒、被自身無法飲用的水所包圍、被大眾觀光的廢棄物淹沒的城市。儘管藝術家及策展人都說「沒看過」，但眾人都想起凱文．科斯納（Kevin Costner） 30年前的末日電影《水世界》（Waterworld）中極地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 人類被迫在漂浮的垃圾島上求生。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以不可逆轉的方式摧毀地球，終將被人造廢棄物淹沒，雙年展的觀眾更不例外。
從維也納行動主義到女性主義表演，從末日生態預警到身體政治，霍金格密集的創作語彙在奇觀匯聚的瞬間或許不易看清，但當人們走進那個充斥著尿液、機械噪音與裸體的空間，排泄物真切地流入水箱的「絕美」循環時，我們自己的身體已成為這台巨大機器的一部分。最直接的肉身語言，召喚出早已置身其中的末日現場，人類深陷自己的廢物循環卻渾然不覺的崇高絕唱。這讓所有旁觀者都無以置身事外，系統全面崩潰的深層意涵「暗自」緩緩發酵。
展館外的巨鐘上，鑄刻著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拉丁銘文：「O tempora, o mores——這是什麼時代！什麼風尚！」。這句原本用於抨擊羅馬共和末期社會腐敗的名言，在此被賦予了新生命，那名倒掛鐘內的裸體女表演者以自己的身體撞響每小時的鐘聲，遠不僅是對父權與宗教權威的顛覆，更化為對整個資本主義樂園的末世警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