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京剧《郑成功与台湾》是国立国光剧团「台湾三部曲」之二，不论在一般史册记载或庶民百姓印象中，郑氏都是开台英雄、一代名将，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籍里更定位为民族英雄。所谓「民族」，从汉血统来看，当然是相对于荷兰据台、郑氏收复的这个正统观点，然而吊诡的是，今日「民族」二字正被独派人士大加运用、重新定义，「台湾民族」自上万年前即切割于中原正统汉室，是以原住民种族为主体，融合四百年汉人移居混血而自成的体系。这些民族、种族之争，当然不是本文讨论重点，只是，身处国家定位模糊摇摆的台湾二十世纪末时空，所谓「民族英雄」很难再以教科书简化、一元观点加以定位，《郑》剧一半琢磨于郑氏人物，一半描述台湾风情，这位反淸复明的英雄人物与台湾这块土地上前后移居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到底何为主，何为副？是存在著辩证观点，还是统合观点，是明室为正统，还是台湾为中心？却很幽微地一直渗透著全剧，而多少有著飘浮不定的不确定感。

郑氏出兵台湾动机不明

《郑》剧从郑成功发兵鹿耳门说起，对郑成功的身世、父亲郑芝龙富拥闽南先招安于明后降于淸、明淸改朝换代各地军备情形，以及荷兰据台与明淸、日本国之间贸易外交关系，几乎都没有交代。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郑成功出兵动机、路线均不够淸楚。根据史载，郑芝龙经营台湾在先，郑成功不肯降淸据守金、厦，为长久与淸廷抗衡而有出兵「收复」台湾之举。史书更载明，郑成功从鹿耳门登陆后，历八个月与荷军对抗，始击退荷总督揆一，完成收复大业。在「郑」剧第一幕，兵进鹿耳，船「已近鹿耳」，才发现海象汹猛，幸有何斌携水路图来报（在海上交递？）；第二、三幕，荷兰人顽抗，似乎两军仍在海上对仗；第四幕「帷幄情怀」却是室内官衙景况，郑氏在海上怎么会出现如此盛大的府第模样呢？这正是整个出兵路线交代不淸的问题。郑成功打下鹿耳门，在鲲鯓沙洲一带驻营，又与荷兵交战数月，才正式攻进安平，这些线索剧中并没有淸楚的逻辑，兵进鹿耳水路图关键的意义、献饭祭海鱼群涌现的神迹，是郑成功攻台最主要的描述，这样的神迹并不能帮助观众对郑成功取得台湾的理解，只是增添一笔神秘的想像，把郑氏的形象崇高化、神明化；换言之，一开始，郑氏取台、郑氏本人都是非常光明圣洁、顺遂天意的正面形象，这与教科书的记载不谋而合，却无法满足阅读了教科书之后，更想进一步了解郑成功来台与台湾关系、原委、曲折面貌的成年阶层观众心中的疑惑。就剧名来说，《郑成功与台湾》的破题并未厘淸，郑氏经营台湾成了作者一厢情愿的简化观点，这也是本文一开始质疑的地方，郑氏究竟是为反淸复明来台，还是为「拯救台湾百姓于水火」（唱词）；百姓感念「大王爷，连番德政」、「民安乐，宝岛升平」、「是我们再造父母」（戏词），郑氏却听闻明帝殁于缅甸即「顿失仰望失凭依」，痛呼万岁。一个一心系于明室命脉的人，他与台湾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他所流传于世的「寓兵于农」，教垦爱民德政的背后目的究竟是什么？台湾的主体性何在，实在令人迷惘。

族群融合观点过于简化

在「台湾第一」、「台湾优先」、「族群融合」的政治意识型态潮流中，郑成功与台湾的关系被简化为一体，郑氏与台湾老百姓（尤其是原住民）、顚沛流离的泉漳流民的关系是和谐无碍的。据台的荷兰人被描述为不顾百姓生死的殖民者形象，争执水源地权的原住民被自己的无知愚弄，山地姑娘伊娃唱几句，原住民就深明大义，惭愧地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剧中刻意地安排「群族协合」，包括荷兰人向义与伊娃通婚，黑奴反荷投郑，原住民与郑家军误会而后和解，以及几场山地歌舞、舞狮戏耍，官民同乐场面，都让人凭生「台湾一体」的光明想像。然而日本文献也曾记载荷人据台「待民如子」，汉移民与原住民画界为限的记载斑斑可考；《郑》剧选择的观点是郑成功＝台湾＝原住民＝汉人，这样的大和解或许是编剧个人「大台湾」观点，是学者王安祈所言「老师（曾永义教授）表面写的是郑成功，实则却是自我处世理念之阐述」那样的沛然正气、苦心孤诣，但就历史而言，在后现代大解构、边缘论述乍起的此刻，多元辩证的观点其实更有助于历史真相的重塑与厘淸，否则，一位「东渡」英雄事迹，说起来与四百年后蒋家政权来台戮力经营岂非同出一辙？！

由于全剧敍述观点过于「纯正」单一，历史线索平铺直敍，这出戏虽被导演定位于「大型史诗剧」，却缺乏足以营造史诗氛围宏阔的气势。重要的兵进鹿耳一场戏，只安排水军划浆腾浪成纵列挥舞几个动作；郑氏经营台湾细节著重于族群和谐，开疆辟土艰辛面貌无法在舞台画面上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台湾风貌的描述是舞台设计阙如的部分，当时的热遮兰城面貌、安平一带风土形貌、蓁莽平川交界的汉人与原住民地限，都被相当简化成为一般熟悉的舞台景象；令人困惑的是，所谓原住民，依照台湾平埔族硏究，当时与汉人更有接触的应是居住南部一带的西拉雅族系，他们的面貌如何有待考证，但绝不会是剧中出现装扮如同高山原住民的伊娃等一干人，甚至他们的歌舞也是仿高山原住民祭仪形式。这些细节的考证容或无伤题旨，却一再凸显对台湾四百年前风貌、定位描述不淸的遗憾，作为「史诗剧」，这样的缺憾不能不说是一大缺失。

