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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把生活唱成歌
在台南一處社區活動中心裡，上千個來自班圖拉（Pantura，Pantai Utara縮寫，指印尼爪哇島北海岸）的移工齊聚一堂，舞台上的合成器樂隊已就定位，兩個帶著爪哇傳說中巨人面具的「Buto╱Buta」，與另一名男扮女裝的演員，以〈Wartiyem〉這首歌為背景，講述一個自台灣返鄉的移工，在故鄉打扮得「像個外國人」。這齣戲謔的勸世劇的最後一幕，變裝的演員被巨人以瓦片擊暈倒地，觀眾在滿地的瓦礫中看見「忘本」的下場。 1999年就到東港跑船的南安由（Indramayu）民歌樂人Ang Wang，在上述活動負責管理現場秩序。在他前後待了17年的東港，自90年代開始從印尼、菲律賓等地引進勞動力，根據東港的印尼同鄉會統計，目前至少有2,300名印尼船員在東港的漁船上工作，其中9成以上來自班圖拉。而全台灣一萬多名印尼船員中，大多數亦來自這個地區。在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台灣許多漁港，常可看到班圖拉地名的塗鴉。 班圖拉船員的移工聚落 海岸線綿長的班圖拉，在歐裔殖民者到來之前，早已是漢文化、印度文化與馬來世界各王國間互通有無的門戶。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馬打蘭蘇丹國（Kesultanan Mataram）於1755年簽訂的《吉揚提條約》（Perjanjian Giyanti），除了讓馬打蘭成為荷殖政權的附庸，殖民者也從蘇丹手中獲取了掌控班圖拉的權利。19世紀初，因應軍事與經濟需求，便開始修築用來運輸咖啡與蔗糖等作物到港口的道路，這條路也在印尼獨立建國後，成為國道一號線（Jalan Nasional Rute 1）的雛形。殖民經濟促使位在班圖拉的巴達維亞（Batavia，即印尼首都雅加達）、三寶瓏（Semarang）、泗水（Surabaya），成為荷殖時期郵務量最大的城市，也奠定了爪哇島作為政經中心的基礎。 在封建制度與殖民治理下，班圖拉大型都會區以外的農漁村落，仍是經濟與文化意義上的邊陲地帶，特別相對爪哇文化中心日惹梭羅（Jodja－Solo）而言，班圖拉時常被視為粗魯（kasar）與野蠻的（barbar）的代名詞。這樣的偏見，源自於歷史與社會變遷下與日俱增的隔閡。貧窮、高失婚率、低教育水平、人口販運等現況，是該地區被迫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化社會的過程裡，揮之不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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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勞動、遷徙與歌唱
2021年11月，為了半年後將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的《非遊記》發想新作，策展人帶我們到東協廣場進行場勘，當時我們對新作的想法還非常模糊。 中午我們在一間附設卡拉OK的泰國餐廳用餐，遇見聲嘶力竭歌唱著的泰國移工蘇塔，他的桌上已經擺滿了酒瓶。不禁多看了幾眼。傍晚透過策展人關係，體驗了樓上的泰國夜店。夜不夠深，人還不多，我們窩在牆邊的位置，觀察著可能成為題材的各種現象，又得勉強配合電音擺動著觀光客的身體。 突然間又遇見蘇塔，爛醉的他走上舞池，以獨創又怪異的舞步，成為夜店的中心。我們向爛醉的他搭訕，要了他的臉書。 後來陸續在線上接觸了幾次，約好在4月，也是宋干節（編按）的一個週末，再次到東協廣場開拍。拍攝內容和場勘那天見到的差不多，只是這趟玩樂多了劇組，蘇塔則會拿到一筆演出費。拍攝過程中，蘇塔問翻譯，這部影片會在哪裡播放？當他知道了是當代館以後，很誠懇地表示了他的困惑：「會有人來看嗎？」 蘇塔的臉書上有許多自彈自唱的影片，其中有一首歌我們覺得特別好聽，並且請他在片中唱了兩次。這首歌叫做〈เกิน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用Google直翻是More than necessary，中文應該翻作「不必要」，但是若直翻成「多過必要」，好像就為這些享樂的日常體會，給出了一個位置。 （編按）宋干節（Songkran；วันสงกรานต์），俗稱潑水節，為泰國的傳統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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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國家兩廳院：成為連結歐亞的藝術樞紐
