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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生活里的人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说些不尽高明的话。必须把这些放上舞台,让他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吃饭、谈天气、玩牌……(莫斯科艺术剧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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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人生谱成的绕梁诗篇

契诃夫与《凡尼亚舅舅》对二十世纪的启迪

在契诃夫笔下,平淡与无聊经由重组,经由一段空白的停顿、一句悬在半空的话语、一个人无意识地走过、一串似有若无的音符,调节出呼吸起伏的迷人诗意,历历在目却无从明了他如何成就。

在契诃夫笔下,平淡与无聊经由重组,经由一段空白的停顿、一句悬在半空的话语、一个人无意识地走过、一串似有若无的音符,调节出呼吸起伏的迷人诗意,历历在目却无从明了他如何成就。

莫斯科艺术剧院《凡尼亚舅舅》

国家戏剧院

5月26〜28日

「现代戏剧」的缘起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从易卜生算起,因为一八六九年他首开先例以散文体写作戏剧,并将平凡人生、社会问题带上舞台。也有人从史特林堡算起,他的自然主义戏剧(如《茱莉小姐》)何其表现主义!而晚期《梦幻剧》又直探潜意识世界。但我以为,论革新之彻底,影响之深远,当然首推契诃夫。

契诃夫(Anton P. Chekhov,1860-1904),上个世纪之交,一俄国的鄕村医生,早年写幽默短剧短文,后终以小说名。有一天突然写起长篇戏剧来。这在广爱戏剧的俄国本不足为奇,不见前辈小说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也纷纷在写戏剧吗?一开始因契诃夫的文坛盛名,都得受垂青上演;但也由于他的文坛盛名,评论与观众一致认为他根本是个不懂戏的小说家,平淡生活的场景、鸡零狗碎的言语、没有作用的人物,占满了他的舞台。演出者也深恐他的戏缺乏「戏剧性」,在情緖上加盐加醋,效果当然适得其反。一八九六年《海鸥》首演失败让他深为沮丧,发誓再也不写戏剧。幸好两年后刚开幕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重排《海鸥》上演成功,他才又写出了《凡尼亚舅舅》。

这些剧本看来似平凡无奇,鄕村医生、没落地主、自视不凡的知识分子、对爱情充满幻想的纯真女孩、寡妇、奶妈、长工……,他们在契诃夫的每出戏里从不缺席,口中琐琐碎碎、断断续续倾吐著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怨、他们的自艾自怜……。今日理所当然的写实主义,当时却饱受错解与贬抑。即使相当欣赏契诃夫小说的托尔斯泰也受不了,他声称,他无法忍受莎士比亚,而契诃夫的剧本写得比莎士比亚更糟。

然而契诃夫岂是无所为而来?他的剧中人冲突往往并不直接,也不激烈,但真正的冲突,其实是存在于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之间。他们一个个满怀抱负,在环境中却不合时宜得可笑。他们之间的爱情与亲属关系好像从来没配准,穷其一生努力调整却总是白费力气。每出戏的情节不同,却无不反映了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专制下那整个低压与无助的社会气氛,唯契诃夫的从容与明澈,得以传达那时代的真实。木心说得好:「(文学家)当时的两种类型:一是狂热革命,乐观得不容置疑,另一是消沈颓废,悲观得要杀人、自杀,而中间有契诃夫在。」

然而如果仅仅是但开风气的写实主义──被二十世纪剧场潮流弃之如敝屣的写实主义,契诃夫又何以传世?如果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又何能表彰这个时代的问题?

现代语言实验的大师

在绝大多数作家手里,写实主义是抗争工具──目的明显,又如何「写实」得起来?契诃夫的写实主义则是「明心见性」,不容任何蔽障。和契诃夫一比,易卜生的局限无所遁形。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人物虽是凡夫俗子,但对白精准,条理逻辑环扣分明,主题亦步步逼显,直到图穷匕现,紧张悬疑不下推理侦探鼻祖《伊底帕斯王》。而契诃夫呢,才贴切实践了所谓「生活的切片」,在舞台上保存了生活的真相:真实的时间、真实的没头没尾、真实的无可如何。这些剧本写于契诃夫晚年,已不见他小说中鲜明的嘲谑与悲悯,反倒致力保存生存的芜杂与离题,一如他自己表白的:「生活里的人们,并不是时时刻刻在开枪、上吊、谈情说爱,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出口成章。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说些不尽高明的话。必须把这些放上舞台,让他们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吃饭、谈天气、玩牌……」

