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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X 瓦旦． 督喜身行未知的複數差異，交換無盡的神話與歌（上）
探究台灣身體表演，無法忽視當代原住民藝術。歷經多重殖民與遷移的過往，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在創作之始，面對的往往不只媒材與主題，而總是觸及生活環境、族群政治、身分建構和自我認同下，現實及幽靈相互糾纏的生存狀態。 近年，「亞洲」成為新一波策展潮流，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似乎也被推上浪頭。阿道．巴辣夫．冉而山（Adaw Palaf Langasan）與瓦旦．督喜（Watan Tusi）兩位不同世代的創作者，都在成長階段自部落來到台北，於90年代先後加入「原舞者」舞團，其後各自開展饒富哲思與隱喻的身體實踐。 在他們身上，亞洲不僅不是一道理所當然的命題，亞洲概念對他們個人和創作的作用力，更突顯了其處境之殊異。阿道從寫作出發，投身揉合樂舞、行為、神話與劇場的道路；瓦旦以田野記錄「腳譜」，在重構土地與身體的關係中挖掘樂舞創作的可能。他們的經驗與思索，也許是能帶我們穿越亞洲迷障的引路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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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X 瓦旦． 督喜身行未知的複數差異，交換無盡的神話與歌（下）
吳：回到你們各自的方法跟思維，要如何透過創作展開對原民或是南島新的想像？例如原民祭儀是以歌帶舞，早期原舞者也是，可是你們都是把歌和舞分離，重新尋找新的語彙？ 瓦：在原舞者時比較琢磨唱歌，歌學很久才會動身體，強調歌跟身體合在一起，不會單獨講身體。我覺得再怎麼唱都不會是以前老人家的唱腔，我們都講漢語，但老人家的唱歌方式跟語言有關。我們並非時時刻刻都沉浸在歌謠跟舞蹈中，都在「練習」唱歌跳舞。我沒辦法用族語即興編詞，只能唱記錄的詞，但是不是可以保有我當下的身體？ 現在原住民有很多舞蹈比賽或族語競賽，譬如像排灣族的勇士舞比賽，非常強調氣勢、整齊劃一，看不到個人。回想布農族老人家，我聽得到每個人的聲線，一起唱的時候能量很大。現在如果要聽到原住民唱歌，就要看表演，部落很難聽到。除非是祭儀、聚會，或是卡拉OK。語言也是，我評過族語比賽，有一種奇怪的腔，跟教學有關係。當族語變成教育，就像學英文從a到z學單字。教會裡用族語講聖經，透過拼音系統去理解聲音，不是為了傳承語言而是翻譯經文。族語本來就不是用看的，所以拼音看不到身體。老人家說在山裡不能忘記身體，如果忘記就會迷路。很多方向感的話語是從身體出發，用身體去感受。如果可以從語言或身體產生連結，會不會闢出一條新的路徑？當我們靜下心是用什麼語言在思考？我最近在談自己沒辦法用族語講創作，我不會用族語想事情，還是要透過漢語再重新去貼近自己的語言。 道：我不會以歌或舞來做作品，我會先用劇綱，內有對話或歌謠或肢體動作，把神話故事分成幾段，各段落間會穿插行為藝術或小戲劇，並要與神話各段落的小主題有關來創作，且希望與近現代有關。譬如上次演《天梯》（2022），神話故事的主角Fotong做出陀螺，陀螺一輪轉草木都倒了，就可以耕作了，他種了竹子、南瓜。起先我真的看不懂，一直逼自己要看懂，就想到陀螺在轉，是不是跟割草機的原理一樣？再來圓形不也是「推動文明的輪子」嗎？譬如車輪、飛機推進器不是圓的嗎？原住民的祭儀樂舞更是圓圈的。現在才慢慢知道什麼叫神話故事，除了有隱喻和象徵性外，還有延伸的意涵。第二段是部落想要辦I 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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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全球南方溫蒂．馬丁：建立關係，無關南北與邊陲
回憶自己第一次聽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溫蒂．馬丁在伯斯藝術節（Perth Festival）擔任總監時，有人以此概念提案，然而當時指的純粹是赤道以南的地理位置分類。面對今日常見的社會、政治學定義，納入文化殖民、經濟發展等要素，反而讓溫蒂對此說深感不安即便她是如此貨真價值生長於「全球南方」的澳洲製作人。 對全球南方無感，並不意味著溫蒂就沒有自身關於核心與邊陲的體悟。在澳洲長大的她，後來去了英國工作。接到伯斯藝術節藝術總監職位邀約時，她看著地圖上位於西澳的伯斯，心想：「我究竟為何要去這個世界上最遠的地方辦藝術節？」為已有63年歷史的藝術節呈現更豐富的觀點，成了溫蒂的使命：「如果我們把地圖放大再放大，會發現伯斯其實是在環印度洋與澳洲大陸接壤的中心，連結到如日本、中國、印尼、台灣，甚至是非洲國家，因而改變我們觀看世界的角度。」於是，溫蒂也一改藝術節過往聚焦歐美的路線，開始關注其他地區。