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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分解,四人分演二角:现在我和我与过去的他和他彼此互追、互窥、互望、互怨,在舞台上形成相当有趣的对话。(林凡妤 摄)
戏剧 演出评论/戏剧

巧合和巧盒

评表坊的《我和我和他和他》

《我》剧从一开始即使用对衬结构(Symmetrical pat-terns)一贯到底。剧情、对话、分景、视觉交叉线、音乐运用、人物,甚至次要角色的安排,皆束缚在前、后呼应,重复相对、互补的框架之中,镜面分隔的意象(mirroring images),引伸出实、幻之间主、客体的并置,篡升或消长。在现代戏剧创作中,很难再找到比《我》剧更工整,更可被预料的结构。

《我》剧从一开始即使用对衬结构(Symmetrical pat-terns)一贯到底。剧情、对话、分景、视觉交叉线、音乐运用、人物,甚至次要角色的安排,皆束缚在前、后呼应,重复相对、互补的框架之中,镜面分隔的意象(mirroring images),引伸出实、幻之间主、客体的并置,篡升或消长。在现代戏剧创作中,很难再找到比《我》剧更工整,更可被预料的结构。

戏剧的演出多少类似魔术的表演,两者皆需精确地掌握时间与空间的特质。很明显地,在表演工作坊《我和我和他和他》剧中一开始,舞台上二面转动的木柜正如魔术师必备的巧盒,盒子将被逐一开启,物件将会逐一抽出,分解、重组、穿戳,消失而后终将关闭。导演赖声川的「巧盒」开启了生命中的巧合──时间将被分解,空间被重叠,人物将被肢解,当然,最后亦将关闭。

正如剧中人所言,他们来到了「生命的关键时刻」,意识到「生活里有重要的事要发生」。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与九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如镜子中重复的数字幻象,在接连的细线中,时间被立体化了,生命中的现在式变得暧昧模糊、耐人寻味《我》剧的第一个挑战正是驾驭那一面朝向毁灭,一面朝向救赎的双头怪兽──时间(沿贝克特对时间的定义)。

嗅出残留的人性

《我》剧中布满了过去时间的线索,最明显的是二位主要剧中人沈墨(冯翊纲饰)、简如镜(萧艾饰)在现实的紧要商务谈判中,不断被他们的过去「另身」(金士杰、丁乃筝饰)紧迫纠缠。两人的「另身」皆各自出现在自己身边,像影子一样跟著两人。另身带来了潜意识的欲望和幽默,有时增加两位主角思考之敏锐度,有时将一切含糊化。按照节目单的介绍,二位具象的「另身」有如时间的触媒,引领在一次车祸中失去记忆的主角重新找寻无邪的童年(杯罐上的红线)、缤纷的少年(演京戏、唱老歌)及多情的靑年(爱情的誓言)。意识与潜意识开始对质、过去式与现在式相互对话,幽默与冷酷形成对比。再者,《我》剧成功地运用「气味」的意象架起过去和现在的桥梁。皮蛋瘦肉粥的食物香味、电梯里残留的婴儿爽身粉、客房里的瓦斯气味都让剧场里弥漫了一层层的想像空间,有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他的长篇小说《追忆过往时光》(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运用甜杏饼浸泡在茶汁中的香味,触发了时间和事件交错的游戏。当沈墨说:「我们用味道寻找对方」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寻著气味重拾自我;当他们的嗅觉开始敏锐,可以感受到记忆中的安全与恐惧,他们也抓回了自我在利益竞争的无情环境中残留下来的人性。

时间被分解,四人分演二角:现在我和我与过去的他和他彼此互追、互窥、互望、互怨,在舞台上形成了相当有趣的对话。当然观众也享受到「台上众生皆混沌唯我独醒」的优越感。从一开始的「床上面是被子,被子下面是床」以及「二姊,你说存在就存在」以及许多隔山喊话、隔肉骂人的片段,引来观众笑声不断。赖声川灵巧的布置了许多甘草式的小角色(有如服务业众生相,由刘亮佐演出,喜感十足)不断将观众及剧中人拉回现实时空的定点,不致紊乱。助理孙小姐(吕羿慧)和小黄(那维勋)随时将沈墨和简如镜逼进时间的未来,最后他们成了沈、简未来的「另身」,在现实、权利和利害间沈浮。

混乱杂音中记忆获全胜

一个角色由二个以上的演员扮演在欧美的剧作中并不陌生,如哈姆雷特经过现代理论的解构后由三个演员扮演;又如罗伯.威尔森(Robert Wilson)亦好此技。在易卜生的When We Dead Awaken中的Irene由二个演员担任。最接近《我》剧的例子是英国剧作家Peter Nichols的Passion Play,由夫妻双方意识与潜意识的并呈,展开一场四个演员火热爆笑的婚外情战。表坊的制作亦有其巧妙之处,尤其是在前半场的高潮──会议桌上的谈判景中,从层次淸晰的商务对话,慢慢加入了记忆的回音,而至最后四人同时热烈谈判股份分配,权力取得,情感的索讨。在混乱的杂音之中,被遗忘的痛疮再度被撕裂,焦虑不安乘隙而入,沈墨与简如镜像是被吸乾汁液的躯壳,而他们的「另身」成为饱和的有机体,有足够的诱惑力带领他们跳进九年前初次相识、相恋、相许的兰桂坊景中──记忆获得全胜。