他认为,情节实为艺术的致命伤,简单的对白就是表达微妙情感的最佳工具,剧中人真正心意与他们话语之间的差距,才是「戏剧性」所在。这一观念启迪了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开创「方法演技」的主要认知:发掘人物的「内心独白」。(「方法演技」一词非史氏所创,而是一脉相承后的转称。可惜他的徒子徒孙何其不肖,往往把内心独白写在脸上肩上语调上,变得极不写实,甚至扭揑神经质,这是后话了。)

「各说各话」、「顾左右而言他」,遂成为契诃夫的艺术之钥。《凡尼亚舅舅》中,医生对叶莲娜大谈森林保育与人类未来,其实动机在款款示爱。激烈的家庭会议箭拔弩张之际,不进入状况的没落地主竟大谈起「我嫂嫂的哥哥,从前就是一个学士,这你大概是知道的……」令人啼笑皆非。在短剧《吸烟对身体有害》中,上台宣导戒烟的主讲者扯到自己婚姻的困扰,一发不可收拾,完全忘了演讲的目的。契诃夫无疑是对「离题」最感兴趣的剧作家,语言的无法把握方向,完全呼应了人生不听使唤的常态。对语言的怀疑,对沟通的不信任,这些现代文学最关心的主题,在契诃夫对语言实况的敏感中,开启了书写之门。古典戏剧赖以流传的「文学性」:优美的文辞、深刻的思维,被契诃夫弃如敝屣,百年来未来主义、达达主义、乃至荒谬剧场的语言顚覆,契诃夫实为精神导师。

在契诃夫笔下,平淡与无聊经由重组,经由一段空白的停顿、一句悬在半空的话语、一个人无意识地走过、一串似有若无的音符,调节出呼吸起伏的迷人诗意,历历在目却无从明了他如何成就。经由契诃夫的示范,现代剧作家才意识到,平凡人生也可以成就精采戏剧,芝麻绿豆也可以构成绕梁诗篇,而且,绝对比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的奇遇更深沉动人。

《凡尼亚舅舅》──失败者的俱乐部

黄建业在评论《东邪西毒》时曾指出:「从没一部武侠片中出现过这么多失败者。」可以贴切转嫁到契诃夫的所有剧作。历来的俄国作家摹写了无数「无用之人」「多余之人」的形象,如普希金的《尤今.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凡尼亚舅舅》则如同契诃夫的其他剧作,不强调个人的悲剧,而是一幅幅失败者的群像。

《凡尼亚舅舅》发生在一个平静的庄园里,风般刮来了一群人,他们名义上是庄园的主人,实际上却剥削著庄园的营收。现在他们来了,要决定庄园的命运,也引起了骚动……

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无产阶级饱受地主欺压的主题、城市知识分子和鄕民的对立,在本剧中呼之欲出。然而契诃夫的重点并不在这里。致命的不是这庄园即将被卖出,让众人无家可归(剧中这提议稍经反弹就自动打消了),而是这一行人引起了众人对自己生之徒劳的觉悟,从而开始盲目地挣扎;发现连挣扎也是徒劳的时候,一切便恢复了原状,只是更沮丧、更卑微了。在生活长流强过点状冲突的认知下,契诃夫的第四幕每每如同第一幕的倒影,更平静、更沉缓的反复;可以说若取消了契诃夫任一部戏的二、三幕,首尾两幕即形同《等待果陀》(北京林兆华曾将《三姊妹》和《等待果陀》并为一出戏,亦著眼于此)。在永无止尽的守望与等待中,契诃夫早荒谬剧场半个世纪就道出了同样的主题。

看看《凡尼亚舅舅》的这些人──四十七岁的凡尼亚,毕生在庄园中营生,把鄕下赚到的钱汇到城里供养他的姊夫;一天他省悟到虚掷了自己的一生,但已来不及了,他失去的一生仿佛变得加倍可贵:「我陪著母亲,在这片产业里,就像只鼹鼠似地关了二十五年……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成了一个叔本华、一个杜斯妥也夫斯基了!」他的外甥女索尼雅,无望地暗恋著医生,而自惭形秽:「上帝呀!我为什么长得不美呢?自己要是知道自己丑,真是可怕呀!」而那受仰慕的医生呢,虽然热中环保,理想也早在现实中消磨殆尽:「生活原本就够多么黯淡、愚蠢、教人厌恶……把人都给陷进去了。四周全是些怪人。和他们一起活上两三年,连你自己也成了怪人了。」这些被鄙夷的「怪人」当中,当然包含没落的地主帖列根,他结婚的第二天,年轻的太太就跟情人跑了,他却以十足阿Q精神来缓解不幸的命运:「这都是因为我长得配不上她。可是我并没背弃我的天职。我一直还是那么爱她,我始终对她忠实,尽力帮助她,我牺牲了一切,来教育她跟她所爱的男人所生的孩子们。我固然失去了自己的幸福,却保住了骄傲。」

