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有一門教育學程，要去國中當一個月的實習老師，就是在那個月之後，我決定不要當老師。」大學念的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這是長輩眼中的鐵飯碗，但高華麗只記得那一個月除了教國文，還要當班導師，早上6、7點到校監督學生打掃、接著教課、出作業，似乎每天都長得一模一樣，「我好像沒有辦法適應一成不變的生活，那會讓我有窒息感。」日復一日的早晨自習課，似乎都成了讓他窒息的時刻。 但也因為大學同學在大一時傳來果陀劇場暑期表演課的消息，才讓高華麗有機會和表演牽上線，一路在劇場闖蕩了近20年，並以音樂劇《鬼歸代言人》在疫情時創下336場的演出傳奇。
「我不是科班出身，在《鬼歸代言人》裡，我真的是用盡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表演技能和經驗，我一直覺得，《鬼歸代言人》就是我的畢業製作。」跟劇中角色武世誠一樣的35歲之際，高華麗遇上這部作品，時間點來得不早不晚。 高華麗說起COVID-19疫情前後，接下《鬼歸代言人》共336場演出的經驗，如果早個5年，他可能沒有足夠的表演技巧與情感層面，來撐起「武世誠」這個角色；要是再晚個5年，他也不曉得體力上能不能應付9集的交替演出。 當然，碰到要在一週內演出《鬼歸代言人》不同集數，高華麗常覺得自己是時空旅人，今天還在第1集裡，幾天後就要穿越成第9集的武世誠，問他這樣會不會有種錯亂感？他伴著微笑答道：「但武世誠的天真、善良，還有不顧一切，一直都沒變啊！」撇除集數間的劇情差異，這個角色始終都這麼溫暖，即使對方再怎麼恨自己，只要是所愛之人，武世誠都能包容與放下，這也是高華麗想學習的人格特質。
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僧侶藥師寺寬邦，出生於愛媛縣今治市的海禪寺，是該寺的副住持，現任住持則是他的父親。但他還有另一個身分音樂家，不但創作詞曲、自彈自唱、發行專輯、開演唱會，甚至還當起YouTuber，其中《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以下簡稱《般若心經》）的佛教音樂影片在全球觀看次數破億！ 台灣的樂迷應該對藥師寺寬邦不陌生。2018年，他首次來台辦演唱會，與台灣聽眾結「緣」；去年（2023）的「福．願Blessing」世界巡演，其中一站便是來台灣祈福；今年除夕夜也曾受邀到雲林北港武德宮演唱，陪信眾守歲。而今年下半年的亞洲巡迴唱會，又將來台開「悟」眾生。
經常被問到「你如何看待僧侶和音樂家這兩個身分？」藥師寺寬邦看著家中寺廟的佛像道：「無論身在何方我都是名僧侶，而音樂是我傳道的方式之一」。他不認為這兩個身分截然不同，反而因為從事音樂活動，體驗到許多獨特的事情。「如果單純只是位僧侶，大概是接觸不到的！」因此，他持續活用這些經驗傳揚佛法。 透過與觀眾「傳接球」 找到持續音樂活動的動力 對藥師寺寬邦而言，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一樣的，一首接著一首演唱。但唱經文歌曲畢竟和一般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類型，其實一開始，他很擔心演唱會能不能順利舉行。再加上疫情期間，音樂會多改為線上直播方式。所幸YouTube上的粉絲回饋如：「想要更能放鬆心情的音樂」、「也能演唱某部經文嗎？」激發了自己創作的靈感，對於這種和觀眾之間如同棒球傳接（Catch ball）般的你來我往，他感到雀躍，也認為：「如果只有自己一個人，容易陷入死胡同，可是當與他人有所連結時，將大相逕庭。」 去年開始又得以舉行演唱會，與觀眾在同一個空間一同享受音樂，像這樣透過實際與觀眾面對面，獲得許多的聲援、支持，讓他知道「我可以這麼做」，便不再感到不安，也深刻體會到這是個多麼珍貴的時光，「感謝大家，我得救了。」他笑著說。今年也要舉行亞洲巡演，他非常高興能再和觀眾近距離接觸，可以親眼看見觀眾的反應，從中獲得刺激，他認為：「那是我今後能否繼續活躍於樂壇的動力」。
