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長新官上任 各界殷切期許改革
法國新內閣出爐,文化部長由工人家庭出身、從政經歷完整的卅九歲年輕女部長費黎皮特擔任,新官上任也讓大家期盼殷切,期待在她手上能讓已變得過度官僚的文化部轉型重生。
法國新內閣出爐,文化部長由工人家庭出身、從政經歷完整的卅九歲年輕女部長費黎皮特擔任,新官上任也讓大家期盼殷切,期待在她手上能讓已變得過度官僚的文化部轉型重生。
被視為劇場新秀搖籃的維萊特劇院,在巴黎市政府與文化部的協議下,收到行政命令告知要挪作爵士樂的演出場地,令劇場界人士群起反對,連署要保留這個創意園地。許多人都把維萊特劇院即將關門當作巴黎文化政策衰敗的徵兆之一,在好大喜功的思維下,公私部門的預算都成了錦上添花的用途,真正能培養藝術種子的土壤,也就是地方性長耕型創作空間只能被犧牲
邁入第七年的「中法文化之春」藝術節從四月到六月,以北京為中心幅射涵蓋中國廿四個城市,共推出一百卅四場包括電影、戲劇、舞蹈、等等活動,主力放在年輕族群會感興趣的「非主流」藝術,也不忘深耕「植入」法國影響力於中法聯合製作。透過組織性的縝密運作,法國政府藉此進行國內新興藝術的扶植與文化的戰略性輸出。
香港即將上任的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成立文化局,是否會讓香港文化發展出現契機,是這幾個月文化界的熱門話題。「文化界聯席會議2.0」剛於五月十二日舉辦的「文化變局論壇」,短短一週的宣傳時間,卻凝聚了百多名文化界及學術界老中青朋友出席。當日發言踴躍而正面,但也有有與會者說「少了怨氣」。
隨著奧運開幕進入倒數計時,各式活動強強滾之際,音樂劇巨擘安德魯.洛伊.韋伯爵士日前在英國上議院發表演說,批評當政的卡麥隆政府刪減藝術補助的開支,將嚴重威脅英國在世界上藝術、文化產業的領先地位。
「柏林在香港」的整個計畫包括:文化政策會議、介紹德國當代思想家的講座系列、多項表演藝術、一系列視覺藝術展覽、電影、音樂、創意工業、建築工作坊、時裝工作坊、文學藝術等等。如此充滿多元、活潑及自發的文化交流藝術節,到底是否具備延續性及包容性?能引發全面思考、造就歐亞城市之間的衝擊有多大?香港人對是次活動的反響又如何?
扁政府上台後便相當注重「走出去」的外交政策,希望透過各方面的活動增加台灣的國際曝光度,而文建會這次製作《八月雪》,多少也隱含著這類的政策在裡面;其出發點在於將現有的國內資源與國際性資源加以整合,運用政府機器的力量,以藝術為媒介,進行「事件性」的「國外」(還未必是「國際」)「台灣行銷」。
本刊出版一百期,回顧走過的痕跡,同時也見證了這段時期台灣表演藝術的消長,這場座談會我們邀請了專家學者、同業先進,共同來探討表演藝術類相關雜誌的槪況與未來的發展。
一個又一個的統計報告出現,都說香港人是不快樂的。香港在政治上的「回歸」已成事實,但香港人在文化上如何自處?怎樣制訂長遠而全面的文化政策,是這幾年香港文化界喧嚷不止的大問題。
整體而言,「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雖具建設性,但仍有功利性的盲點或誤解;其主要目的在於配合新加坡的知識型經濟政策,並模倣歐美和日本,希望透過促銷文藝和劇場建設來爭取新經濟的行業,以吸引國外移民,加強國家認同感。
許多主、客觀的環境變數,都橫隔在「藝術產業化」的這條道路上,使得迫切尋求解套的藝文工作者,不是更為茫然,便是只得各謀生路來自歐美或日本、義大利等地的藝文專家代表,提供了相當具體且全面的經營策略、補助報告與跨國性的藝文經營理念,凸顯出台灣經驗與其相差至少十至二十年的發展時間。
「建國百年」的一齣國慶晚會《夢想家》音樂劇,引爆了文化界長期以來對政府文化政策的不滿情緒,由一群藝術家與社團、協會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發起「終結百年煙火,開啟文化元年:藝文界對台灣文化政策的九大要求」連署活動,在面對輿論及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雙重壓力之下,文建會主委辭職下台,三黨總統候選人也破天荒接受文化界提問,文化議題終於登上政治舞台,但這只是開端,文化人的監督仍須持續!