「大多數人認識的澳洲，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前英國殖民地；但現今澳洲已是多移民、甚至承接大量難民的國家，由此延伸開展與各國關係。」溫蒂這樣說。 是的，建立關係。正如殖民經驗也將澳洲與種族組成、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國家連在一起。溫蒂回想2017年曾邀請印度導演Roysten Abel以音樂為主的劇場作品《曼加尼亞教室》（Manganiyar Classroom）至伯斯藝術節演出，並安排團隊20至30位印度少年與當地原民進行交流，想不到年紀相仿的兩方，卻因為來自殖民母國的「板球」，而快速拉近距離。曼加尼亞是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穆斯林族群，以代代相傳的音樂聞名，如今卻因現代社會教育體系而遭受危機。導演Roysten Abel則以創作回應此議題。 事實上，澳洲本土對這段經歷也不陌生。提到現代社會之族群議題，相較於台灣以南島血脈試圖向外（東南亞、大洋洲）建立文化與族群連結，澳洲則望向美洲尋找原民與殖民的共同經驗（可見連結可以是語言血緣，也可以是歷史經驗）。始自加拿大的「第一國族」（First Nation）一詞，因此取代了澳洲過往常用的「原住民」（the indigenous/aboriginal peoples）。提到原住民藝術，溫蒂顯得格外小心，除了簡短說明你我皆不陌生的弱勢處境，她倒是一再強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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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全球南方張恩滿：文化分享、變異、再流傳
人稱「滿姐」的藝術家張恩滿提到，近年來參加的大展多少都觸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議題，尤其是去年的卡塞爾文件展。其實「南方」一詞對她而言，並不全然是地理上的思考，更是某種政治上的認同或某種隱喻。這樣的理解當然也與當代策展的轉向有關，畢竟邀她參展的單位也都基於其原住民背景。如今大家對於「南方」甚至「南島」這些詞都有不同的態度，反映出的問題仍是我們如何閱讀「南方」？以及相對的，如何定義我們自己在哪？ 滿姐在十幾年前曾經和Pulima藝術獎交手過。由於她並不具法定的（父系）原民身分，在初審時就被刷掉了。後來她開始反思Pulima藝術獎似乎模仿主流獎項，質疑為何原住民藝術要走同一套？但近期發現它走出了自己的方向，像今年的得獎名單，不再給人另一個台北獎的印象。又如她對台東大鳥部落的排灣青年模仿屏東三地門的古謠樂舞，被罵抄襲一事的感慨，「年輕人做錯當然要指正，問題是我們是斷了文化的一代，也沒有學習的對象。」由於原民藝術的文化遺產逐漸受到社會重視，也因此衍生某些祭典被申請著作權的案例。但如果五年祭被某家族申請著作權，那是否別人就無法執行五年祭？對此，滿姐認為文化需要分享才能流傳。 滿姐用幾個不同案例來回應提問，認為大家一開始也不知怎麼做，只能從舊有的範例開始學習。原住民本來就不是住在博物館裡，會隨著時代進步，看到好的東西就學。假如說「全球南方」令「南島」板塊產生「觀看」上的位移，那是基於文化上的互相學習而非趨勢所致，因此不如說是板塊的「相對位移」。畢竟對她來說，文化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藉由分享、變異、再流傳。 假如像她這樣的創作者，相對於主流的邊緣，後來因為全球南方論述慢慢地「變主流」，那是否就不再「南方」了？滿姐認為，在全球南方的寬鬆概念下，可能涉及南島、原民、占米亞（Zomia），或其他相對於主流的政治框架，不可能只有一種清楚的定位。雖然她不太清楚自己身上有什麼特質符合外界勾勒的「全球南方」，但她只能從心裡關注的、想要發表的慾望出發。最後，她也分享即將前往紐約和奈及利亞辦工作坊，很期待找到新食材來取代排灣族小米粽的假酸漿她在新加坡是用與薩摩亞（Samoan）文化有關的諾麗（noni）葉，在卡塞爾是用土耳其料理的葡萄葉捲（當地人醃起來在超市罐裝販售，這也反映德國的土耳其移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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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全球南方茉蕾：在文化交流中，增進相互理解
