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点剧象录即将首度进入国家剧院实验剧物演出《审判》。这是一个思想独立于以往的临界点或田启元的制作，它的创造完全来自于导演、设计师们以及──卡夫卡，「组合如何，表现就是如何，剧场应该不需要以团名为首的品牌神话吧？」
临界点剧象录《审判》
3月8〜14日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关于《审判》的制作
从一九八八年认识田启元开始，到他一九九六年八月过世的八年间，我们共同「经营」临界点的方式是：他导演、编剧，我做演员、行政制作；大前题是相互信任并绝对支援。
八年来，临界点发生的大戏、小戏、好戏、烂戏，近三十部戏，二百场的演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有时候是他的一通电话、一封传真、一张草稿或一席咖啡谈话，戏的构想就已经出现。我总是尽力动用行政资源，促成一个导演的梦想完成。
《审判》也是这样。
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间，他经常往返台北东京看戏，有一回他拿来一张在东京新宿公演的西方人演的《审判》传单，吿诉我他想动卡夫卡的《审判》。我说好啊！然后等时机，实验剧场的案子在一九九五年中送出去。当时的企画书撰写人及编剧，正是现在的导演鲍代玉。
我总是不预期戏会如何发生，周围好心的人总是提醒我，万一其它团员的风格和田启元的风格差太多，怎么办？这不自然吗？我当然百分之百接受。
《审判》需要的十一个演员及大部分幕后工作人员，全部来自公开甄选，好心人又提醒我，临界点要变成「制作与经纪公司」吗？这样奇怪吗？如果临界点有这个能耐，我当然百分之百赞成。
曾经如何并不重要，拥有既定风格那又怎样，我不想背著包袱，不想超越这个团体能力范围不能及的事。
《审判》是一个思想独立于以往的临界点或田启元的制作，它的创造完全来自于导演、设计师们以及──卡夫卡，组合如何，表现就是如何，剧场应该不需要以团名为首的品牌神话吧？
现在的临界点要做什么？
有一栋位在大稻埕的三层楼房，租来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每月补助一半房租。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排练场（十五坪），三楼是宿舍及小型排练场（十坪），没有专职团员，全是义工、打工或兼职。
团员因各自参与的戏而有不同组合，组合的方式依照每人的能力、意愿、需求、时间不同而自己选择。
排练场使用近乎满档，每周一、四、六排《审判》，三、五排《少尉》二、日排《蓝飞机》。
一月份「田启元作品回顾演出1」《一个少尉军官和他的廿二道金牌》演出结束，每周三、五空出来排练《白水》，并做演员训练，准备后面的演出。
二月份，上演「田启元作品回顾2」《蓝飞机》，在台湾渥克咖啡剧场。
三月份，《审判》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出现。
四月份「田启元作品回顾3」计划是《玛莉玛莲》II版。
五月份「田启元作品回顾4」拟定是《白水》和《水幽》联演，先参加台中的东海大学表演艺术月。
七、八月份，「非田启元作品小集」，由团员创作，在三楼排练场开张，团员自由报名、提计划，每人呈现二十〜六五分钟的演出，计划需于三月底提出，每个创作者有至少三个月的准备时间，需要的行政、硬体、人力资源由团提供。
更远的未来，临界点要做什么？
或者说，更远的未来，我要做什么？
做为一个行政上的独裁者，失去了一个创作上的独裁者做为伙伴之后，即使近几个月来，排练场从不减少它的人声鼎沸，孤独的声音仍不时响起。谁知道未来会成为什么？独裁的思想对于一个名之为剧场的团体而言，究竟有多大影响？现在可以挖田启元留下来的墙角，而这墙角毕竟也不是最牢固，以后呢？
如果一辈子靠《玛莉玛莲》《白水》维生，会是什么？要计划整修排练场变成「高级」一点的小剧场，做常态性演出，好吗？没有人知道。
我一步步的、一步步尝试错误、失败或成功。为了这群杂遝来去的人影，为了争取再有一刻生活在剧场，为了一点点真诚活在众目睽睽下的欲望，好像《审判》的导演鲍代玉说的「…只要执著于生存的绝对意义时，就很难避免陷入卡夫卡式的梦魇中」。
不禁要问，临界点陷入了吗？
文字｜詹慧玲 临界点剧象录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