由鄭宜農擔任主演的舞台劇《妳歌》，是一部橫跨半世紀的故事，同時，也將帶領觀眾一口氣橫越半世紀的曲風變化。本次她雖然擔任主演，但也拍胸脯保證自己在這個作品的演唱比例之高，甚而得從往昔曲式蜿蜒的台語老歌曲風，一路推進到現代歌曲脈絡，她強調：「我絕對會在這齣戲裡，大量地唱！」 能歌能演的鄭宜農，長年試探過各種可能性，一面衝撞主流、一面守護內在的核心價值，並說道：「我經常思考在不同身分的創作載體上，如何把我，以及我的作品好好地送出去給這個世界。」 我們所在乎的共通點，不外乎是真誠 如果要成為一個持續創作的人，不能夠只是創作而已，「這可能就是一種身為表演者的覺悟吧？但有了覺悟以後，作為表演者的我，也會慢慢侵蝕身為平凡人的我。」她說。 「其實一直到幾年前，我都還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表一些比較私密的、情緒性的一面，但現在幾乎沒有了。」鄭宜農說，覺悟是立即發生，改變卻得循序漸進，此刻的她漸進式地明白話語權的影響力：「現在如果真的發表什麼看起來比較隱私的東西，都是我思考了很久，覺得這樣做有其溝通的意義，才會去執行。」 然而，改變不必然意味著要「背對真實的自己」。 鄭宜農的創作特質，與她面對世界的方式有其共鳴，那是輕輕觸碰，溫柔以待。 她分享：「2019年發表《給天王星》的時候，是我第一次有那樣的覺悟，想要狠狠衝撞主流市場。所以公司請了企劃團隊，發出了超大量的新聞稿，收到各式各樣的採訪邀請。」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她也是在那時候一口氣感受到各種猝不及防的提問，關乎感情、家族、各種八卦等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感受到的還有這是一群很真實的人，他們也跟我一樣努力想把工作處理好。而我們所在乎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與人應對的真誠與否。」她仍舊小心翼翼，卻能更大方面對各種提問，更好地表現了自己的真實。
其實，鄒慈愛很少演主角。 在京劇行當裡，鄒慈愛習的是老生（註1）。老生對應的劇中人物，往往是主要角色，特別是在流派藝術的發展過程中，老生演員亦曾引領一代風華。 終於在國光劇團即將邁入第30年，再次將首演於2002年、並被譽為國光京劇新美學重要起點的《閻羅夢》搬上舞台，由鄒慈愛演出其中一場的主角司馬貌一位懷才不遇、又指天罵地的書生，被賦予「半日閻羅」的任務。不過，同樣被交付任務，鄒慈愛一開始是不想演的。「為什麼以前不給我演，現在要讓我演了？」或許是賭氣，或許是懷疑，她想了各種拒絕的方式：「我怕票房不好，我怕我演不好。司馬貌這個角色都擺在那，唐哥（唐文華）演過、盛鑑演過，所以我怕我演不好。」她此時笑了出來，説：「其實我就是想要賭一口氣。」 「但後來我輸了，因為我愛演！」鄒慈愛哈哈大笑。
演員：台上表演，台下變成透明狀態 其實，鄒慈愛覺得自己是個透明人。 但她的表演慾又從小就表露無遺。 會到劇校唸書，有部分因素是家境，但在花蓮長大的她始終想到台北，甚至在進到海光前，還曾考過復興劇校，只是沒有錄取。她說，鄉下常會拿著板凳到戶外看電影，只是她都看著天空，等候流星許願，「我要去台北，我要去台北。」每次願望都相同。所以當父親提出要送她跟妹妹去劇校時，妹妹還羞澀地躲著，鄒慈愛內心早不斷吶喊「選我，選我，選我！」只是那時候還得裝委曲向爸爸說：「好吧，我留下。」 所以，對於劇校裡的打罵教育、嚴格訓練等，鄒慈愛現在說起來更是雲淡風輕。「戲曲很多動作本來就是超越人體極限。」鄒慈愛頓了一下，還是說：「但那時候的我們對『體罰與否』本就是未知的，覺得被打好像是應該的。」經歷三軍劇校整併的她，最後從國光藝校畢業，笑說自己唸了12年左右的劇校。 生活裡的表演是一回事，上了台又是另一回事。 對鄒慈愛來說，上台表演隔了一層裝扮，而下了台的她就沒人認得，像是透明人。「舞台上那個人不是我啊！」她這麼說。特別是身為「女老生」，台上是個男生，台下就變回了女生。滿足了自身的表演慾，又能在卸除妝容之後，隱身、然後安撫自己的社恐。她笑說，自己的血型是AB型，或許也是種「人格分裂」！ 不過，從國光藝校畢業後，鄒慈愛經歷了一段「沒人要」的階段於是，她是名演員嗎？沒有戲演的演員，還是演員嗎？
皮耶・韓岱（Pierre Hanta），一位享譽國際的法國大鍵琴名家、指揮家，他用不同的身分，帶領觀眾聽見巴洛克音樂更立體、更精緻的樣貌，尤其對於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史卡拉帝（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以及其他巴洛克作曲家的精湛詮釋而遠近馳名。曾先後師事阿瑟哈斯（Arthur Haas）、萊昂哈特。1986年，在指揮家法蘭士．布魯根（Frans Brggen，1934-2014）的幫助下，創立了「法蘭西古樂團」（Le Concert Francais），專注於演奏18世紀的作品，尤以在「Opus 111」旗下灌錄的莫札特大鍵琴協奏曲和柯賴里 （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最為著名，韓岱更成為巴洛克作曲家的權威。 是重製還是重現？ 「古樂復興運動」（early music revival movement），一個在1960年代之後興起的「音樂本真行動」，大力推動用古樂器演奏當時的音樂。