對於印尼宮廷舞蹈家茉蕾來說，當代藝術流行的「全球南方」主題只是一個借自「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既成概念，她並不確定如何用這樣的概念來定位自己儘管在其他人眼裡看來，印尼的藝術家理所當然是「全球南方」的一分子，更是官方推動新南向政策時鎖定交流的目標那或許是因為她所專攻的印尼宮廷舞蹈，其實是來自於更為悠久的文化傳統。 身為實踐者，我們都同意如果台灣想跟南方國家建立真誠的關係，必須先從文化下手。以爪哇宮廷舞為例，在其傳統裡，跳舞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某種接近宗教的靈性實踐，如同一趟旅程，目的不在於外在形式，而是如何一步步達到更好的自己。不一定是傳統定義的宮廷舞者，卸下舞者身分時也可能是律師、樂手或工程師。這種藝術有著特定的自我規訓，重點在通過這些過程精進內在修煉；具備了宮廷舞者的身分，反而意味著必須滿足於日常生活。這樣的歷程，她總共花了4年才取得正式的資格。 雖然被問到是否曾經參與「全球南方」的展演時，茉蕾給了否定的答案，但要不是因為有「新南向政策」，她也許不會來台攻讀舞蹈博士學位，更不會被台灣人所認識。過去，不少機構都曾邀請她在印尼節慶活動上演出，例如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辦的「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還有台大音樂學研究所王櫻芬教授推動的「永恆之歌」甘美朗樂舞發表，她儼然成了印尼的文化大使。但對她而言，這個角色的難處正在於，要如何讓台灣學生或本地其他人更加了解宮廷舞不只在於外在的動作或姿態，更追求內在的精神性？ 上學期茉蕾也在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開始任教，每週3小時負責多元文化表演藝術必修課，學生得以在不出國的情況下認識其他民族的表演藝術。然而，由於他們從未接觸過印尼傳統文化，充其量只是模仿她的動作，遑論理解動作背後的意義或辨識這些舞步的旋律。還好學校邀請到另一名中爪哇甘美朗藝術家Ignatius Krisna Nuryanta Putra，好讓學生可以通過宮廷舞蹈和甘美朗音樂的體驗，更加認識印尼文化。 就算不是「全球南方」，台灣藝術往往也熱中於模仿西方主流藝術語彙，而缺乏自己的聲音。然而，南方國家之間的交流並非只因「全球南方」，早在新南向政策之前，就已經有許多印尼移民工來到台灣，也帶來家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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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把生活唱成歌
在台南一處社區活動中心裡，上千個來自班圖拉（Pantura，Pantai Utara縮寫，指印尼爪哇島北海岸）的移工齊聚一堂，舞台上的合成器樂隊已就定位，兩個帶著爪哇傳說中巨人面具的「Buto╱Buta」，與另一名男扮女裝的演員，以〈Wartiyem〉這首歌為背景，講述一個自台灣返鄉的移工，在故鄉打扮得「像個外國人」。這齣戲謔的勸世劇的最後一幕，變裝的演員被巨人以瓦片擊暈倒地，觀眾在滿地的瓦礫中看見「忘本」的下場。 1999年就到東港跑船的南安由（Indramayu）民歌樂人Ang Wang，在上述活動負責管理現場秩序。在他前後待了17年的東港，自90年代開始從印尼、菲律賓等地引進勞動力，根據東港的印尼同鄉會統計，目前至少有2,300名印尼船員在東港的漁船上工作，其中9成以上來自班圖拉。而全台灣一萬多名印尼船員中，大多數亦來自這個地區。在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台灣許多漁港，常可看到班圖拉地名的塗鴉。 班圖拉船員的移工聚落 海岸線綿長的班圖拉，在歐裔殖民者到來之前，早已是漢文化、印度文化與馬來世界各王國間互通有無的門戶。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馬打蘭蘇丹國（Kesultanan Mataram）於1755年簽訂的《吉揚提條約》（Perjanjian Giyanti），除了讓馬打蘭成為荷殖政權的附庸，殖民者也從蘇丹手中獲取了掌控班圖拉的權利。19世紀初，因應軍事與經濟需求，便開始修築用來運輸咖啡與蔗糖等作物到港口的道路，這條路也在印尼獨立建國後，成為國道一號線（Jalan Nasional Rute 1）的雛形。殖民經濟促使位在班圖拉的巴達維亞（Batavia，即印尼首都雅加達）、三寶瓏（Semarang）、泗水（Surabaya），成為荷殖時期郵務量最大的城市，也奠定了爪哇島作為政經中心的基礎。 在封建制度與殖民治理下，班圖拉大型都會區以外的農漁村落，仍是經濟與文化意義上的邊陲地帶，特別相對爪哇文化中心日惹梭羅（Jodja－Solo）而言，班圖拉時常被視為粗魯（kasar）與野蠻的（barbar）的代名詞。這樣的偏見，源自於歷史與社會變遷下與日俱增的隔閡。貧窮、高失婚率、低教育水平、人口販運等現況，是該地區被迫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化社會的過程裡，揮之不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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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勞動、遷徙與歌唱