2017年，國家兩廳院在30周年之際進行組織調整，在節目企劃部下單獨設立了國際發展組，此舉對應著兩廳院對自身成為「亞洲場館」的定位期待與發展策略：作為台灣最老牌藝文場館，兩廳院長久以來與歐美表演藝術界的關係深厚，並引進了不同的演出與創新概念，卻對亞洲的創作發展與交流十分陌生，也因此開始思考其中發展失衡的成因。 重訂國際發展策略，直面失衡的亞際交流 在此思考之下，兩廳院先於2019年舉辦了兩日的Asia connection論壇，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柬埔寨的藝術機構策展人，從他們自身與亞洲藝術家的策展合作經驗，分享對於「亞洲連結」的經驗與看法，相互激盪產生連結的可能形式。論壇中，與會者從製作面與各國文化政治生態開啟認識，卻也發現其實亞洲場館間的相互連結與作品邀請不多， 整體的創作品味更是偏向西方。 國家兩廳院副藝術總監施馨媛表示，19世紀開始的西方現代主義為「當代藝術」創造了一個分水嶺，不在現代主義的角度下發展的當地藝術，都被稱為傳統藝術，而成為所謂的「傳統戲曲」：「所有的當代，不論是舞蹈、戲劇、文本都是以西方的脈絡發展為基礎並作為學習對象，反而因此忽略了亞洲的脈絡。」除了彼此對亞洲藝術家與創作狀態缺乏認知之外，在論壇討論中，兩廳院也發現亞洲缺乏共製的生態系統，無法像歐洲一樣經由共製進行資源串連和發展巡演。為求平衡表演藝術美學的東西方失衡，也希望透過有策略的計畫發展亞洲的共製生態系統，並形成一個交流平台，協助形塑亞洲觀點的作品，因而產生了「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ACPC）3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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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場館作為亞洲劇場平台
自2017年起，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北藝中心）以「讓亞洲發現亞洲」為理念籌辦亞當計畫（ADAM），藉此連結亞太地區的藝術機構及創作，撐開互動的空間與思想的資源共享，成為各地創作者串連的集聚地，對「亞洲」的構成進行創作性的交流與探討。 亞當計畫在2023年正式邁入第7屆，作為北藝中心開館以來首次的實體交流年會，場館則以構築「亞洲共製中心」為目標，讓台灣成為亞洲的交會站，向藝術家和場館發出邀請，共建促進連結與分享的平台，提出一種重新理解亞洲的方式，北藝中心執行長王孟超甚至喊出「立足亞洲，望向世界」的宗旨。 台灣的交界優勢 然而，儘管有具體、可計量和歸類的地理基準，但對亞洲的想像卻是恆常變動、不可化約的定義，並擴延出許多當代論述。尤其在南轅北轍的文化脈絡、語言差異、歷史經驗、生命政治等面向，彼此又該如何藉由表演藝術作為路徑尋找異同之處，緊密地互動，進而形成親密的共同體？受限於台灣的地理位置，我們看待亞洲觀念幾乎只放眼於「東亞」，又該如何連接從未交集過的區域與差異較大的文化，並產生更多當代表演的想像？ 王孟超道出台灣處於交界地帶的優勢：「除了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中間，亦是華人語系、南島語系、新移民族群的混合體，在文化上有足夠的多樣性與精采度。但過往台灣的藝術環境及許多生成一直隨著歐美的藝術養成和腳步前行，缺乏自信，更難以強調出獨立性、真實的面向和獨特的亞洲視角望向全球。即便如此，台灣還是能夠在中華文化的傳統基礎上，發展出屬於自身的身體形式，也在具有西方當代性學習當中，走向一種普世性，可以代表亞洲與西方溝通的其中一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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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亞太傳統藝術節：製作當代劇場與傳統碰撞的新美學
從傳統藝術節的視角想像「亞洲」，好像很快就會有一些圖像，譬如神話、宗教、民俗等等，又或者，像是1980年代文建會（現文化部）「民間劇場」單元的「地理文化」的擴大版，盡情展示「本土元素」，可是這樣直覺式的想像路徑，真的理所當然嗎？難道這樣做就比較「民間」？解鈴還須繫鈴人，不如就回到現正如火如荼籌備下一屆（2024年）的亞太傳統藝術節（以下簡稱「亞太」）的策展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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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聚思製造端：你我處在不同的亞洲