根據音樂學者謝爾曼 （Bernard D. Sherman）解釋：「我們可以給予古樂復興運動無數個起點，包括從18世紀末崇敬韓德爾，到20世紀初製作古鋼琴（clavichord）」。當時，古樂演奏在英國及荷蘭相當普及，韓岱在年幼時期即躬逢其盛。 對於「歷史風格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韓岱認為在音樂歷史的長河中，人們通常認為最新的音樂是最好的，對過去的音樂缺乏興趣，直到19世紀才有所改變。「這時，音樂家與觀眾們開始關注巴赫的音樂。這導致了對西方偉大音樂文化的複雜情感，現代聽眾往往認為古典音樂比現代音樂更容易理解。」 隨著時間的推移，音樂風格、演奏習慣和樂器的音色也都有所演變，韓岱認為演奏古樂，不只是懷古、重製與復刻，而是必須投入大量精力，讓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在21世紀重現，但這些作品終究是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必須保有當時的情感美學。「因此為了更精確地演奏這些古樂作品，現代演奏家需要理解創作的背景，包括哲學、宗教、象徵意義、修辭學的重要性，以及這些作品所
「我們覺得時光倒流很美，像是某種既視感。既視感讓你感覺錯亂，讓你感受好像前世去過那個地方，這種生命裡有的東西，是AI不會有的。」吳天章說。 「把時間封存」，幾乎是他發展創作美學核心的芽。從時間出發，他折返回自己的童年，抽取裡頭的基隆印象；進行中的新作《尋找聖保羅砲艇》就是一個以時間為軸、勾描鏡像平行世界的作品：從童年的自己走在山路上的影像為起點，原來是要到基隆港圍觀《聖保羅砲艇》拍攝現場，影像卻引導了時光倒流，讓倒流的敘事沖刷返回原點。 「你們知道，28年後日曆會重覆嗎？」吳天章眼睛發亮地問。「28年前哪一天是星期幾，會跟28年後一模一樣。」（註1）他細數這個重覆：1966年《聖保羅砲艇》上映的日子，他10歲；28年後，1994年，他創作了從油畫踏入複合多媒材與數位影像的標誌性作品《傷害告別式》系列作及《再會吧！春秋閣》。再過28年，2022年他開始了《尋找聖保羅砲艇》（編按）的創作旅程使用他熟悉的數位影像技術與一鏡到底的動態手法，把時間翻轉再翻轉，回到兩個28年前，他10歲的時候。 霧雨的基隆，真偽相伴的異國情調 不管是被歸類於「台灣當代藝術第一代」或被稱為「台灣藝壇解嚴第一人」，吳天章無疑地代表了那個眾聲喧嘩、百花齊放的時代開端。1970年代就讀文化大學時，正逢鄉土文學論戰高峰，他坦承自己深深受到那股批判寫實精神影響。「就像銘印效應，」（註2）他說：「如果當時沒有遇見那種人文批判精神，我可能不會做藝術到現在。創作是因為我對國家、對時代，有一種使命感。」 回看童年，吳天章說，1952年的《中日和約》決定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命運，「1956年我出生，所
再回到《尋找聖保羅炮艇》，那個1965年在基隆港拍攝的好萊塢電影《聖保羅炮艇》，把基隆港拍成上海黃浦江口；鏡頭裡海港大樓、阿根納造船廠遺址都成為另一個時代故事的背景。10歲的吳天章放學時從學校走後山離開，急忙要去看在基隆港拍片的好萊塢明星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他把孩提時的自己合成到圍觀的群眾裡，虛構了目擊歷史的一瞬。隨著影片進行，虛構中同時摻雜真實世界的父母離異、母親帶著他南逃等家族記憶與真實的歷史事件。 「我一直夢見船在走、郵輪在靠岸，夢裡的船經過一片火海，時間就從那裡倒轉。」吳天章的描述讓人分不清楚究竟是現實還是虛構。「倒轉以後，第二個28年，原來扮演我父母的人都成為我的助理，我又回到基隆。」在回返的旅程中，前半段經歷的東銀閣在後半段成為西銀閣，死去的人又活著回來，所有現實都成為似曾相似的虛構時光倒轉，既視感就是前一世的後半生。
時隔10年再訪魏樂富（編按），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將屆70，他身上卻看不到太多歲月留下的痕跡，不僅容顏變化不多，就連那份童心未泯也依然如故。閒話生活時，他既率性又認真；討論專業時，嚴肅中也不失幽默。動與靜之間，自在而從容。 退休後的魏樂富，生活依然充實精采。練琴之餘，他喜歡漫無目的地散步，在每個十字路口，讓紅綠燈來決定他的去路：紅燈就左轉，綠燈就右轉，看看今日的行腳能帶來什麼樣的驚喜或禮物？！他也喜歡騎著自行車去探險，逕自沿著山路或河岸前行，幾次來回後發現，原來許多的老街都座落在河流的旁邊，那便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開始」；新近，他更在盛夏7月的仙跡岩，偶遇了一大片的流螢！完全顛覆了「螢火蟲只在5月出現」的說法。