2021年11月，為了半年後將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的《非遊記》發想新作，策展人帶我們到東協廣場進行場勘，當時我們對新作的想法還非常模糊。 中午我們在一間附設卡拉OK的泰國餐廳用餐，遇見聲嘶力竭歌唱著的泰國移工蘇塔，他的桌上已經擺滿了酒瓶。不禁多看了幾眼。傍晚透過策展人關係，體驗了樓上的泰國夜店。夜不夠深，人還不多，我們窩在牆邊的位置，觀察著可能成為題材的各種現象，又得勉強配合電音擺動著觀光客的身體。 突然間又遇見蘇塔，爛醉的他走上舞池，以獨創又怪異的舞步，成為夜店的中心。我們向爛醉的他搭訕，要了他的臉書。 後來陸續在線上接觸了幾次，約好在4月，也是宋干節（編按）的一個週末，再次到東協廣場開拍。拍攝內容和場勘那天見到的差不多，只是這趟玩樂多了劇組，蘇塔則會拿到一筆演出費。拍攝過程中，蘇塔問翻譯，這部影片會在哪裡播放？當他知道了是當代館以後，很誠懇地表示了他的困惑：「會有人來看嗎？」 蘇塔的臉書上有許多自彈自唱的影片，其中有一首歌我們覺得特別好聽，並且請他在片中唱了兩次。這首歌叫做〈เกิน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用Google直翻是More than necessary，中文應該翻作「不必要」，但是若直翻成「多過必要」，好像就為這些享樂的日常體會，給出了一個位置。 （編按）宋干節（Songkran；วันสงกรานต์），俗稱潑水節，為泰國的傳統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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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國家兩廳院：成為連結歐亞的藝術樞紐
2017年，國家兩廳院在30周年之際進行組織調整，在節目企劃部下單獨設立了國際發展組，此舉對應著兩廳院對自身成為「亞洲場館」的定位期待與發展策略：作為台灣最老牌藝文場館，兩廳院長久以來與歐美表演藝術界的關係深厚，並引進了不同的演出與創新概念，卻對亞洲的創作發展與交流十分陌生，也因此開始思考其中發展失衡的成因。 重訂國際發展策略，直面失衡的亞際交流 在此思考之下，兩廳院先於2019年舉辦了兩日的Asia connection論壇，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柬埔寨的藝術機構策展人，從他們自身與亞洲藝術家的策展合作經驗，分享對於「亞洲連結」的經驗與看法，相互激盪產生連結的可能形式。論壇中，與會者從製作面與各國文化政治生態開啟認識，卻也發現其實亞洲場館間的相互連結與作品邀請不多， 整體的創作品味更是偏向西方。 國家兩廳院副藝術總監施馨媛表示，19世紀開始的西方現代主義為「當代藝術」創造了一個分水嶺，不在現代主義的角度下發展的當地藝術，都被稱為傳統藝術，而成為所謂的「傳統戲曲」：「所有的當代，不論是舞蹈、戲劇、文本都是以西方的脈絡發展為基礎並作為學習對象，反而因此忽略了亞洲的脈絡。」除了彼此對亞洲藝術家與創作狀態缺乏認知之外，在論壇討論中，兩廳院也發現亞洲缺乏共製的生態系統，無法像歐洲一樣經由共製進行資源串連和發展巡演。為求平衡表演藝術美學的東西方失衡，也希望透過有策略的計畫發展亞洲的共製生態系統，並形成一個交流平台，協助形塑亞洲觀點的作品，因而產生了「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ACPC）3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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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場館作為亞洲劇場平台
自2017年起，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北藝中心）以「讓亞洲發現亞洲」為理念籌辦亞當計畫（ADAM），藉此連結亞太地區的藝術機構及創作，撐開互動的空間與思想的資源共享，成為各地創作者串連的集聚地，對「亞洲」的構成進行創作性的交流與探討。 亞當計畫在2023年正式邁入第7屆，作為北藝中心開館以來首次的實體交流年會，場館則以構築「亞洲共製中心」為目標，讓台灣成為亞洲的交會站，向藝術家和場館發出邀請，共建促進連結與分享的平台，提出一種重新理解亞洲的方式，北藝中心執行長王孟超甚至喊出「立足亞洲，望向世界」的宗旨。 台灣的交界優勢 然而，儘管有具體、可計量和歸類的地理基準，但對亞洲的想像卻是恆常變動、不可化約的定義，並擴延出許多當代論述。尤其在南轅北轍的文化脈絡、語言差異、歷史經驗、生命政治等面向，彼此又該如何藉由表演藝術作為路徑尋找異同之處，緊密地互動，進而形成親密的共同體？受限於台灣的地理位置，我們看待亞洲觀念幾乎只放眼於「東亞」，又該如何連接從未交集過的區域與差異較大的文化，並產生更多當代表演的想像？ 王孟超道出台灣處於交界地帶的優勢：「除了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中間，亦是華人語系、南島語系、新移民族群的混合體，在文化上有足夠的多樣性與精采度。