今年更名後，成立10年的「聚思製造端」，仍持續在空間營運、創作者扶植、節慶規劃及國際連結上盡心盡力。無論是過往共同發起的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或持續耕耘的「東南亞當代表演藝術性別創作網絡平台」，作為台灣民間獨立藝文機構，聚思製造端期許從亞洲甚至東南亞出發，連結各領域藝術家的發展路徑，可說愈來愈鮮明。 藉與世界各地的製作人、策展人與機構的連繫，總監高翊愷逐漸關注到台灣藝術家對鄰近國家，始終存在雙向互動與認識的匱乏，進而反思：台灣之於亞洲，正處於何種關係？藝術家又該如何定位與布局？ 藝術家眼中的亞洲 相較亞洲鄰國，如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及泰國等，不少國家公部門藝文補助比台灣稀缺。然而，台灣的藝文補助機制與文化預算有部分的目標導向特質，當獲補助者受潛在的目標導向吸引時，往往會以成果產出來思考、執行。高翊愷指出：「從政策面來看，台灣文化優勢逐年攀升，但我們要與國際開展何種關係？是深化與鄰國結盟、合作，或不斷生產作品、輸出西方？思路不同會導向不同未來，也關乎自我定位與發展。」 而台灣藝術家常疲於申請補助、創製新作，再帶作品出國並強調「來自台灣」，這有別於缺乏公部門補助資源的鄰國（尤其東南亞地區）創作者們。「他們多從認識彼此開始，再積極尋覓合作關係並努力延續，因而國際視野與台灣有明顯差異。」換言之，台灣完善的補助機制，造就了一體兩面的處境：一方面穩健栽培藝術家，開發作品、走出亞洲；另一方面卻模糊了台灣與亞洲，乃至與世界整體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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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文化與戰爭
歷史上，不斷重塑亞洲地理與身分認同的力量，與戰爭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3場戰爭大致勾勒「亞洲」這個概念的流變：二戰、冷戰、新冷戰。而在這3場戰爭中，形塑「亞洲」概念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和美國。 亞洲，邊緣的話語 眾所周知，「亞洲」是一個西方詞語，古希臘語Asia的意思是「東方」，本是指稱希臘以東的鄰近地方，後來隨著「中東」、「遠東」等詞語的發明，才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環繞的大陸與島嶼。從這個詞源來說，「東亞」，East Asia，剛好是「東方的東方」，東方的最邊緣的意思。而事實上，歐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這種地理上的遠近法思想亞洲的，比如黑格爾（G. W. F. Hegel），他把距離歐洲最遠的中國和印度，看成文明發展階段的幼童，敘利亞和埃及、希臘、羅馬分別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則象徵著站在高峰上的「絕對精神」。就這樣，以歐洲為中心，空間上的遠近被固定成時間上的遠近，而遠近關係又決定了文明階序上的高低。 其後，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在亞洲出現？」「為什麼亞洲必須靠西化才能現代化？」這些問題，或這種問法，都有意無意沿用了黑格爾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歐洲中心論，雖然經常是貶低，有時候也會用來捧高亞洲，比如說亞洲相較於個人更重視群體，感性比理性更發達，更空、更無、更不可說等等。凡此種種，無論是污名化還是浪漫化，都是以「亞洲是歐洲的相反」為前提，為了反襯歐洲的民主、自由、科學而建構出來的，歷史學者宋念申稱之為「亞洲反題」。 既是反題，當然只有地處大國邊緣、長期處於劣勢的周邊國家，才會自命為「亞洲」。此所以，當19世紀爆發中英鴉片戰爭、美國黑船打開日本鎖國之時，中國還是不大有身為亞洲一員的危機意識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卻說什麼也要跟西方爭奪亞洲的話語權。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西風東漸，勢不可擋，按照優勝劣敗的法則，東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帶領之下「脫亞入歐」一途。相對地，岡倉天心則在《東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興亞論」，認為亞細亞民族非但不次等，還發展出偉大的宗教與倫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戰爭的歐洲人，更了解維繫世界和平的愛，而整個日本正是一座匯集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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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邊緣紀實