這種生活中的偶然與驚喜，讓魏樂富備覺享受，他說：「生命之所以會感到無聊，純粹是因為人不能以詩意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 以朗誦與鋼琴創作表達內心感動 提到「以詩意的眼光來看世界」，便會讓人聯想到他的《暗夜的螃蟹》（2019）。這是一個結合詩文朗誦與鋼琴演奏的創作，一個關於二二八遺孤轉念並獲得新生的故事。魏樂富說，這個作品的靈感，來自他在二二八紀念館中讀到的一則真實故事：一位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外省籍婦人，原本要帶著4個孩子走上絕路，最後卻因為孩子的一句童言童語，轉了心念，決定帶著孩子堅強地活下去。 魏樂富早前因幫忙NSO 彩排荀貝格的《華沙倖存者》，進而接觸到了朗誦結合演奏的表演形式，並覺得它相當迷人。於是，自己開始嘗試演出此類型的作品，比如舒曼的《荒野的男孩》（Der Heideknabe）。詩文朗誦時的高低抑揚，再配合鋼琴聲響的情境烘托，形成了一種極具戲劇張力的「敘事」。台上的朗誦者猶如一位音樂說書人，時而陰沉、時而激昂地介紹著故事，讓台下的觀眾宛如搭雲霄飛車般身歷其境。自從在二二八紀念館中看到史料，魏樂富便想，荀貝格為戰火餘生的猶太人寫下了一部《華沙倖存者》，或許，他也可以用類似的形式，為台灣的二二八故事留下點什麼？於是，他將這個真人真事進行了改編，並用不同的角色和分景來鋪陳敘事。礙於中文並非是他的母語，無法掌握到位，所以他選用英語來創作（有趣的是，他也並未選用德文）。文詞雖是以散文形式寫成，但在節奏與韻律上盡可能地貼近
被譽為「豫劇皇太后」的張岫雲（1923-2024），於8月11日以百歲高齡仙逝。出生於河南的她，自幼學習豫劇，以「萬里雲」為藝名嶄露頭角。後因戰亂隨丈夫部隊撤到越南，最後輾轉遷移到台灣，並持續活躍於台灣舞台，同時培育後輩，傳承豫劇。為紀念張岫雲老師，本社特別邀請「豫劇皇后」王海玲，回憶與張岫雲老師的相處過程，將她的思念化為文字，在緬懷大師的身影之餘，也讓讀者一窺豫劇在台灣的點點滴滴。
曾領導法國2間國家舞蹈中心的瑪蒂德．莫尼葉（Mathilde Monnier），不僅作育英才長達25年，也從事多元編舞創作．她並非舞蹈科班出身，20多歲才開始習舞，深受90年代「法國新舞蹈」風格的影響。跳脫學院派觀點的她熱愛實驗創作，經常與不同領域的文化人合作，舉凡當代音樂家、流行歌手、電影導演、時尚策展人、作家等。她也曾與法國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合著《疊韻：讓邊界消失》，透過跨界對談，將舞蹈從觀看的藝術形式轉化為思辨的媒介（註1）。 透過跨領域交流，莫尼葉力圖探索編舞創作的多樣性。在40多年的藝術生涯之中，她已累積了超過50部作品，挖掘出當代身體的諸多面向，無論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牽連、相異文化體態的交流、自閉症患者的重複姿態或當代人焦躁的心理運動。這位法國當前仍具重要影響力的編舞家持續透過嶄新的表現形式，打破當代舞蹈的既定框架，營造意想不到的觀舞體驗。莫尼葉的創作蘊含著女性的關懷與情感，以及陰性書寫細膩、幽微的色彩。《黑暗之光》（Black Lights）是她首次探討女性承受日常暴力的作品。透過本次專訪，她將分享如何同時運用舞蹈與獨白，揭露沉默傷疤下從未平息的疑惑與憤怒，呈現掙脫權力束縛、噤聲的反抗力量，讓我們在混沌晦暗的時代之中瞥見希望的光芒。
《黑暗之光》打破一般人對舞蹈作品的印象，演出形式融合文本詮釋與肢體表演，需要全方位的表演者。「這齣製作不把聲音、嘶吼、口語表達作為輔助動作的元素，反而保留完整的戲劇文本，又具有當代編舞的特質，算是某種跨領域創作。」舞台上8名表演者介於24至54歲，其中包括長期跟佛塞（William Forsythe）及羅提吉斯（Tiago Rodrigues）合作的舞者和演員。儘管她們的年齡、身體形態、養成背景皆有所差異，但她們同時運用肢體與口語，表達內心的遲疑、創痛和憤恨，構成一幅女性集體的眾生相。莫尼葉強調：「我依照直覺去挑選表演者，試圖融合不同性格、年紀、國籍、專業的女性，突顯一種普世的平衡。」 儘管表演者各有所長，莫尼葉跟每個人工作的方式並沒有差別：「展開集體研究之前，我會先嘗試親密的探索。我先分別跟1、2名表演者從文本發展素材，之後大家再一起共享，學習同樣的動作。排練期間，某些表演者詮釋文本時，不禁會流露出個人憤憤不平的情感，千萬不能壓抑這種力量，但要轉化、克服它。雖然當代社會盡量避免憤恨的情緒，但它其實是一股強大的正能量。」