但過往台灣的藝術環境及許多生成一直隨著歐美的藝術養成和腳步前行，缺乏自信，更難以強調出獨立性、真實的面向和獨特的亞洲視角望向全球。即便如此，台灣還是能夠在中華文化的傳統基礎上，發展出屬於自身的身體形式，也在具有西方當代性學習當中，走向一種普世性，可以代表亞洲與西方溝通的其中一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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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亞太傳統藝術節：製作當代劇場與傳統碰撞的新美學
從傳統藝術節的視角想像「亞洲」，好像很快就會有一些圖像，譬如神話、宗教、民俗等等，又或者，像是1980年代文建會（現文化部）「民間劇場」單元的「地理文化」的擴大版，盡情展示「本土元素」，可是這樣直覺式的想像路徑，真的理所當然嗎？難道這樣做就比較「民間」？解鈴還須繫鈴人，不如就回到現正如火如荼籌備下一屆（2024年）的亞太傳統藝術節（以下簡稱「亞太」）的策展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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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聚思製造端：你我處在不同的亞洲
今年更名後，成立10年的「聚思製造端」，仍持續在空間營運、創作者扶植、節慶規劃及國際連結上盡心盡力。無論是過往共同發起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或持續耕耘的「東南亞當代表演藝術性別創作網絡平台」，作為台灣民間獨立藝文機構，聚思製造端期許從亞洲甚至東南亞出發，連結各領域藝術家的發展路徑，可說愈來愈鮮明。 藉與世界各地的製作人、策展人與機構的連繫，總監高翊愷逐漸關注到台灣藝術家對鄰近國家，始終存在雙向互動與認識的匱乏，進而反思：台灣之於亞洲，正處於何種關係？藝術家又該如何定位與布局？ 藝術家眼中的亞洲 相較亞洲鄰國，如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及泰國等，不少國家公部門藝文補助比台灣稀缺。然而，台灣的藝文補助機制與文化預算有部分的目標導向特質，當獲補助者受潛在的目標導向吸引時，往往會以成果產出來思考、執行。高翊愷指出：「從政策面來看，台灣文化優勢逐年攀升，但我們要與國際開展何種關係？是深化與鄰國結盟、合作，或不斷生產作品、輸出西方？思路不同會導向不同未來，也關乎自我定位與發展。」 而台灣藝術家常疲於申請補助、創製新作，再帶作品出國並強調「來自台灣」，這有別於缺乏公部門補助資源的鄰國（尤其東南亞地區）創作者們。「他們多從認識彼此開始，再積極尋覓合作關係並努力延續，因而國際視野與台灣有明顯差異。」換言之，台灣完善的補助機制，造就了一體兩面的處境：一方面穩健栽培藝術家，開發作品、走出亞洲；另一方面卻模糊了台灣與亞洲，乃至與世界整體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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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文化與戰爭
歷史上，不斷重塑亞洲地理與身分認同的力量，與戰爭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3場戰爭大致勾勒「亞洲」這個概念的流變：二戰、冷戰、新冷戰。而在這3場戰爭中，形塑「亞洲」概念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和美國。 亞洲，邊緣的話語 眾所周知，「亞洲」是一個西方詞語，古希臘語Asia的意思是「東方」，本是指稱希臘以東的鄰近地方，後來隨著「中東」、「遠東」等詞語的發明，才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環繞的大陸與島嶼。從這個詞源來說，「東亞」，East Asia，剛好是「東方的東方」，東方的最邊緣的意思。而事實上，歐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這種地理上的遠近法思想亞洲的，比如黑格爾（G. W. F. Hegel），他把距離歐洲最遠的中國和印度，看成文明發展階段的幼童，敘利亞和埃及、希臘、羅馬分別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則象徵著站在高峰上的「絕對精神」。就這樣，以歐洲為中心，空間上的遠近被固定成時間上的遠近，而遠近關係又決定了文明階序上的高低。 其後，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在亞洲出現？」「為什麼亞洲必須靠西化才能現代化？」