导演手法步步为营

面对庞大的历史命题，导演手法相对之下显得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甚至流于僵硬呆板，了无新意。好几个画面，比如汉原冲突，郑氏出面讲解「军民同创家园」的伟大情怀，舞台上一群人全站成一列，「呆呆地」听唐文华（饰郑成功）唱了好半天。百姓思念郑成功病情赶来探病，导演安排演员从镜框舞台左右进入，两排人在大幕前相见，说了几句，又各自退出，这突如其来的「出格」让舞台空间错乱，实非必要。编剧曾永义一向对传统戏曲使用「二道幕」颇多微词，认为二道幕破坏了舞台虚拟空间之美，但《郑》剧仍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导演对舞台画面调度、掌握力道不够，从几个小地方可看出，比如献饭祭海这个动作，小军莫名奇妙从舞台翼幕取出碗饭，整体仪式氛围完全没有铺陈，神迹来得突兀；再如剧中反荷助郑的荷兰「红毛仔」向义，是偷得荷人布兵图的关键人物，但他出现的位置非常不明显，被挤缩于舞台左侧角落，他的表情、反荷的动机、偷布兵图的动作都无法淸楚放大，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喽啰，但小喽啰有关键地位，无法让他出现的节奏、走位让观众了然淸楚，不能不说是导演失责。

或许导演不熟悉传统戏曲程式语言，剧中使用的程式身段有限，加上剧中杂混著原住民、洋人、黑人，如何改变传统身段程式自是困难的挑战。只是这个问题不解决，面对愈来愈多的近代题材（如「国光」下一出戏《廖添丁》），问题会更大。剧中让山强（原住民）、黑奴、向义、汉光（汉人靑年）又是翻又是劈腿，勉强有点戏曲模样，但让郑成功听闻自己的儿子郑经与乳母私通，轰然一声来个「硬体僵尸」动作，实在是为做戏而做戏，太「强烈」了吧！而郑成功病体沈重一场戏「英雄千古」，与夫人董氏唱了大半天一直是站著，也令人困惑；偌大的舞台，导演一直无法善用，演员进进出出动线一直不明，陈永华从厦门来台，与郑成功在原住民圈地的荒郊野外相见，合理吗？

主副角唱做俱佳

不去苛责这些瑕疵，《郑》剧的音乐与主角唐文华的表现是値得称赞的。仅管音乐设计朱绍玉在声腔设计上囿于剧本架构，无法让人物有突出表现，剧中主要唱段集中于唐文华与高幸坪（饰陈永华）身上，唐文华首演夜略显紧张，嗓音乾涩，但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忠肝义胆、亲民爱子，忧国忧民之情写在脸上，举手投足节奏分明，表现是可称许的。高幸坪剧中大段唱段表现更是精采，只是就剧中角色份量来说，他的唱段份量过重了（陈永华是郑成功死后真正经营台湾的功臣，但剧中并未交代，也不是全剧重点），这显然是为演员量身订做使然，是点睛，还是添足，实有待商榷。

笔者认为全剧最好的一段戏是郑成功军令严明执意杀死复台功臣杨朝栋，以「水火」之喩与杨朝栋激辩的那场戏，有戏、有唱、有冲突、有迂回，唱词犀利，寓意深刻，唐文华表现可圈可点。只可惜杨朝栋认错跟前几场戏原住民认错一样，「反邪归正」都太顺遂了些，陈永华一怒就要回厦门，也是郑成功说了几句就算了。这大段「忧愤成疾」编得成功，但下一场也是最后一场「英雄千古」却无法总结郑成功开台的始末，无法淸楚地让观众知道郑成功开台的意义，剧情急转直下，尾劲不足，丘逢甲讴歌郑氏「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的壮阔历史形象无疾而终，最终一幕，舞台天幕大开，大船入港，一派圣洁景象，只像图片画册里的伟人一样，也像从头到尾一直光明皎洁的舞台灯光一样，观众没有感觉进入历史，却像进了伟人纪念馆一样。

「四百年来赤崁楼，登临每教望神州」「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流」，朱绍玉以台湾民谣「思想起」、「六月茉莉」编写的主题音乐，配上学者曾永义的词，这令人动容的音乐从头贯彻到尾，是这样素民亲切的旋律，让人依稀嗅闻到四百年前台湾蓁莽遍地，先民披荆斩棘，带著汗酸、泪水、血痕、海水咸涩的气味与无比勇气，乃至唐山祖先悠古的庇护，才有今日升平安乐的台湾社会。重现四百年前时空是一项艰巨的舞台工程，历史学家也不敢斗胆用区区数言、三个小时演出，就为郑成功开台盖棺论定。洋溢《郑成功与台湾》全剧的光明色彩，剧中不时出现「革命者」握拳仰视前途的画面，如此单纯信念是全体创作者的选择；但「思想起」这素朴的声音，与伟人圣洁化事迹之间，连系的是什么？历史人物风云流逝，留下的却是土地无言的浩叹。

 

文字｜纪慧玲  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