靄雪般的蒼白面容，一頭淡金色短髮，異於常人的空靈氣質，與179公分的身高相襯，人們不免會以雌雄同體形容她，甚至認為她來自不同星球。而她確實將自己活得異常另類，她是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當代最難以被定義的表演藝術者。 史雲頓出身自蘇格蘭最古老的貴族家族，族譜可追溯至9世紀。她渾然天成的貴族氣息其來有自，還曾與黛安娜王妃同時就讀西希斯女子寄宿學校（West Heath School），只是她自小便拒絕走上傳統貴族後代女性常走的人生道路。 出身貴族，卻不願走上命定之路 史雲頓宣稱自己4歲時開始萌生左翼意識，經常質疑那些身為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她印象深刻當她參加哥哥的畢業典禮，校長說道：「你們將是未來的領導者」，而當她回到自己的學校，她卻只被期許「妳們將是未來領導者們的好妻子」。她厭惡自己的人生彷彿早已被決定好了劇本，她不想照著劇本飾演某皇室公爵的妻子。於是，她先後從兩所貴族學校轉學至一般寄宿學校，爾後考上劍橋大學新霍爾分校社會與政治學系，而這其實也只是搪塞家人允許她離家的手段。1984年，她畢業學位為英國文學系。 史雲頓原本的志向是當個詩人、作家，但在就讀劍橋大學期間，無意間看了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電影《驢子巴達薩》（Au hasard Balthazar），片中驢子嘆為觀止的演出，讓她興起表演慾望。於是她開始接演學生製作的戲劇如《仲夏夜之夢》、《馬爾菲公爵夫人》、《錯誤的喜劇》，後又加入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演出《一報還一報》等，自此開啟她的演員生涯。不過，她頗為厭惡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所得到的角色總是在賣弄女性的美麗，僅僅一年，便離團求去。這期間，史雲頓並非一無所獲，因為她認識了改變她一生的伯樂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因為我和前川知大長得很像。」許哲彬說。我們剛完成在植物園烈日拍照的行程，本以為在切題的體感催化下，會從許哲彬口中聽到關於今年執導前川知大劇本《太陽》的各種深刻分析，然而他就說了這麼一句。 前年，許哲彬利用私人東京行程，拜訪了野田秀樹的東京藝術劇場。離開前，對方忽然提起前川知大這位劇作家，和許哲彬說「有空可以看一下他的劇本，你們長得很像。」當時，許哲彬對前川知大的作品並不熟悉，認真看了下東京藝術劇場傳來的相關資料，認為他的創作相當有趣，也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想不到幾個月後，臺北藝術節策展人林人中傳來訊息，說他在巴黎看了一齣前川知大的作品，對他的劇本很感興趣，也另外要了《太陽》這本劇本傳給許哲彬看看。 「這麼有緣，我當然也很感興趣。」許哲彬說。除此之外，《太陽》以架空科幻的寓言故事作為背景，是「台灣不曾有過的類型」。種種巧合之下，促成了此次《太陽》中文版製作。 「巧合」，似乎很適合用來形容許哲彬的劇場創作之路雖然巧合並不代表毫不費力。 從劇場找尋到自身與夥伴的成就感 在台南長大的他，高中就讀私校完全中學，沉悶的升學主義讓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北漂」。當時他對大傳、廣告頗有興趣，但在申請入學階段還剩下一個校系名額可填，於是便填了「感覺有點相關」的台藝大戲劇系，心想「就算上了也可以轉系」。想不到真正入學後，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學，甚至一路組團至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把椅子劇團」），有共同前進的動力，也在戲劇方面找到成就感，於是「就這樣走到現在」。 然而，許哲彬身為劇場導演，真正的養成其實是來自他在公館「挪威森林」咖啡館打工的經歷。 高中時期還在台南的他，就很喜歡跑藝文咖啡館，特別是台南成大旁一間「國境之南」。老闆得知許哲彬即將北上讀書，便推薦他去店名同樣來自村上春樹小說的挪威森林看看。許哲彬先是當了一年顧客，接著開始在店裡打工，認識這間「90年代文青集散地」裡形形色色的人們，有做音樂的、寫書的、拍電影的，也因此對西方藝術、音樂、文學與電影有更深刻的認識，「我是在這裡才知道什麼是藝術片的。」許哲彬這麼說。 如果說「挪威森林」提供的是許哲彬關於藝術認知與創作的養分，那麼台藝大戲劇系則更像