這些問題，或這種問法，都有意無意沿用了黑格爾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歐洲中心論，雖然經常是貶低，有時候也會用來捧高亞洲，比如說亞洲相較於個人更重視群體，感性比理性更發達，更空、更無、更不可說等等。凡此種種，無論是污名化還是浪漫化，都是以「亞洲是歐洲的相反」為前提，為了反襯歐洲的民主、自由、科學而建構出來的，歷史學者宋念申稱之為「亞洲反題」。 既是反題，當然只有地處大國邊緣、長期處於劣勢的周邊國家，才會自命為「亞洲」。此所以，當19世紀爆發中英鴉片戰爭、美國黑船打開日本鎖國之時，中國還是不大有身為亞洲一員的危機意識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卻說什麼也要跟西方爭奪亞洲的話語權。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西風東漸，勢不可擋，按照優勝劣敗的法則，東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帶領之下「脫亞入歐」一途。相對地，岡倉天心則在《東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興亞論」，認為亞細亞民族非但不次等，還發展出偉大的宗教與倫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戰爭的歐洲人，更了解維繫世界和平的愛，而整個日本正是一座匯集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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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邊緣紀實
近年，亞洲各地陸續出現以木刻版畫作為創作媒介的藝術群集（art collective），創作者借助木刻版畫的簡便特性和相對容易掌握的技術，將此一媒介帶進社區，與當地人互動協商，並鼓勵人們以此媒介記錄自己的故事。這些群集分別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菲律賓等地，面向的群眾大多可歸納為後殖民和資本主義矛盾下的邊緣群體，如離鄉別井的移工移民、面對拆遷問題的原住民、城市的貧困民眾、被主流排擠的性小眾等等。他們的創作彷彿在提醒一種跨地域的共通社會問題，並提議以強調協商的創作手法去理解和拆解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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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Ｘ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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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Ｘ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下）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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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分與美學策略
「找自己」的三度叩問 林懷民第一次的「流浪旅程」是在1972年，他完成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碩士學位後，回台灣之前的一趟歐洲之旅，在當時極度封閉與壓抑的台灣社會情境中，他到美國、到歐洲，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國內的環境並不適合保存自我，如果出來有個原因的話，那就是出來找自己。」（註1）林懷民在1969年一封寫回台灣的信裡這樣說。歐洲流浪回來後的隔年，他創立了雲門舞集。流浪歐洲期間，在瑞士友人家中看到敦煌壁畫畫冊，燃起他尋找自身文化根源的渴望。（註2）數年後，敦煌飛天舞伎的形象被轉化入雲門早期經典《星宿》（1979）。 1978年，林懷民和雲門舞者們在新店溪畔搬石頭，尋找《薪傳》裡在台灣土地上勞動身體的力量與形象，剛過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對著攝影鏡頭這樣說：「我們到河邊勞動不是在排練，而是要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註3）《薪傳》之後，他帶著雲門展開地方與社區巡演，在操場和禮堂搭台為鄉里觀眾演出，緊接著1980到1981年間雲門展開3次的「藝術與生活」聯展，號召起同一世代的藝術工作者，將藝術帶入鄉鎮民間。