近年，亞洲各地陸續出現以木刻版畫作為創作媒介的藝術群集（art collective），創作者借助木刻版畫的簡便特性和相對容易掌握的技術，將此一媒介帶進社區，與當地人互動協商，並鼓勵人們以此媒介記錄自己的故事。這些群集分別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菲律賓等地，面向的群眾大多可歸納為後殖民和資本主義矛盾下的邊緣群體，如離鄉別井的移工移民、面對拆遷問題的原住民、城市的貧困民眾、被主流排擠的性小眾等等。他們的創作彷彿在提醒一種跨地域的共通社會問題，並提議以強調協商的創作手法去理解和拆解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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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Ｘ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上）
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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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姚立群Ｘ鄭慧華跳脫虛幻的亞洲，以空間策展建構關係的平台（下）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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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分與美學策略
「找自己」的三度叩問 林懷民第一次的「流浪旅程」是在1972年，他完成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碩士學位後，回台灣之前的一趟歐洲之旅，在當時極度封閉與壓抑的台灣社會情境中，他到美國、到歐洲，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國內的環境並不適合保存自我，如果出來有個原因的話，那就是出來找自己。」（註1）林懷民在1969年一封寫回台灣的信裡這樣說。歐洲流浪回來後的隔年，他創立了雲門舞集。流浪歐洲期間，在瑞士友人家中看到敦煌壁畫畫冊，燃起他尋找自身文化根源的渴望。（註2）數年後，敦煌飛天舞伎的形象被轉化入雲門早期經典《星宿》（1979）。 1978年，林懷民和雲門舞者們在新店溪畔搬石頭，尋找《薪傳》裡在台灣土地上勞動身體的力量與形象，剛過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對著攝影鏡頭這樣說：「我們到河邊勞動不是在排練，而是要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註3）《薪傳》之後，他帶著雲門展開地方與社區巡演，在操場和禮堂搭台為鄉里觀眾演出，緊接著1980到1981年間雲門展開3次的「藝術與生活」聯展，號召起同一世代的藝術工作者，將藝術帶入鄉鎮民間。那是1970年代外部國際政治情勢動盪，內部文化身分板塊變動，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文化人要為「藝術」在台灣社會尋找定位，同時要透過「藝術」為這片土地塑像的迫切年代。 1980年代後期，當時身兼雲門藝術總監和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主任的林懷民，展開另一次「找自己」的流浪旅程，這一次是到「陌生」的亞洲。從1986年開始，他數度造訪峇里島、爪哇、印度、中國，「在被灌輸了太多西方之後，認識鄰邦，進而認識自己。」（註4）繼歐美一流舞團的芭蕾與現代舞師資之後，1992年林懷民邀請來自爪哇日惹的印尼舞蹈研究學者Sal Murgiyanto和他的印尼傳統舞蹈家妻子Endan Murgiyanto長期任教藝術學院舞蹈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 林懷民「流浪亞洲」期間，雲門宣布暫停（1988）又重新起步（1991），世界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台灣解嚴（1987）、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柏林圍牆倒塌（1989）、蘇聯瓦解（1991）。同時，「全球化」的思維與力量正蓄勢待發，要以跨國企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重新形塑世界樣貌，1995年成立的隸屬聯合國系統的世界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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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在南管與舞踏之「間」