王榮裕，金枝演社劇團藝術總監。 藝術，又是總監的他卻沒打算端坐，一派輕鬆，若坐若倚在三人座沙發上，先是黑狗靠過來撒嬌，然後是貓躺到身旁。這個居家空間在劇團一樓，隔了個廚房就是辦公室。 訪談過程中，他的兒子、也是演員王品果在旁邊的廚房熱起了王榮裕預先煮好的一大鍋羅宋湯，太太、也是劇團行政總監的游蕙芬輕聲邀我們喝點羅宋湯。問起王榮裕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做菜，他笑說：「b（無）啦，你看我的行程表都滿的，沒時間出去吃，就煮一鍋，如果要吃一碗，微波就好。」指了指牆上白板，也對兒子直接熱了一整鍋湯，露出驚訝表情。 家，與劇團，似乎疊合在一起，給他的浮浪貢（ph-lōng-kng）人生安放了點安穩這背後不只是歲月流淌，更在生命的每次選擇裡慢慢找到自己模樣。
「阿才的《七彩溪水落地掃》，跟我媽的東西有種連接，演的故事也很通俗，化妝也自己亂化，衣服也是隨便去找。很粗。這種戲申請補助，就會被認為是藝術，但我媽媽的歌仔戲，我以前都不會說是藝術，因為藝術就是要上殿堂，要講國語，而路邊演出就是『民俗技藝』，有個『俗』。」王榮裕接著說：「我們從小就不認為歌仔戲是藝術。看到陳明才之後，我認為歌仔戲多棒，多精緻！」 那時的他認為：「以前的台灣都被貶抑到沒有自我認同，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離開優劇場的王榮裕，成立了金枝演社（1993-）。他笑說「金枝」來自唸人類學的太太書架上的《金枝》一書，而「演社」是為了湊4個字跟「雲門舞集」對仗。這本探討巫術、宗教起源的人類學論著，也對應著戲劇的意義，並延伸到王榮裕成立劇團本就不只是為了演戲，而是找尋自己、乃至於台灣人的生存價值。 這場探索，先從自己開始。1996年，王榮裕用《台灣女俠白小蘭》向自己母親、還有歌仔戲致敬。《台灣女俠白小蘭》在路邊、夜市等非正式表演空間，搬演戲班故事的現代戲劇，並重新思考當時尚未被正式討論的「胡撇仔戲」（註2），化作金枝演社重要的形式與風格，讓「浮浪貢」陸續開花，成為系列作品。 浮浪貢的背後，是劉靜敏開啟王榮裕對於藝術的一扇門，但後來的他才發現，門後的路雖然坎坎坷坷，卻是母親早已替自己鋪好的路，然後有一群人，陪著他一起走過。
張軍，被戲迷暱稱為「崑曲王子」，現在不僅有演員身分，同時也是上海戲劇學院附屬戲曲學校校長，肩負教學、行政等重責，將生命與生活都全面投身於崑曲藝術裡頭。本次的「藝術家請回答」活動，也是張軍來台演出《凱撒大帝》的前夕，暫且抽離劇中卜拓思（Brutus）等人物，一字一句用錄音的方式回答了戲迷提問。他溫柔且深情的嗓音，如話語、也如吟唱，清晰且堅定地講述了關於人物詮釋、戲曲傳承、藝術思考等面向的問題，如他所珍惜的每次與觀眾見面的相遇，不管是聲音、演出，抑或是文字。
Q：演《春江花月夜》時，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借鑑了多少傳統程式？創新部分主要體現在哪裡？ 對於《春江花月夜》這樣的新戲，在塑造人物上，我大約會不自覺地先找到行當的歸類，畢竟這是我身上幾十年積累下來的下意識，而且我跟隨蔡正仁老師、岳美緹老師兩位恩師學戲，巾生、官生、窮生、雉尾生都學過。張若虛這個人物，我比較把他定位為小官生，飛揚一點的時候，會再更靠向巾生一些。聲音、身形、舞蹈動作，都是從傳統程式來的，這樣創作的時候有一個基本的依託，也是一種對傳統的再運用。 至於創新，我覺得是感知張若虛對於時間的思考。他永遠停留在27歲，但是和辛夷的三次見面，辛夷分別是16歲、26歲和66歲。這部分的創新，其實在傳統舞台上也有可借鑑的，比如說杜麗娘就是生生死死，超越生死，張若虛也是生生死死，超越生死。這種內心的、深度的，對於生命的、時間的感受感知感應，我覺得這是創新的部分。雖然這部戲是古典的題材，服裝也是古典的，總體呈現還是規規矩矩的，但內心在體驗這些非常深度的哲思時，我覺得是一種全新的探索和呈現。 Q：傳統文化與現代流行，小眾與大眾是否合流或是分流？當您專注固有藝術成就，對於創新與創作有什麼看法？ 我一直覺得傳統文化和現代流行文化，小眾與大眾，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 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崑曲主宰中華民族的集體審美達兩百年之久，在那時，崑曲其實也是流行藝術、流行文化。隨著我們的推廣和創作，崑曲觀眾正在大幅度的增長。我說不上到底有多少崑曲的觀眾，但我經歷過崑曲的窘迫階段。1990年代中期左右，當我畢業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看崑曲，一個劇場只有幾十個人是常有的現象，但是經過了這20、30年的努力，好的崑曲演出都是一票難求。無可置疑，崑曲肯定是小眾藝術，這跟它的藝術質地和本質有關，但小眾也可以擁有大量的觀眾，看似對立的觀念其實並沒有那麼絕對。 就像在這些年間，我一直在創作的音樂形式，叫「水磨新調」，就是崑曲水磨調的新演繹方式。從錄音棚製作開始，一直走到了萬人演唱會，走到像小巨蛋這樣的場合，像周杰倫、蔡依林一樣地做崑曲搖滾音樂會，這種嘗試非常受到大家追捧，讓這樣的音
