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六月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参加在南韩举办的「亚洲民众剧场训练营」，对「亚洲民众剧场」的发展有了些许的认识；今年四月间，经香港剧场友人的促成，终于有机会让亚洲民众剧场的表演者以他们的独脚戏表演和台湾观众见面。
民众剧场在亚洲其它国家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在台湾则是较陌生的一种表演方式。恰恰因为如此，我发现最近一段时日以来，发生在台北或其它城镇的表演活动，大抵都显示民众剧场正走在一个朝向体制化发展的道途上。
朝向体制化发展的表演活动，因著客观条件相对地较为丰厚，或者说至少能提供表演团体「生存」的空间，自然相当有助于剧场活动的再生产，然而，却也存在著某种吊诡。换言之，表演的艺术性在较好的条件下，经由固定的训练以及行政安排，的确提升了表演团体的素质；然而，表演者的原始创造力却也在体制化的过程中流失了。
小剧场陷于美学困境
回顾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小剧场运动，从原创性的批判机制来观察，我们一方面看到当时多数的表演活动流于抽象思维式的剧场行动，却也发现表演者对社会体制勇于提出质疑、询问，让剧场处于一种「小众媒体」似的警觉状态中，这种批判式的警觉状态赋予了剧场成为文化行动的可能性。然而，却也在一段时日之后，跟随著政治资源分配的趋于确立，几乎失去了表演艺术在参与社会变革历程中的自主性。
从八〇年中期小剧场运动的风行，反观这些时日以来的表演活动，似乎不难发现沈寂多时的边缘团体，企图以更多的身体探索来丰富自身的表演美学，却更深地陷入美学行动的挣扎困境中，表演所欲呈现的主题反而相对地模糊了。至于，浮沉于主流剧场中的表演团体，则似乎对于制作的宣传，表演的专业训练，上乘的演出存在著愈来愈大的兴趣，极少再去思索表演「除了感性之外，其实还应赋予批判的理性功能。」
表演活动离不开观众的参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观众也就是民众。民众的集体生活记忆，往往是东方国家发展具有民族特色表演美学的途径。于是，这些时日以来，似乎，有愈来愈多的表演朝向本土化的道途，这是表演艺术在总体政经、文化环境底下的反映，也是对长久以来依赖西方剧场美学的一种反省，更是回溯民族表演体系的现象。
为消费文化服务的民族表演
从结构上看，回返东方表演体系总是值得珍视的事情，毕竟，这是工业国家文明失落之后，原创文化再度蕴生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事实。然而，具有民族性特色的表演文化，不断地经由媒体宣传和表演团体不自觉地缤纷热络化之后，其实也很难呈现出民族表演体系中东方美学的特质。换言之，一场场称作民族舞、乐或剧团的表演，如果，只为了传达美感的讯息，或者在美感之外添增传统特色的故事的话，我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民族性浓厚的表演体系，到底仍然只不过是消费文化中的另一种表演罢了！
体制化的表演艺术往往对整体社会环境缺乏批判性的思索。有一位友人曾说：「表演有时会是一桩蛮危险的事。」是的。表演的危险正存在于表演美学本身。让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前不久，在国家剧院的一场印度传统舞蹈的表演中，我们深刻地发现印度表演艺术中单纯而有力的东方美学，但，就在表演结束后的刹那，我们作为观众，总难免问自己：这一切的传统之美难道就是印度民族美学的典型吗？除了民族特性之外，表演者是否曾经进一步去思索如何在表演中也传达印度人民生活现状的问题呢？
如果，表演只是为了表演，这种「表演者的艺术」，正是体制化表演艺术的一种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