江之翠劇場的梨園戲與日本的舞踏首度結合的創作《朱文走鬼》，首版發表於2006年新點子劇展，由友惠靜嶺執導。這是一部傳統劇目，講述北宋年間落第秀才朱文與養女一粒金的人鬼戀。 因為這項演出計畫，江之翠與日本舞踏團體「友惠靜嶺與白桃房」開始密集接觸，先是在上半年請來蘆川羊子、天乃宇受美等3位舞踏表演者來台舉辦兩次舞踏工作坊，然後再由導演友惠靜嶺與江之翠進行密集排練，但其實，這不是我首次接觸舞踏。 在舞踏中「變身」 我與舞踏的初接觸是在1994年，臺北藝術大學舉辦的工作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野一雄示範，看到一位年邁的男性模擬女性動作，還有大野慶人帶領學員做的步行練習。整體而言，並不吸引我。後來回想，當時我認為雅俗共賞的藝術，需要合乎小孩與年長者的喜好，習慣的是和諧、對稱的美感，大野一雄透過表演所要傳達的事物，對我是陌生的，以至於無法在短時間內產生共鳴。像初看Rika（秦Kanoko）的舞踏時，我對她髒、壞、不整的服裝及造型感到質疑，直到整個人被帶入她的表演，感覺到她一顰一笑中的精神性與動靜，開始思考表演中想傳達什麼之後 ，才喜歡看Rika的表演。 第二次接觸舞踏是在1995年，與江之翠團員一起參加由「多面向舞蹈劇場」主辦，蘆川明乃帶領的「另類舞蹈營｣。蘆川的引導以打開各部位的「眼睛」為指示，更著重在「部位與空間所產生的細微體會｣，因此，在練習中除了努力感知少用的身體部位之外，也需要更專注地覺察動作時的氣流、風的吹動、光線的溫度、與建築物的距離、所在空間的材質等關係。由於蘆川在過程中給予的指示相當明確，使學員容易進入、感知身體。至於模擬大自然的想像練習，則產生放棄自我、歸零，而後改變身體質感以達到變身的效果。 但第一次對變身有明顯的感受，是在Rika於1999年所帶的「身體花園日本舞踏工作坊」中，為期10天的工作坊，她不斷提到「舞踏的精神是真實」。第7天的練習是要做出「身體扭曲，無法控制，但強烈地要向前進」，我想像自己是一名智力停留在7、8歲的腦性麻痺患者，半身不遂，母親引導我往前。我真實地感受自己沉甸甸的身體，感受手部、骨骼緊緊貼著地板給予的支撐、兩手及上身肌肉在匍匐前進時的鬆緊、風吹過毛孔的清涼，汗水在身體出力間慢慢成滴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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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的聲音政治與歷史回聲
若要以劇場聲音╱音樂設計的角度探論王墨林編導的「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系列作品，得從2010年起流行音樂唱片製作人、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參與其劇場作品，擔任音樂設計說起。 王墨林在2010年後編導的劇作，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即是創作的歷史框架更擴大且逐步地聚焦於亞洲冷戰戒嚴史。此階段的劇作仍是聚焦他長期關切的「冷戰戒嚴」，但是劇作內容對話的歷史可追尋至台灣日據殖民時期與韓半島因美軍介入「三八線」民族分斷歷史中發生的共同歷史悲劇（見2019年《雙姝怨》新製版與2017年2018年《脫北者》），可向內更深地探視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生存狀態（見2010年《荒原：致台灣八○》），更擴及東亞與東南亞的冷戰戒嚴歷史的反覆探問（見2013年《安蒂岡妮》與《脫北者》），在這個過程中亦不乏試圖將「亞洲冷戰戒嚴史劇場」方法理論化的實驗性作品（見2015年起《哈姆雷特機器詮釋學》的系列巡演與探索工作）。與這個重大轉換同時發生的，即是王墨林邀請王明輝連續擔任劇作的音樂設計。 王明輝擔任音樂設計之時，除了延續其在唱片音樂製作、創作思維一貫表現的第三世界╱亞洲思想政治性，亦在劇場這一個不同於唱片製作的空間，因導演編導思想與劇本構思主題，而在劇場空間裡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具情感連結性的亞洲歷史空間。王明輝作為劇場音樂設計參與王墨林編導的劇場製作至今，合作逾10部劇場作品。 以人性視角與聲景重建亞洲戒嚴史 上述以音樂和聲音搭建起一個亞洲歷史空間的工作方法，即以王墨林與王明輝在韓國與台灣共同製作的《再見！母親》（2010釜山，2011台北）為雛形。在2010年，王墨林先是受韓國釜山SHIIM劇團的邀請在釜山推出為紀念韓國工人鬥士全泰壹自焚40周年製作《再見！母親》，同一年在台灣推出《荒原：致台灣八○》。如果不以劇作在台灣演出的先後順序來探論，這兩部劇作同時推出，反映了王墨林的劇作思維，展現了面對亞洲與台灣的雙面性。 《荒原》由當下回憶、反思台灣80年代的解戒嚴時刻，更是他「透過作品對個人與民眾的關係」所做的回應（註1），亦探問批判知識分子如何面對後解嚴社會更深的精神困局。《再見！母親》則開始與亞洲韓國演員合作正式開啟「亞洲身體連結」，該劇在台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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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回望歷史
