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德国各地的集中营同时响起的宣告希特勒死亡的广播，是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背景音乐，在此同时，英国BBC电台却周期性地播出他那《命运交响曲》「三短一长」的台声。这种贝多芬（L.v.Beethoven，1770-1827）在双方阵营无所不在的状况，宛如两个敌对、却都是信基督教的国家，各自都祈求上主保佑他们能够打胜仗一般。法国社会学家Esteban Buch在《贝多芬的第九，一段政治史》一书中指出，贝多芬这首根据席勒诗作〈欢乐颂〉谱成的交响曲，早已成为「政治礼节」上的老套，于许多盛大的庆典或聚会场合中一再被演奏或播放，用来颂扬一种浮泛的博爱精神，例如一八七二年华格纳主导的拜鲁特庆典剧院奠基典礼，再如二〇〇〇年奥运冒陶森（Mauthausen）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党徒屠杀纪念碑的落成典礼。然而这两个例子却令人觉得格格不入，一般人都知道华格纳是著名的反犹人士。一九八五年，〈欢乐颂〉被欧洲共同体组织选为会歌，采用的是卡拉扬改编的超大编制版，该乐版被广泛应用，日后为他的家人赚进大把钞票。无论如何，贝多芬的音乐无所不在，广泛流传，却是无可争论的事实，指挥家克伦贝勒的一句名言，巧妙地指出这个事实：「纪念、颂扬贝多芬最佳的方式莫过于，在一年内，全世界都不要演奏他的交响曲。」

然而贝多芬却早在生前已博得广泛的声誉与尊崇，他于一八二七年逝世时，上街送葬的人数多达三万人，就当时只有二十万市民的维也纳而言，这是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哀荣，历史上甚少有其他作曲家能够比得上。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几乎每个人能够感受到贝多芬式的震撼，法国作家雨果似乎为这个奇妙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答：「贝多芬的音乐中存在著一颗人类的心，它的宽广崇高，教人们如何相爱。」换句话说，贝多芬把他的崇高性、独特的生活感受，转化成音乐，而去激发听众的共鸣，贝多芬的音乐正如他自己说的，是一种「出自人心而直抵他人之心」的音乐。巴赫的音乐以荣耀上主为依归，洋溢著超凡的神性，却是较难让一般人参透其中奥妙：贝多芬深具人性的音乐则交融著温柔与激越，爱情与勇气，悲痛与欢愉，循规蹈矩的良善与桀傲不逊的自由。这种由人性的语汇谱成的音乐语言，虽然抽象，却是人人能懂的一种世界语，这些充满情感变化语汇谱成的音乐，兼具著深浅不同的层次，每个人的造化虽各自不同，却可各自依据自己的好恶与品味，前去领受不同程度的震撼与感动。一般而言，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与室内乐较多主观心路历程的陈述，显得深刻难懂；以九首交响曲和五首钢琴协奏曲为主的管弦乐作品，则呈现出较客观的普遍性与直接的震撼力，较容易为一般人接受。

贝多芬上战场

一七九二年，二十二岁的贝多芬离开故鄕波昂，定居维也纳。那时，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崛起在欧洲造成风起云涌之势，提供他一个慷慨激昂的大时代式的创作背景，再加上他那激烈狂越的个性与独特的生活体验，终于孕育出非凡的音乐风格。

贝多芬意兴风发地朝著钢琴家与作曲家的生涯迈进，但在数年后，一连串厄运与困顿挡住他的去路──一八〇一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耳疾与腹疾，以及一连串理想化爱情的幻灭，迫使他的肉体与心灵承受著极度的煎熬，甚至而萌生了厌世的念头。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终于在一八〇二年恢复镇定。在挣扎期间，他草拟好而未曾寄出的《海里根镇遗书》，详尽地述说著这段艰困心路历程的始末；比遗书稍早写成，寄给他的朋友Wegelen信中的一段话，则表露出他将勇敢地活下去，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愿望：「啊！假如我能从困厄中解脱出来，我将拥抱整个世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青春，它正跃动著……我要扼住命运之神的咽喉，它将无法屈服我……」。