那是1970年代外部國際政治情勢動盪，內部文化身分板塊變動，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文化人要為「藝術」在台灣社會尋找定位，同時要透過「藝術」為這片土地塑像的迫切年代。 1980年代後期，當時身兼雲門藝術總監和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主任的林懷民，展開另一次「找自己」的流浪旅程，這一次是到「陌生」的亞洲。從1986年開始，他數度造訪峇里島、爪哇、印度、中國，「在被灌輸了太多西方之後，認識鄰邦，進而認識自己。」（註4）繼歐美一流舞團的芭蕾與現代舞師資之後，1992年林懷民邀請來自爪哇日惹的印尼舞蹈研究學者Sal Murgiyanto和他的印尼傳統舞蹈家妻子Endan Murgiyanto長期任教藝術學院舞蹈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 林懷民「流浪亞洲」期間，雲門宣布暫停（1988）又重新起步（1991），世界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台灣解嚴（1987）、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柏林圍牆倒塌（1989）、蘇聯瓦解（1991）。同時，「全球化」的思維與力量正蓄勢待發，要以跨國企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重新形塑世界樣貌，1995年成立的隸屬聯合國系統的世界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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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在南管與舞踏之「間」
江之翠劇場的梨園戲與日本的舞踏首度結合的創作《朱文走鬼》，首版發表於2006年新點子劇展，由友惠靜嶺執導。這是一部傳統劇目，講述北宋年間落第秀才朱文與養女一粒金的人鬼戀。 因為這項演出計畫，江之翠與日本舞踏團體「友惠靜嶺與白桃房」開始密集接觸，先是在上半年請來蘆川羊子、天乃宇受美等3位舞踏表演者來台舉辦兩次舞踏工作坊，然後再由導演友惠靜嶺與江之翠進行密集排練，但其實，這不是我首次接觸舞踏。 在舞踏中「變身」 我與舞踏的初接觸是在1994年，臺北藝術大學舉辦的工作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野一雄示範，看到一位年邁的男性模擬女性動作，還有大野慶人帶領學員做的步行練習。整體而言，並不吸引我。後來回想，當時我認為雅俗共賞的藝術，需要合乎小孩與年長者的喜好，習慣的是和諧、對稱的美感，大野一雄透過表演所要傳達的事物，對我是陌生的，以至於無法在短時間內產生共鳴。像初看Rika（秦Kanoko）的舞踏時，我對她髒、壞、不整的服裝及造型感到質疑，直到整個人被帶入她的表演，感覺到她一顰一笑中的精神性與動靜，開始思考表演中想傳達什麼之後 ，才喜歡看Rika的表演。 第二次接觸舞踏是在1995年，與江之翠團員一起參加由「多面向舞蹈劇場」主辦，蘆川明乃帶領的「另類舞蹈營｣。蘆川的引導以打開各部位的「眼睛」為指示，更著重在「部位與空間所產生的細微體會｣，因此，在練習中除了努力感知少用的身體部位之外，也需要更專注地覺察動作時的氣流、風的吹動、光線的溫度、與建築物的距離、所在空間的材質等關係。由於蘆川在過程中給予的指示相當明確，使學員容易進入、感知身體。至於模擬大自然的想像練習，則產生放棄自我、歸零，而後改變身體質感以達到變身的效果。 但第一次對變身有明顯的感受，是在Rika於1999年所帶的「身體花園日本舞踏工作坊」中，為期10天的工作坊，她不斷提到「舞踏的精神是真實」。第7天的練習是要做出「身體扭曲，無法控制，但強烈地要向前進」，我想像自己是一名智力停留在7、8歲的腦性麻痺患者，半身不遂，母親引導我往前。我真實地感受自己沉甸甸的身體，感受手部、骨骼緊緊貼著地板給予的支撐、兩手及上身肌肉在匍匐前進時的鬆緊、風吹過毛孔的清涼，汗水在身體出力間慢慢成滴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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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的聲音政治與歷史回聲