能導、能演的韋以丞，其實在戲劇系主修的是燈光組。許多人對此感到震驚，但若真正懂他之人，或許根本不該意外，畢竟這人處處充滿驚喜怎麼白天看他還在南部，晚上就現身台北的排練場？又或者，怎麼前幾天還見他帶著豬鼻子，飾演小朋友的偶像「豬探長」、接著又在明華園的戲台上唱戲，過沒幾天，還能看到他以導演的身分被放在節目單上。 重考之後，找回選擇的自由意志 如果說每個人的學生時期都有一個核心記憶為往後的性格定錨，組成韋以丞之核的記憶，恐怕離不開「重考」。他曾多次提及高中的迷惘，以及升學的挫敗，乃至考上北藝大以後，一度質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或許因為曾有如此經歷，曾被困住、被剝奪過選擇的能力，使他在大學裡卯起來學習。 那幾年，他向尚派武生李柏君老師拜師，奠定日後與京劇、歌仔戲等傳統戲曲的緣分，也跟著班導羅北安到校外演出，但是到了大三，簽主修的時候依然猶豫不決，「我後來選燈光設計。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它的必修跟很多課都撞堂的話，我也會想去學舞台的繪景課。」 他學習的動力不光是來自外在稱讚，而是從知識本身獲得的成就，更具體地說是走到這裡，他發現將原有選擇權奪回來了。韋以丞不再是被升學體制牽著鼻子走的人，既知此事，他就得將過去失落的逐一補齊。 「你說，我後來之所以會選擇表演，是因為想要被看見嗎？其實每個人應該都希望有某個部分被看見，但我當時的思考狀態更近似於：『哇，我不知道要做什麼，可是知道前方有好多好多的選擇，只要彼此不會衝突，我都想試試看。』所以，真的是後來才慢慢、慢慢才走到表演創作的路上。」韋以丞笑著說。
《沒有人想交作業》於2021年起亮相，從一開始就是韋以丞起心動念，與夥伴串連所完成的作品。過去曾經歷了讀劇、劇場版，今年又將在空總展開讀演版，集合13位演員，於不同場次中輪流分飾6個角色。「在這個版本中，幾乎每個演員都會在不同場次中、飾演到不同的角色。這也是讓大家『填志願』角色而成的，我自己反而沒有在這個層面上主導太多。」 韋以丞開玩笑說，自導自演的過程多是「痛並快樂著」，例如他現階段一人當多人用，只能先排順走位，顧全大局，使大家安心，餘下精力再慢慢釋放給自己的角色。但是辛苦擺一邊，多數時候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的排練，仍是笑聲不斷，「我光是把走位拉出來，演員就能自行發散出那個角色的特質。」 導演工作是如此，那麼回到表演工作上呢？「若身為演員，我還是很在乎劇場倫理，當然該拿出來討論的東西還是會說，但最終當然仍以導演的想法為重。」韋以丞說，即便如此，演員也是會歷經多重視窗的無限開啟，以9月即將演出的《父親母親》來談，此戲的「視窗」在於多個不同角色的轉換。他從疫情之初便積極參與製作，且因過程中需執布袋戲，韋以丞回憶：「三級警戒的時候我們是透過宅配收到『練習偶』，透過視訊跟老師上課。」 既是偶身，也是彼身。該戲全場僅有6個演員，卻得分飾30多種不同的角色，韋以丞除了偶戲演出外，亦有其他角色扛在身上。他試著說明：「《父親母親》對我來說很像是一個台灣公路電影，隨著一位計程車司機的尋親之路，從北台灣沿途下繞，想要參透自己的身世。」 隨著地理位置的轉變，時間軸也在場上時時變化，韋以丞說：「我所飾演的角色會出現在許多人的回憶之中，時而年少時而年老，當初排練的時候我們光是抓那個時間點就花了很多心力。」言而總之，無論在哪個領域之中，他的思考方向都得多方發散。
今年端午節剛過，便聽聞詹益昌醫師辭世的消息。除震驚外，更多的是不捨與感傷。回想起這幾年與詹醫師一起工作、研究音樂的時光仍歷歷在目，許多回憶也隨之湧上心頭。 還記得是2006年的時候吧，當時剛到台中教書的我聽聞有一位號稱台灣頭號華格納樂迷的狂熱樂迷在台中創立了一間私人性質的「華格納圖書館」。好奇心使然，某日我造訪了這間位於民權路巷弄內的神奇圖書館。事實上圖書館內的陳設我已印象模糊，但還在門外就聽到一陣滔滔不絕的講課聲，進了門才知道原來這位華格納狂竟然還自己開班授課，傳授聆聽華格納歌劇的秘訣。當天來聽課的人不少，室內幾乎坐滿，但我因為沒有事先報名所以只能站在後場聆聽。上課內容是什麼坦白說我早忘了，但授課者壯碩的身材與宏亮的嗓音讓我印象深刻，而這正是我與詹醫師的第一次相遇。 將近10年後，2015年某日，我的粉專捎來一封訊息，正是詹醫師想要邀請我到他新成立的「夜鶯講堂」進行一場演講。不過講題與華格納無關，而是針對他的旅行團的音樂行程為團員介紹百老匯音樂劇。就是這場演講開啟了我與詹醫師10年的緣分，在此之後幾年間，我成了夜鶯講堂的固定講師，從貝多芬、華格納、馬勒到百老匯音樂劇，幾乎每套系列講座都是我與他在不停地交流音樂思想、交換意見下孕育而生，而我也由此見識到了詹醫師對於古典音樂廣泛而專精的見識與涉獵。 