《我》剧从一开始即使用对衬结构(Symmetrical patterns)一贯到底。剧情、对话、分景、视觉交叉线、音乐运用、人物,甚至次要角色的安排,皆束缚在前、后呼应,重复相对、互补的框架之中,镜面分隔的意象(mirroring images),引伸出实、幻之间主、客体的并置,篡升或消长。在现代戏剧创作中,很难再找到比《我》剧更工整,更可被预料的结构。

在空间的处理上,舞台上的时空「巧盒」(火车的卧舱,飞机的头等座舱及饭店里的电梯内)首尾相映支线相牵,视觉空间设计的概念也正是要凸显剧中对照、重叠的结构。然而在不是很深的舞台上有六层平行的空间,及许多对照的分割子景(以饭店里二间几乎相同的客房最明显),再加上时而会发光的地板方格,视觉元素排列过密,显得繁琐、累赘,减弱了设计者姚仁喜想达到的「抽象意境」及「纵深向度上的视觉经验」,也许在较深宽的国家剧院舞台上会有较佳的效果。

情场/商场 对峙薄弱

至于服装设计,设计者窦腾璜以角色心理的转折为出发点,以淸晰、敏锐的剪裁、布料、颜色、质感的选择,成功融入角色的情绪和性格。沈墨一致的褐黄色系服装、油亮的头发,不难联想到一位脑满肠肥的生意人的样板模样。简如镜浅色的纱质及丝光布套装,衬上演员萧艾淸瘦的身躯,勾勒出角色失重、虚空、萧索的特质。当简决定到兰桂坊面对过去的自己而换上一套深绿色便装时,她不再失重,不再冷漠。直到她把眼镜摘下,不再防御地尽情阅览已逝的靑春,过去与现在完美的交叠相融。沈与简「另身」的服装亦处理得十分细腻,由一开始的黑白搭配,宛如召回了过去黑白照片里的人物,到白衬衫牛仔裤双双殉情的不羁少年形象,服装的更换深刻了整出戏的视觉张力,也鲜明了剧中主题的对比。

然而整个剧情的架构上,《我》剧的情场/商场的对峙稍嫌薄弱。九年前沈、简的感情发展显得凌乱且不真实。观众得到的讯息是他们山顶上的誓言、海边的漫步、群星的祷证;看到的是如《学生王子》般的酒店豪情、《波西米亚人》式的抒情,同食一碗皮蛋瘦肉粥的天真,咬著一支玫瑰花的矫情、焚烧身份证件及文凭(竟然随身携带)仪式,以及割腕、堕胎的悲情。他们做过最荒唐的事竟是摆地摊、卖名牌服饰,到底剧中一直强调的热情/激情/passion何在?九年前他们最亲密的动作只有手牵手,没有强烈的舞台意象及足够的肢体动作,单靠文艺化的语言无法饱合剧中欲望与痛苦的交缠,当然也没有足够的张力来对照九年后在客房中那场讽刺的商场床戏。

《我》剧试图藉用六四天安门的政治狂热来塡充琼瑶式的虚幻爱情,可惜并不具说服力。政治狂热与男女激情是二种相当不同的质性:前者是外放的愤怒,渲染成为群众力量,期望重生;后者是内向探索,寻回子宫、体验死亡的孤寂,两者可以对比、讽刺,但都不太能附加烘托。

浮面取样政治历史浅化剧本内在力量

除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外,《我》剧大量采用近代历史及当今政治时势的元素来比衬此剧的主题:统一与分裂、完整与破碎、认同与孤立,合并与分利。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会一发不可收拾(每个人对政治多少都有自己的意见、看法),剧中的「神州集团」和「台品企业」的商业上权利与利益的谈判,已足够让观众比照现在两岸的局势。当沈墨的「另身」大谈「毛主席」云云,有如台湾人用「蒋委员长」来谈话一般,令人觉得勉强可笑。浮面取样政治历史,期望观众能速食性的消化,浅化了整个剧本的内在力量。再加上整体语言没有「同中互异」的层次感,很难直接带入现在两岸三地复杂的分、合情愫。冯翊纲及台湾剧场资深演员金士杰,二人的国语皆十分标准,但却没有抓住北京人讲话的发音、腔调及惯用语法。扮演香港人的演员说起广东话来也没韵味,台湾演员应多加强语法和声韵学的训练。

大致上《我》剧的演员表现可算出色,尤其是萧艾,无论是在情绪上的转折或角色性格的诠释上,都有细腻精确的表现,那失落焦虑的神态,令人印象深刻。总观这次表演工作坊的演出,可说是一项大胆的尝试。感情的危机与商务的危机为横轴同时交错在时间纵轴上时,出现的交点时而深刻、时而模糊,赖声川的这场魔术有许多惊喜巧妙的段落,但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失误。台上的戏在不同的时态中游移,台下的观众在同一空间与它擦身而过,期待下一次的巧合。

 

文字|居振容  台大戏剧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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