亞洲如何變成劇場？地理想像又如何在劇場推移出一種情感？其中歷史隨著编年史的方法論，將之空間分布連繫成一片地緣政治的歷史網絡，在地理學這樣的歷史敘述上，從而讓我們更為宏觀地看見過去，也能夠解釋了當代性的形成。 如果我們想弄清楚時下在所謂「轉型正義」內宣下，掀起小劇場「白恐戲」的一窩蜂現象，台灣在日殖及戰後冷戰戒嚴那個年代，左翼反體制人士與殖民政府及右翼國府鬥爭的歷史重大問題上，必然地也要反映出那個年代的共時性，也就是戰前亞洲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及冷戰亞洲掀起麥卡鍚主義的反共政治，這也是亞洲地緣網絡的交織，構成民眾反抗遭受壓抑歷史的互涉。 據此，並在與韓國進步的小劇場人士於2010年合作《再見母親》的基礎上，我們又共同發展出《安蒂岡妮》（2013）及《脫北者》（2017）等兩齣劇作，同時為表現時空分延而出的亞洲民眾共體性，先後加入了北京與馬華兩地演員，為亞洲冷戰背景下的民眾身體圖像，共同敘述出戰後史的幽明篇章。若加上2019年的《雙姝怨》，對日殖時期的「灣生」與台灣女子受到左翼運動的啓蒙，一起接受到女性主義的思想洗禮，卻雙雙遭遇被封建體制的輾壓。因此，以上三部劇作若冠以「冷戰三部曲」名之，亦意味為個人在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階段總结。 （編按）本單元輯錄長年與劇場導演王墨林合作的紀實攝影師許斌所拍攝的「冷戰三部曲」演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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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感覺亞洲
亞洲，西方的製造，駁雜的地緣，反抗的痛史，理念的叢結。 可是宣稱「亞洲」，就足以走出一條非西方的自主路徑嗎？在台灣劇場的現代歷程，或許指向的更是對多重現代性的清算，在世界性的權力結構，以及混雜性的美學構成之中，篩出其間的殖性，以重認自己，再生產嶄新的動能。 故事難免從以前說起，總是關乎實踐與移動。接著下來，文化冷戰、海峽兩岸、南島、南向到新南向，亞洲及東方，這些彷彿約定俗成的詞語，架為層層密密的文藝網絡，大敘事從未消亡。但身體實踐作為劇場的本體，正可以是穿越迷霧的想像的飛行器，在大敘事覆蓋的系統之內，戳出一洞又一洞異質的孔隙。 感覺，定義之前的探索；亞洲，名詞之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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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表演法魯克．喬迪里：提防名為「亞洲」的標籤陷阱
亞洲是什麼？是地理位置？是種族？還是文化背景？對製作人法魯克．喬迪里而言，「亞洲」是危險的標籤陷阱，讓我們陷入東西方抑或歐亞文化的對立，忽略「亞洲」一詞涵蓋的廣大面向與細微個體差異，在亟欲與西方抗衡的焦慮中，作繭自縛。 身為成長於英國社會的巴基斯坦移民，法魯克對亞洲之稱，有更矛盾卻又真實的理解。他更想知道：「當我們談論亞洲時，我們在尋找什麼？背後的真正動機又是什麼？」我們是否被西方宰制太久，試圖要從亞洲尋求反制之道？抑或，亞洲是否代表了另一種之於西方眼光的認同？ 的確，我們不可否認亞洲各國文化也存在著某些共通處，如法魯克舉例說明的「身體智慧」（physical intelligence），深植於亞洲文化中的身體傳統，流動之中帶有種沉靜，自然而然也會表現在舞蹈語彙中。「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那些和傳統連結較為薄弱的當代創作。」法魯克提醒我們。「以古典芭蕾為例，美式芭蕾急促、英式莊重，法式世故、義式浪漫、俄式華麗，而日本、中國呈現的芭蕾身體，則是沉著而精準。」法魯克說：「或如我多年合作的舞蹈家阿喀郎．汗，你當然可以清楚看見他來自何方，他的身體又帶著什麼樣的文化影響。」這種對於傳統之延續與溯源，是強調大破大立的西方當代藝術如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極簡主義或傑德森教堂（Judson Church）徹底揚棄、拆解或破壞既有美學所未見的。 然而對藝術家來說，卻要格外小心自身背負的身體文化傳統變成標籤。有時，標籤意味著快速得到資源，是條通往成功的危險捷徑。「許多帶有政治、社會訴求的團體，可能會藉此將藝術創作視為提高族群能見度的途徑（特別是針對弱勢、少數族群），以文化代言（cultural representation）來理解創作，反而會對藝術家造成傷害，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開始取悅更大的目的。」