2016年初，詹醫師在夜鶯基金會成立前夕邀請我擔任副執行長一職，我還記得那天中午他邀請了我與內人在台中的一間高級餐廳用餐，席間他告訴我，基金會成立的宗旨除了要推廣華格納的音樂與藝術外，更重要的是建立樂迷與樂團、音樂家之交流的平台，同時也積極向國內各大樂團爭取延長音樂會演前導聆時間至45分鐘的規格。這樣的理念放在今日來看都屬創新，更別說將近10年前了，但他卻憑藉著一股熱情認為這件事非做不可，當然我也因為他的這股熱情而被感召。基金會成立之初諸事如麻，無論是網站的建置、基金會形象的露出、與各大樂團間就演前導聆形式的溝通交流，還有號召國內各知名音樂講師共襄盛舉等任務，幾乎每一件事都在他的運籌帷幄中，每每有任何難以決斷的事項，只要他稍加思索，很快就能理出精準且正確的判斷。在我眼中，詹醫師不僅僅是一位感性熱情的音樂愛好者，更是一位擁有極端精明頭腦、思緒極為清晰的企業家。 在與詹醫師工作的這段時間，雖然因各項基金會事務
劇院群聚的倫敦西區，英國編舞家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的名字代表著驚喜。將經典芭蕾舞作賦予當代的改編與詮釋，是他獨樹一格且風靡西區的標誌。1995年他推出全男性芭蕾舞者版本《天鵝湖》（Swan Lake），天鵝成為充滿攻擊性的強壯生物，王子更愛上男天鵝，對比過往的柔情詮釋，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在有力的肢體表演下展現全新風貌，隔年就獲得英國劇場奧利佛獎；兩年後前往紐約百老匯巡演，更獲得美國劇場界最高榮譽東尼獎導演與編舞的肯定，成為21世紀初的重要舞劇經典。 然而馬修並沒有在高峰停下腳步，而是放手展開一系列充滿野心與挑戰的創作，他成立的「新冒險舞團」至今已推出35部舞作，其中由馬修擔任導演與編舞的有13部，包括改編經典的《剪刀手愛德華》（Edward Scissorhands，2005）、《灰姑娘》（Cinderella，2010）、《睡美人》（Sleeping Beauty，2015）、《紅舞鞋》（The Red Shoes，2016）等，以及即將在今年巡演至亞洲的《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2019）。而集口碑與票房於一身的馬修，也在2016年獲英國皇室授予爵士的榮譽。 從小種下的創作啟蒙 1960年出生，成長於英國倫敦，裨益於地緣，馬修成長過程就常跟著父母造訪電影院和劇院，他回憶：「印象中他們沒有太多錢，所以我們總是坐在最頂層，最便宜的座位區。」然而馬修正式學舞的時間相對地晚，22歲才進入倫敦拉邦中心，畢業後跟著拉邦中心的過渡舞團（Transitions Dance Company）進行兩年的巡演。很多人以為他是先跳舞才編舞，其實不然，馬修早在5歲就開始頻繁參與社區、學校的大小演出，儘管沒有正式學過表演，但他從小就會試著用不同的方式處理演出，「換個方式試試看」的念頭可說是他編舞的啟蒙，過程中他也一路自學舞蹈，直到長大才正式進入學校學習。而父母為他培養的看戲興趣，則是他從小就身兼影迷、戲迷，最終更投入劇場工作的重要啟發。 隨著他為電視、劇院和其他舞團的編舞工作變多，表演次數減少，最終他在1986年創立公司開始個人創作。如今64歲的他，依舊充滿熱情地表示，這是他一直以來最喜歡做的事，未曾改變。
直到演出前一個半月，《Turn Out》所累積的單口喜劇文本字數，已經可以讓劉奕伶講上至少3小時了，而且還再增生中，「我還可以用什麼不同角度去說？覺得這有關聯，那也有關聯，那個好像也可以講講看，結果就愈寫愈多了。」 這些日子以來，這位舞蹈藝術家做最多的動作大概是盯著筆電打字，或是手撐著頭，對著電腦螢幕發呆。不過，她舞蹈人的身體狀態早已內化成日常，她會站著打字邊把腿也跨上桌，坐在地板打字時則將雙腿外擴，簡直是反射動作，畢竟從小練舞的劉奕伶非常擅長「Turnout」。 「Turnout是我們學芭蕾舞一定要有的一個能力，就是像這樣把腿外翻，從髖關節打開。」劉奕伶動作著；同時Turn Out在日常用語中則有「意料之外的結果」之意。台灣的舞蹈教育追求Turnout，想成為舞者就要想辦法把身體打開、把自己打開，以完成各種難度和技巧。然而，當劉奕伶成為美國比爾．提．瓊斯舞團的專職舞者後，「嗯？怎麼老闆會說我太turned out了？因此我跳舞變得沒感覺了？⋯⋯就覺得跟原來想的都不一樣！」 回溯30多年的舞蹈人生，自己經驗了什麼，後來又被翻轉了什麼？而外界的以為又是什麼？《Turn Out》以單口喜劇挑戰觀眾對舞者的刻板印象，也自嘲從前那個舞蹈優等生和頂著旅美舞者光環的劉奕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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