文化部掛牌成立了,可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從文建會變身文化部,到底有什麼不同,相信還是霧煞煞。本刊特地整理出提綱挈領的「八件事」,讓大家知道,文化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實講,從文建會改成文化部,沒有人知道差別何在。想請問政府的是,文化部的誕生,能為台灣的藝文環境開啟另一新的階段嗎?在台灣的情況往往是,組織層級愈高、愈容易變成一頭巨大的怪獸。文建會轉型為文化部後,組織架構似乎升格了,但若是依舊以公務員心態行事,或只處於政治遊戲的操弄,我只有更多的憂慮。 我非常希望,這些官員、公務承辦人員能真正理解,文化藝術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這些年高呼的文創產業,在思維上就有問題。文化藝術和娛樂產業是不同的,政府應該提供藝術創作的環境與資源,讓文化深度扎根後,再找出具有產業潛力的創意,協助他們產業化。然而,政府卻以產業可行性來評估、篩選文化藝術,這是本末倒置。我們將會為這樣的文化現象,付出很慘痛的代價。產業的未來,在於文化的根要夠穩,如何能使文化更深入生活,才是國家要考量的社會利益。 以前團隊的資源不足,演出得要「求爺爺告奶奶」,但是大家一心想要耕耘台灣的文化藝術,目標一致。現在好像很蓬勃、資源變多了,可是團隊的心力反而得放在搶資源上,否則難以經營。這個現象反映的其實是,補助機制不健全、環境更形艱困。 例如,各地方都有閒置的蚊子館,大型的表演場館也陸續建設,表演團隊卻還是苦於尋找演出場地、排隊等檔期,造成不均衡的發展怪象。即使有像「藝響空間」的釋出方案,仍嫌不足,因為那樣的空間只能勉強作為辦公室,而團隊最欠缺的是大小適中的排練場。這一切癥結點便在於,政府是否有用心了解表演藝術團隊的需求為何?很顯然,政府和表演藝術團隊兩邊的對話機制並沒有建立起來。 太多團隊直到演出前一兩個月,都還不知道是否會有補助,好不容易等到結果公布,卻只是區區一兩萬的機票費用補助,然而真正讓團隊捉襟見肘的是製作費短缺。或者是,許多小團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口碑,以此為基礎的系列作品,卻因為沒有獲得補助,而一切變成零。無法延續與發展,對小團來說是很大的傷害。補助機制半調子,讓人不禁發問,評審的機制為何?到底是依照什麼標準決定補助對象和金額?補助機制讓人無所適從,不知未來在哪;我覺得這是政府和表演團隊之間,非常大的信任危機,尤其這一兩年,信任已瀕臨崩盤。 這些問題就像是一個生態的「黴菌」,點狀地散布在表面,但影響深遠。我贊成補助可以逐年遞減,讓團隊培養成本概念。但是年輕的小團就像剛出生的「小芽苗」,
小小一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需不需要一個大大統轄到什麼都要管到的文化部呢?像文建會包山包海包到《夢想家》出了大紕漏,到現在連善後都還解決不了,就在大家批判文建會變成國家宣傳工具的此時,馬政府又生出個一統天下的文化部,看它氣勢直逼中央對文化生產藝術掌控的極權路線,這不是文化部不部的問題,而是從文化部布署的權力藍圖,我們看到的是國家為文化政治的管理系統建構了一套文化霸權的模式。 之前文建會從《夢想家》暴露出的問題,已經讓我們看到它與中共中宣部擔負的是一樣的功能,看不出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在文化生產的管理上,那條藝術的獨立性與政治收編的分界線在哪裡?