法魯克解釋。比如某次碧娜．鮑許邀請阿喀郎去某個「印度藝術節」演出，內心十分抗拒的阿喀郎，因此陷入「被看見」與「被貼標籤」的掙扎，也為此與碧娜．鮑許長談甚久。後來他們還是去了，而碧娜．鮑許再也沒有用過這個名稱。 在有形資源之外，「亞洲」當然也為創作者帶來更多樣的無形資源，創造更多元、混搭的身體語彙。但法魯克提醒我們「要避免落入東西方彼此對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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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表演鍾玉鳳：脫去一層一層的集體焦慮
談及亞洲，對提著琵琶，隨時準備近身肉搏不同音樂系統的音樂家鍾玉鳳而言，是個一時難以回應的命題。她說，「亞洲」有點大，有點空泛。在這個詞彙的交集裡，究竟我們談的是地理位置、亞洲經驗、亞洲文化，還是亞洲認同？ 由形而上的概念切入，顯然並非實踐者習慣的思考路徑，但當這些疑問被暫且擱置，回到她與五湖四海不同音樂人對打的實踐經驗中打撈，卻有些共通的主題逐漸浮現，它們彷彿總指涉一種集體的風土喜好與命運牽連。 從經驗出發，她如果發現音樂家手裡沒有和弦，大概就能判斷這位樂人來自亞洲或非洲。她說：「和弦不是他音樂處理（的方式），或是說他的直覺。」只有在和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家合作時，對方才會問要彈什麼和弦。 而除了音樂風格的光譜遠近外，在過往的合作經驗中，她也發現「被殖民」是她與亞洲、非洲音樂人的共同主題，尤其如果和她一樣是被歸類在傳統音樂類的樂手，彼此總會討論到：「你們如何和西方音樂交手？」在許多國家或學院仍將西方古典音樂奉為主流的情況下，這些音樂人在自己的國家往往是寂寞的，且更弔詭的是，反而去到歐洲，他們才能獲得認可與關注。 在愛恨交織的處境裡，非主流音樂人不斷嘗試突圍，於外部現實環境與主流交鋒，內部同樣需極力爭取空間。她說，受西方（學院）作曲訓練的作曲家，在合法的路徑內作曲，「通常技術會寫得很難，因為他不了解樂器的性能，然後用西方的理解去寫，總之那些東西大部分都讓人手受傷。」 在和其他音樂人交流過程中，有時也會相互提到對此的憤怒。回到己身，她則一直強調對當代主流而言，自己走上這條作曲的路徑是「不合法」的。她很明白其他人會怎麼看，「以作曲的標準來看，我當然是不入流的，我光是一個指法跟一個聲音，就成立這件事情，就是不夠的。」但她仍然有個衝動，就像嘗試改編《百家春》一樣，因為這個音樂底蘊與她有關，她很清楚每個音代表什麼意思。 她說：「我只是想拿回我被剝奪的權力。」 於這些參差對照的亞洲經驗裡，可以感受到一種扭曲的狀態。音樂人既承繼傳統，但又需面對族群內部對音樂的無感與疲乏；向外拓展，雖能獲得目光與理解，但被殖民的生命經驗卻剪不斷理還亂。總是快人快語的她說：「雖然很扭曲，我們都要面對這個才能就跟脫皮一樣，每個亞洲音樂人都要從這裡脫，脫一層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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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表演蘇文琪：「去中心」回應文化的複雜性
在編舞家蘇文琪20歲左右時，西方與亞洲這兩組詞彙的確是清楚的對比。彼時她從台灣到比利時習舞工作，在多種族、多語言的城市，受到強調個體自主性的文化影響，不斷調整本來在和諧中協商的慣性。在他人眼裡，她似乎特別擅長慢動作，就像氣功、太極，或者身體質地被視為接近地面，自成中心，即便那些人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身體的亞洲性是在文化差異的情境下由他者界定。 「我與不同的創作者合作時，喜歡討論的過程，有很多思考碰撞，我稱為是『拉開尺度的過程』。」自認在某些時候也會顯露殖民思想，這是指對於文化進行分類並產生優劣比較的感受，但也是當它浮現時，更讓她理解背後潛在的複雜性，身體並非能完全由自己掌握，還有一種她稱為「歷史的共業」在運作。在她的作品中，文化間的協商經常顯現於創作過程中，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較少成為舞台上的作品焦點。像自《從無止境回首》（2018）合作的印尼舞者Danang Pamungkas具有深厚的宮廷舞根基，但她並沒有選擇挪用宮廷舞語彙，作為討論亞洲傳統或當代表演的符碼，因為這只是他擁有的許多舞蹈內涵之一，他是獨立個體也是多文化融合體，除非舞者在排練中覺得某些動作適用，彼此才會進一步討論，判斷的依據通常是是否能夠對當下的創作產生更多層次的探索。 可是向內看，她認為「亞洲」這個詞彙在政治層面上一直都很清楚，甚至在近期的文化結盟，還是需要「亞洲」作為地緣上認同的依據。蘇文琪進一步說：「從在台灣開始舞者工作的時候，就已意識到台灣藝術家從某種程度來說，也身兼外交任務。