若要以劇場聲音╱音樂設計的角度探論王墨林編導的「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系列作品，得從2010年起流行音樂唱片製作人、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參與其劇場作品，擔任音樂設計說起。 王墨林在2010年後編導的劇作，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即是創作的歷史框架更擴大且逐步地聚焦於亞洲冷戰戒嚴史。此階段的劇作仍是聚焦他長期關切的「冷戰戒嚴」，但是劇作內容對話的歷史可追尋至台灣日據殖民時期與韓半島因美軍介入「三八線」民族分斷歷史中發生的共同歷史悲劇（見2019年《雙姝怨》新製版與2017年2018年《脫北者》），可向內更深地探視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生存狀態（見2010年《荒原：致台灣八○》），更擴及東亞與東南亞的冷戰戒嚴歷史的反覆探問（見2013年《安蒂岡妮》與《脫北者》），在這個過程中亦不乏試圖將「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方法理論化的實驗性作品（見2015年起《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的系列巡演與探索工作）。與這個重大轉換同時發生的，即是王墨林邀請王明輝連續擔任劇作的音樂設計。 王明輝擔任音樂設計之時，除了延續其在唱片音樂製作、創作思維一貫表現的第三世界╱亞洲思想政治性，亦在劇場這一個不同於唱片製作的空間，因導演編導思想與劇本構思主題，而在劇場空間裡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具情感連結性的亞洲歷史空間。王明輝作為劇場音樂設計參與王墨林編導的劇場製作至今，合作逾10部劇場作品。 以人性視角與聲景重建亞洲戒嚴史 上述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亞洲歷史空間的工作方法，即以王墨林與王明輝在韓國與台灣共同製作的《再見！母親》（2010釜山，2011台北）為雛形。在2010年，王墨林先是受韓國釜山SHIIM劇團的邀請在釜山推出為紀念韓國工人鬥士全泰壹自焚40周年製作《再見！母親》，同一年在台灣推出《荒原：致台灣八○》。如果不以劇作在台灣演出的先後順序來探論，這兩部劇作同時推出，反映了王墨林的劇作思維，展現了面對亞洲與台灣的雙面性。 《荒原》由當下回憶、反思台灣80年代的解戒嚴時刻，更是他「透過作品對個人與民眾的關係」所做的回應（註1），亦探問批判知識分子如何面對後解嚴社會更深的精神困局。《再見！母親》則開始與亞洲韓國演員合作正式開啟「亞洲身體連結」，該劇在台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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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回望歷史
亞洲如何變成劇場？地理想像又如何在劇場推移出一種情感？其中歷史隨著编年史的方法論，將之空間分布連繫成一片地緣政治的歷史網絡，在地理學這樣的歷史敘述上，從而讓我們更為宏觀地看見過去，也能夠解釋了當代性的形成。 如果我們想弄清楚時下在所謂「轉型正義」內宣下，掀起小劇場「白恐戲」的一窩蜂現象，台灣在日殖及戰後冷戰戒嚴那個年代，左翼反體制人士與殖民政府及右翼國府鬥爭的歷史重大問題上，必然地也要反映出那個年代的共時性，也就是戰前亞洲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及冷戰亞洲掀起麥卡鍚主義的反共政治，這也是亞洲地緣網絡的交織，構成民眾反抗遭受壓抑歷史的互涉。 據此，並在與韓國進步的小劇場人士於2010年合作《再見母親》的基礎上，我們又共同發展出《安蒂岡妮》（2013）及《脫北者》（2017）等兩齣劇作，同時為表現時空分延而出的亞洲民眾共體性，先後加入了北京與馬華兩地演員，為亞洲冷戰背景下的民眾身體圖像，共同敘述出戰後史的幽明篇章。若加上2019年的《雙姝怨》，對日殖時期的「灣生」與台灣女子受到左翼運動的啓蒙，一起接受到女性主義的思想洗禮，卻雙雙遭遇被封建體制的輾壓。因此，以上三部劇作若冠以「冷戰三部曲」名之，亦意味為個人在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階段總结。 （編按）本單元輯錄長年與劇場導演王墨林合作的紀實攝影師許斌所拍攝的「冷戰三部曲」演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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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感覺亞洲
亞洲，西方的製造，駁雜的地緣，反抗的痛史，理念的叢結。 可是宣稱「亞洲」，就足以走出一條非西方的自主路徑嗎？在台灣劇場的現代歷程，或許指向的更是對多重現代性的清算，在世界性的權力結構，以及混雜性的美學構成之中，篩出其間的殖性，以重認自己，再生產嶄新的動能。 故事難免從以前說起，總是關乎實踐與移動。接著下來，文化冷戰、海峽兩岸、南島、南向到新南向，亞洲及東方，這些彷彿約定俗成的詞語，架為層層密密的文藝網絡，大敘事從未消亡。但身體實踐作為劇場的本體，正可以是穿越迷霧的想像的飛行器，在大敘事覆蓋的系統之內，戳出一洞又一洞異質的孔隙。 感覺，定義之前的探索；亞洲，名詞之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