加上歷任文建會主委拋出林林總總的口號,從「書香滿寶島」到「好山好水讀好書」,至今沒有一樣獲得當初信誓旦旦的具體成效,文化部又憑什麼讓我們期待龍部長依樣畫葫蘆拋出所謂「文化下鄉」的口號就能落實呢? 我們回顧龍部長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在她手下成立的「牯嶺街小劇場」,當年只是花一筆錢修繕好了館舍,四年後由「身體氣象館」承接管理,我們才發現整座館舍不只硬體已然敗壞,連個可以辦理交接的文件也沒一張。同樣由「紙風車劇團」辛苦經營的「紅樓劇場」,接任的文化局長卻突然要收回經營權,紙風車一切投資泡湯,含恨退出。 舉這些例子,是要說我們擔心強調自己隨時可以走人的龍部長,若按照她的意思即使把總預算提高到兩百億,只是為了設立更多部門,養更多人,卻完全無視於為她所推動的文化政策,更應深入、細緻地擬訂出永續經營的配套措施(難道這不是政務官應負的一份責任嗎?)。然而從她在文化局長的表現來看,一向重視新聞效果大過建構一套發展政策的穩定結構,因而令人懷疑她是否能在短短的四年內突破文建會所積累的困境,而完成她信誓旦旦的那些偉大願景呢? 有兩個原因讓我覺得「一條牛牽到北京去還是一條牛」。其一:文建會於一○一年度原編列文化部的總預算是一百零一億(若連同其他併入單位的預算則有一百六十多億),其中各類補助的預算總額卻僅僅廿二億。也就是說其餘的近八十億是花在人事、業務與設備等等的「基本開銷」上。目前龍部長又倡言要把總預算提高到兩百億,政府一方面喊著要單位精簡,一方面又維持包山包海的「大政府」思維,然而只會花大錢放煙火,這種自打嘴巴的官僚短視文化,只能說明馬英九政府執政四年以來為何仍然寸步難行的原因,沒有
飛人集社劇團藝術總監 石佩玉:可以廣建小劇場,為在地表演藝術扎根嗎? 最近,劇團主動安排了一趟台灣巡迴演出。計畫規劃了將近一年,行政人員打電話至各地縣市中心尋找兩百人席次以下的場地。全台灣打一輪,好不容易找到六個。原來,台灣的小型場地居然這麼稀少。每一個縣市都有一座上千人座位席的文化中心,卻沒有兩百人座位席的小型實驗劇場。 聽說,大團隊到文化中心演出時都可以票房全滿,這表示藝文推廣的確開始在各地開花結果。但是,這畢竟是外地來的演出,不是在地人的創作,小型展演空間就是用來鼓勵在地創作的。試想,如果當地藝術家或深具潛力的創作者希望作品發表,誰有辦法可以隨便花大錢上大舞台?他要如何「練習」更完整表達在地文化?於是只好遠赴他鄉如台北或美國或歐洲,於是文化出走。 文化來自在地生活提煉,表演藝術則是文化的結晶,而小型演出空間更是孕育在地創作的搖籃,只可惜現況是,被官員以「觀眾人數太少效益太低」而一筆刪除,甚至讓民間苦撐的小型空間自生自滅。 文化部,有可能從中央角度於各地興建空間,深度培養文化,做「在地表演藝術扎根」的動作嗎? 劇場工作者、花蓮冉而山劇場核心團員 吳思鋒:地方不只需要文化預算 地方不只需要文化預算,如果預算不能透過有效、透明的機制,找到適當的人、適當的活動模式讓它發揮作用,文化環境的孕育仍然遙遙無期。例如我所居住的花蓮,地方政府依然以興蓋硬體為主要的方向,卻忘了軟體才是文化軟實力的基礎。 過去以來,文化局雖然利用既有館舍,協助地方團體舉辦展演,卻忽略行政、策展、創作等面向的人才培育舉措,乃至進行各種交流,以及補助、行政制度未加完善,使用者付費的習慣亦未於地方被推廣,只是將每年展演次數的增加便宜行事地與文化環境的累進劃上等號,凡此種種皆對藝文團體在地發展形成不夠友善的環境,反而導致本來就極度缺乏藝術行政人員、製作機制的地方藝文團體處處掣肘。 經費並不能夠療癒這些積習已久的病
