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
在教寫作的工作坊裡，我常常提及，2004年8月31日，從吉隆坡飛來台北讀研究所，對我30歲之後的創作是個重要的轉變契機。3000公里的距離，不僅是地理環境的位移，更是身心深切感受到的差距，彷彿有個內在意識需要隨著認知流轉重新錨定。儘管身處的都是使用中文的環境，但在台北生活的前些年，自己也切切實實歷經一番風土人情的洗鍊。那種差異幽微地滲透在許多日常的互動裡，甚而體現在言詞的表達上面。其後，做了兩部作品，《七種靜默：忿怒》和《死亡紀事》，演出結束後陸續收到不少回饋，其中最顯著的，竟是關乎語言的運用方式。於是我繼續追問，不都是「中文」嗎？差異在哪？有朋友說，「語感的拿捏、詞彙使用的邏輯，還有多語切換的方式，有種新奇的音樂感。」
我瞬間理解，跟著自己位移的不只是生活的尺度，還包括了語言。那些原本習以為常的口氣、詞彙，在另一座時空裡，突然變得可聽、可感。3000公里的距離，讓透明的部分具體浮現，讓我重新感知了「語言」。
跟著自己開始爬梳，學習語言的路徑。像我這輩成長於1970至1980年代的學子，面臨著大馬華社如火如荼推動「講華語運動」，彼時彼刻，為了凝聚各地不同籍貫的華人能夠用同一種語言溝通，而不是他說福建話、你講廣東話，語言隔閡造成了族群無法團結在此境共同奮鬥，「華語」負重致遠，推舉為當地華社主要語言，「多講華語，少說方言」的口號穿雲裂石，鄰近的新加坡甚至提出「請講華語，兒女的前途，操在您手裡」。於是，在華文小學使用地方語言如潮州話、福建話會被罰款，記得自己剛開始也貢獻了不少罰金。回到家裡，就鼓勵父母改用華語和子女溝通。語言政策的理想面落實到日常，現實情況是，我正如班上其他同學，在課堂討論會說華語，私底下聊天我們偷用方言，回家也是如此，父母努力用華語和我們聊天，但畢竟他們以前在故鄉時，多半只讀到小學就得輟學，幫補生計，找不到合適的語彙時就改用熟悉的方言，「等下你出去幫我『打包』（dabao）（廣東話，外帶之意）雞飯。」；「今天沒事做，很『閑』（sien）（福建話，煩悶之意）。」我們就是在如此「摻摻」（cham cham）一半一半的環境中長大，一半一半地吸收跟理解，一半一半地運用跟言說。
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學階段正巧碰上馬中建交，因政治情勢關係，我從學習繁體字改為識讀簡體字，背注音符號轉成唸漢語拼音。這種一半一半的薰陶，或許也潛移默化了我對語言的認知，語言總是因時制宜，語言總是連帶著人為意義的建構，諸如原生血脈、文化主體、民族復興等等。母語／外來語、馬來西亞／台灣、原生／衍生，一半一半均是親灼可感的生命經驗。
現在回看那個年代，從某個層面來說，推崇華語的思維其實跟推崇英語的思維有近似之處，撇開語言背後的族群徵象，大多數考量仍在於溝通的便利，以及未來能否擁有更開闊的發展空間，是在應用角度去理解語言的價值。2000年之後，情勢似乎逆轉，「方言」捲土重來，則是將語言定錨在身分認同，代表了自身主體，「母語」成了念茲在茲的事情。然後更有意思的事情來了，原本意在整合社群的「華語」，轉身被理解為具有壓迫性的強勢語言，彷彿語言本身成了身分政治較勁的籌碼。我心裡不免納悶，那英語呢？它在全世界風光了整個世紀，裡頭還伴隨著深刻的殖民歷史痕跡，豈不是更具強勢語言的性質？或者，這也說明了，華語與我們太過切身？又或者，當我們意圖與地緣政治的政體切割，地方語種所承載的特殊語境，反而成了一種抵禦「中華性」單一想像的方式？
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歷。」汪曾祺先生曾表示：「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都有文化的積澱。」我們承繼了古人的語言，接續發展，形成各種變體。所以，更讓人深切感覺到，我們或許可以跳脫對立的框架來理解語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此彼共存，也需要跳脫地緣政治的角力，不落入旗幟揮舞的操縱。語言不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情。我們說著它，也被它說著。我們從這裡借來一些，從那裡帶走一些，言語當中的混沌、矛盾和錯置，恰恰構成了我們跟語言之間最真實的關係。
3000公里的移動，讓語言重新回到身體，被聆聽。而我，仍在聽。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