有時經濟政策需要發展什麼，文化政策也會隨著更新，比如科技、東南亞，這些都是台灣向外爭取政治與經濟空間的方向。在我後來工作的場域中，很少人會特別強調自己的國家與身分。最終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起工作的人是誰。」她在創作中跳脫中心化的操作，與具有獨特觀點的創作者合作，探索出一個美學空間。 最近她與新加坡、韓國、印尼等地的劇場工作者合寫了一本《(Asian) Dramaturgs Network: Sensing, Complexity, Tracing and Doing》，把亞洲括弧起來，討論亞洲的戲劇╱舞蹈構作。作者群用很多直覺性的字眼，如感應、描繪等，以多人合寫的多樣視角，回應西方建構的主流詞彙Dramat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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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平珩X孫平X黃雯從相遇和關係開始，慢熬製作亞洲網絡（上）
為了打造可以持續發展創作的健全環境，無論民間的藝文組織或獨立製作人，都在機構跟政策之間試圖找到資源協作的可能。然而，還需要一套合適的工作方法，一顆積極熱誠的心，甚至是一場旅遊，一個成熟的製作才有機會發生。 在國際共製的情境下，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和創作環境，又是更大的挑戰。同時，另外一些問題也會出現我們怎麼選擇合作對象？怎麼組織彼此的關係？甚至，在近年以「亞洲」為名的國際交流日益增加的場景中，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是誰？又怎麼被定義？ 對此，我們邀請遊走藝文團體與官方機構的製作人孫平擔任主持，與成立皇冠小劇場並在90年代發起「小亞細亞網絡」的舞蹈空間舞團藝術總監平珩、近年活躍於各項國際專案的獨立製作人黃雯同桌對談，回顧90年代至今持續變動的文化政策和生態環境，重省以「亞洲」為名的製作、交流的可能性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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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平珩X孫平X黃雯從相遇和關係開始，慢熬製作亞洲網絡（下）
孫：從早期資源來自於民間，到黃雯這個世代，有非常多公部門資源都投入國際交流，整體環境也愈來愈在乎亞洲交流的面向。黃雯覺得有什麼樣新的動力結構可以再深入思考？ 黃：老實說，我的工作跟養成是2000年以後的事情，那時文建會已經改成文化部，非常多政策面、資源面都已經打開了。對於國際交流，跟年輕經理人的培育，機會相對以前是真的多很多。 也有很多基金會覺得青年就是應該多出去走走，但我也反省，在公部門的補助下出去，雖抱著交流要去多看的視野，但還是有蠻明顯的任務性質。約莫在2013、2014年之後，公部門開始有比較多與民間單位、獨立製作人、經理人合作的國際交流計畫，比如國藝會2014年與共7個並與不同的民間單位合作統整的「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北藝中心與策展人林人中的合作的「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或是表演藝術聯盟召集不同的獨立製作人合作的「亞洲製作人平台」（APP Camp）等。作為一個比較獨立的工作者，開始有更多機會跟不同的平台合作。 我做國藝會ARTWAVE平台計畫的時候，對於亞洲最大的重新認識是去日本的TPAM（日本橫濱表演藝術大會）（編按3）。因為2020年奧運的關係，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有「Asia Art Center」計畫，發掘有潛力的年輕製作人與策展人到日本TPAM觀摩並分享不同的講題。我在裡面收穫蠻多，因為一次看到很多東南亞節目與觀點。 現在，TPAM的資金、走向策略有了變化，但過去策畫、引入了很多不是那麼西方框架的東南亞節目與討論，可供借鑒。比如說馬來西亞Five Arts Center，持續好幾年都有Baling這個階段性展演，在講二次戰後建立馬來西亞共識時，共產和民主的對話跟衝突。除了演出作品，每一年他們的座談也會將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 馬來西亞在二次戰後民族自主、民族獨立成立國家，可是又立刻被幾個有資本的國家掌握經濟的權力的歷史也是台灣所共有的，包括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台灣其實跟馬共的狀態蠻類似，我們也被教育共產黨是壞的，但到底歷史是這樣，還是當時的歷史狀態沒有讓其他人有發言的權力？從他們的歷史裡面，我看到自己過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