如果说这是些受欺凌的人,那么,那些欺凌他们的人呢?又可曾快乐过?凡尼亚的姊夫,著作等身的教授,却一天到晚被痛风所苦,成天念叨,疑心年轻的新婚妻子叶莲娜盼他早死。而这位被凡尼亚、医生等所有人追求的叶莲娜,本身被视为带进庄园的一阵春风,自己却到哪里都不得安宁,别人都只垂涎她的美貌,没有人理会她的苦恼。

任何改变的努力,都只会让处境加倍难堪。凡尼亚一时冲动的「壮举」──举枪射杀为富不仁的姊夫,却变成一场闹剧,怎么也射不中。在绝望中想要自杀,却拖拖拉拉,像个任性的小孩,直到在外甥女的恳求下缴出吗啡。契诃夫在这些片段甚至嘲讽了整个戏剧传统──身为平凡人,我们最大的悲剧是使尽力气也作不成英雄,即使是悲剧英雄。

当代剧场与电影的改编

契诃夫戏剧的演出易写难工,照本宣科一不小心就会流于琐碎而失却流动感;大胆实验若有碍传达剧中奥义又往往弄巧成拙。一组各色年龄、体态、气质的称职演员断不可少,导演也得人情练达,才不会窄化了人际间互动与不互动的丰富微妙。当代导演的诠释中,彼得.布鲁克的法国版《樱桃园》让演员全部席地而坐,以真诚质朴的情意取胜;彼得.胥坦的义大利版《凡尼亚舅舅》和俄国版《樱桃园》,则拓展舞台景深,让众多演员有迂回与对比的空间,暗示多层次的外在世界、与生命的犹有余地,至今仍为经典诠释。纽约“The Wooster Group”剧团的多媒体解构版《三姊妹》,让一位八十多岁的女演员饰演小妹,并经常用舞会打断戏剧的进行,用混乱、空白与突兀的情境,进一步推论契诃夫眼中人生真相的当代性。这种手法也启发了钟明德一九九四年在国立艺术学院制作《复活(凡尼亚舅舅)》。

《凡尼亚舅舅》倒是契诃夫最常被搬上银幕的作品。三十年前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玛莉亚的情人》、《灭》的俄国导演)曾将之拍成电影,还登上志文出版的《世界名片百选》之列。片中晃动的手提摄影和大量对白被处理成喃喃自语的手法,强调了人物自囚于孤独郁闷的内在世界。近年又有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跨足导演的《八月》,以及路易.马卢的最后遗作《四十二街的凡尼亚》(被本地片商翻成不知所云的《泛雅在四十二街口》)。

后者当然是目前为止最有观点的一个电影版,全片其实是安德烈.葛瑞格里在纽约四十二街一间老剧场里导演的剧场版纪录。使用大卫.马密的英译改编本,演出采排练方式进行,马卢的镜头锁定在人物的脸孔,让一种耳语的、私密的气息贯穿全剧,一扫舞台演出难以避免的浮夸之弊。最有趣的是瓦勒士.萧恩(也是当代美国的重要剧作家,常任好莱坞电影配角)以稍偏喜剧的表演诠释凡尼亚,更多自嘲与玩笑成分来博取别人好感;还有片中索尼雅的眼神、语气也比原作暗示的要强悍许多,她的埋怨与不甘因而更贴近今日少女的特质。

即将来访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六年前我们领教过他们饱含诗意与象征色彩的《海鸥》;《凡尼亚舅舅》呢,以我眼见的录影片段看来,他们掌握原汁原味的旧俄情调无可置疑,而人物的沧桑感掩盖了生活的点滴乐趣、内心活动的紧张感取代了散漫的生活质地,则恰恰和《四十二街的凡尼亚》一片背道而驰,恐怕是最好的版本比较教材。

 

文字|鸿鸿  导演、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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