因為政策的加持,去年台灣出現的跨域結合科技與表演的作品明顯增多,國內外製作皆有,讓人嗅到生氣勃勃的發展氛圍。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實驗,將這股潛力厚植為實力?一個讓科技人與藝術人相遇一同工作的空間,一群能讓社會大眾和藝術相遇的專業經理人才,或許是能讓這條創作趨勢走向久遠之路
台灣目前的文化環境已經到了「天花板」,意思是我們到達某一階段卻無法突破,而文化政策卻只重視短程效果,以至於各產業處在停滯期。像是眾多的文創園區,並沒有形成城市的重點文化空間。這些園區的經營,不應該著重在人潮數字,而是提供文化重建工程的空間,強調後續的長期發展。再以出版為例,台灣出版社只能在本地培養作家,卻無法發展整個華文市場;倘若要建立作家經紀制度,也應該先思考市場如何國際化。文化領域的發展有其出走需要,即使是雲門舞集,也得到國外巡演,才有生存可能。政府的文化政策應該裡外兼顧,扶持年輕待開發者、擴散成熟領域、支持人才走出國際路線。 另外,我不贊成市場決定論。各領域的產業都會面臨現實考驗,一是關係到產業的自身變革,如電子書對出版界的影響。產業本身自有嗅覺靈敏度,但我們卻不見政府成立相關的研究中心,對於如何過渡的政策不明朗。而產業之間也面臨轉化的尷尬,如出版和影視之間。這幾年台灣電影好像很蓬勃,可是,相關產業是否有真的整體動起來?即便是電影,也得等資金到位才能聚首拍片,平時則去做別的工作,散工狀態只會造成產業無法升級。因此政府必須要有實質的保護政策來扶植產業,最簡單的就好比向電影院買時段,保證國片上映的基本檔期。 我期待文化部能創造一個新時代:清楚的組織與職權劃分,引進更多同時擁有學識與產業背景的年輕新活力,培養更多「小龍應台」。不要因政黨轉換就改變方針,而是以更長期的政策與深耕的企圖心,真正幫助產業的未來。每個產業都要很精采,才能構成大時代。(整理 周伶芝)
我希望文化部能更積極地與建築/城市美學作對話,因為城市幾乎已是現代文明的表徵,而建築更是檢驗城市美學時的重要敘述者。 這包括軟性的推廣建築/城市美學文化活動,譬如對於展覽、教育、演講、出版等公民美學的推廣,以建構軟體文化與建築/城市間相互交流的介面,讓在台灣公民的養成教育裡原本就嚴重缺席的建築/城市美學,能有機會在文化政策裡得到一些彌補。 另外,則是希望能積極協助年輕建築人的養成。建築業的市場機制龐大也複雜,年輕的建築人在其中不僅生存困難,理想性格也極易被快速磨損,商業機制有如巨人大衛般難以撼動,犧牲與投降幾乎是年輕有理想者的必然答案。若是能在文化政策上針對有抱負與理想性的年輕建築人,提出配套的獎勵、保護或鼓勵的機制,讓他們可以有喘息的生存空間,甚至能得到注意與肯定,或可以培養出一些/許多具有理想與改革信念的建築人,讓民間與社會底層的設計人,在被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牢牢扣鎖的產業現實裡,能更積極地參與入台灣建築/城市美學的演化路途。 希望還能關注城鄉美學必然與應當差異化的問題,讓城市/鄉村、建築/自然間的關係和諧,各得其所地自在優美;同時,必須重視公民自發的美學/空間意識,讓建築不只是被控制與生產的標準化商品,而是與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息息相關的有機體。
新竹市、台南市文化局是全國目前少數採取府内局架構的文化行政單位,分別以大型的 文化產業活動與古蹟和空間改造計畫,對外展現了地方文化產業特色和搶攻台灣文化角頭的企圖。到目前為止,新竹與台南當地文化界人士多對兩位局長──甚至市長──的文化政策持保留與觀察態度;但就過去經驗判斷,市長與局長之間的互動和共識,對新竹與台南的文化耕耘最有影響。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