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封信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是否能自圆其说，而是在于其「关系」中的脉络。从初期热情洋溢的情书，到哀怨的诀别信，关系体现在一封封各自不同论述组成的单一信件中。

于是，《表演艺术》二月号田启元的〈给剧场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与随后二月号的李永丰的〈剧场同志，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两封信，就令我很好奇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信的对象是谁？（或是谁是他们的同志？）田启元与李永丰的两封信放在一起又有什么样的延伸关系？

「拿钱有什么不对？」

作为一封公开信，在没有说出对象是谁的情形下，田启元在信中首先质疑了「谁说小剧场没有批判性了？」此一命题。

然而，在质疑之后，田启元却以「体制还在，社会不平之处，所目历历……」此一简易的外在理由似乎证明了，或保障了小剧场的批判性之后，话锋一转，就急著说起了小剧场的工作人员有多辛苦又多辛苦，拿钱有什么不应该的，并且大刺刺的直接说如果「有人」说小剧场拿政府的钱就是向主流靠拢，「那真是不知是嫉妒，还是头脑不淸楚。」

然后，田启元感慨了一下「那些当年一起摇旗呐喊的人」，请大家不要有大老心态，否则要是出了一个「娃娃剧团」，我们就都玩完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娃娃小。（奇哉！原来小剧场是比年龄的吗？）所以，在这封信中，我觉得其实田启元花最多比例苦口婆心说明的其实不是小剧场的批判性或怀想当年，而是「拿钱有什么不对」此一辩论过程。于是，李永丰在三月号所憋了一肚子的话，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命题上「心有戚戚焉」了。

于是我先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答案就很淸楚了，就是田启元在其信中一字没提，李永丰勇于承认的「文建会国际性团队扶植计划」这个症结上了。「临界点」苦拼七年以来，第一次得到这样一种长期性的补助其实可谓「迟来的正义」，照理说应该高兴都来不及，为什么田启元自己却一字不提，甚至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更何况所谓批判，不应只是批判外在的对象，也要批判自己……」一样的仔细批判一下这个计划的优劣，与「临界点」在这个计划中所经历的改变呢？

拿钱当然没什么不对，不必把别人（暱称的同志）当成嫉妒或头脑不淸楚的白痴，连这点也不明白，而模糊了真正的重点：跟谁拿钱？怎么拿？拿来做什么？因为，在这个「钱与前卫」是否可以并存的命题上，若没有这种较细致的思考，只是强调大家苦要拿钱，那至于烟酒商、广吿商……等等甚至政治团体的赞助，也就一并失去了质疑与批判的空间了。所以我觉得田启元与李永丰在命题上，应该脱离中生代等团体一直使用的答案：我们很辛苦！这种简单的结论。好好的想一下什么叫作「我们的体制还在，社会不平之处，所目历历……」。

「『不要闹了！』」

然后，信的对象是谁？这个问题从李永丰所大力描绘的：「你是谁，你做一出戏，别人就得重视你，媒体就要把你捧上天。社会要补助，观众一定要来看才可以，那有这种道理？」这一段话中，奇怪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李永丰所描绘的这种又被重视又有补助又有观众的剧场好像是大剧场，如表坊、屛风，并不是小剧场吧？

因为文中说完这段话后直接所「蒙太奇」的下文是：「况且前卫艺术或实验剧场本就辛苦而寂寞的……」，于是将小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也暱称的同志）一竿子说成了似乎是一群想和大剧场一样风光过日（也就是说其实小剧场与大剧场要的其实一样，只是要不到而已）的人，甚至在慷慨激昻的「指正」下，大家应该打消这种念头，他说：「不要闹了！各位艺术的先知。」于是，大家在满头雾水不知道自己「闹」了什么的情形下，只得继续听他「指正」下去。

我想，李永丰可能有点误会小剧场的人，想要和大剧场一样有补助有观众又被重视的人是有的，但是或许客观的事实会说明在大、小剧场之中所诉诸的观众与被肯定的重点向来有所「不同」，应该不至于如李永丰笔下所描绘的那般自我中心不可一世才是。

于是，这两封信谈到现在，好像是两个「国际扶植团队」在吿诉其它没有拿到补助的团体不要嫉妒，不要头脑不淸楚，剧场不要分大小，不要什么都想要，不要闹……这样的一种「心战喊话」了。

因为，这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制度的详细讨论与深刻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反思，在单向认同其补助方式的情况下（以为大家也都赞同这种补助方法），不但合理化了此补助计划的盲点（为什么要出国表演的团体才可以申请？），更试图扭曲别人对此计划的质疑，好像别人根本不应该谈这件事一样，这样的一种「延伸」关系，使我更感到悲哀的是：好像真的拿人家的钱就一定要为别人说好话一样，同志，请想一想好吗？不要做这么明显的傻事了。

其实你们做的事「本来」就没错，根本就不必在此欲盖弥彰捉襟见肘，好好做自己相信的事，大家并没有像你们两个以为的那么盲目吧。

 

文字｜陈梅毛  台湾渥克剧团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