「重生」之后的贝多芬，为了避免沉沦，只得积极奋进，而能够激发他迎向前去的只有音乐与人性的爱：「那是艺术，唯一的艺术，我几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高高在上的吾主，唯有您洞察我心灵深处，唯有您晓得人生的爱与善良正値以深居我心……。」（节录自《海里根镇遗书》）正当比他年长一岁的拿破仑带领著大军席卷欧洲各地，传播著法国大革命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之际，「重生」后的贝多芬也迎向战场，以音乐征服欧洲；当拿破仑于一八〇四年由于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野心而称帝的同时，贝多芬则完成了《英雄》交响曲，登上了音乐君王的宝座。关于此，罗曼．罗兰在他的《贝多芬传》中解释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普罗米修斯的化身

随著耳聋的日益加深（甚至于到五十岁时的全聋），贝多芬钢琴家的生涯当然不可能继续下去，语言上的沟通也甚为困难，此后他的言语与书写中，经常强调的是第一人称的「我」，而忽略了其他的人称。在此状况下，他以音乐的沟通取代了语言的沟通，以音乐来表达内心的感觉，这种出自伟大心灵的音乐，展现出由上而下的单方向特质。因此，他说：「唯一能取悦我的是，只有创作音乐与让人们听这些音乐」。

贝多芬「自我」的充分扩大，事实上已预示了稍后浪漫主义所强调的「唯我论」与「天才论」。这种自我，一方面使他陷于孤立中，在他的草稿簿上缓慢而严密地建构著他的音乐；这种借助于「心灵的听觉」而呈显出相当内在、深沉的语法，正是当时的听众较难了解之处，也是贝多芬与现实的音乐世界隔绝，而呈现出的新颖、前卫的特质。然而在另一方面，耳聋的贝多芬想把音乐传达给众人之时，势必得「大声些」，而且一再叮咛嘱咐，深恐一般人没听懂或听不见。因此，《命运》交响曲中那「三短一长」的音型、《英雄》交响曲中主和弦分解音型或〈欢乐颂〉乐章的主要音型，都是相当简短而一再被反复，有如演说家们面对著广大群众时，经常重复著：「大家都听到了吗？」，或「大家都了解了？」，以加强沟通与争取信任。

贝多芬有如大演说家般「唯我独尊」式的音乐，散发著非凡的热力与温情，却有如狂飙般地足以席卷一切，令人毫无抗拒的余地。他说：「既然它是由衷而发，我的艺术将直通人们的心灵」，「我，我是为人类酿造美酒的巴立斯（古希腊酒神之名）」，「那些一旦了解我的音乐者，他们将从悲惨之中获得解脱……。」这种充满自负的使命感，促使贝多芬以他的音乐去激励了世上多少受苦受难的灵魂，抚慰了多少云云众生的伤痛，贝多芬虽自喻为酒神，然而却更像他的第一号与第三号交响曲中所影射的，或他的舞剧音乐《普罗米修斯的创造》中所描绘的希腊巨神普罗米修斯，他盗取天火给人类，让人类免于饥寒之苦，自己却因触犯天条，而被捆缚在危崖上，天天忍受孤独以及秃鹰啄食肝肠之痛苦。

欢乐的信使

所有贝多芬的音乐几乎都散发著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股海顿、莫札特或其他作曲家所欠缺的气势，虽随著作品的不同而略有变化，或许可一言以蔽之，统称之为「欢乐的气息」，它为人类带来乐观与希望。这股意兴风发的「欢乐」，可以是在第一号与第二号交响曲中已显现的、受到大革命精神洗礼的、有如军乐的激昂，尽管这两首交响曲还停留在海顿式的较小格局中；也可以是第三号、第五号交响曲般，在狂热搏斗、抗争的洪流中所涌现的凌厉气势；还可以是第七号交响曲中，节奏跃动的心灵微醺；也可能是第四、第六与第八号三首交响曲般的怡然自得；或是《田园》交响曲面对大自然时所产生的幸福赞叹，以及对造物神奇所发出的感恩之情；更可能是第九号交响曲对整个人类前途的期许：「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邦域中，妳（欢乐女神）轻柔的羽翼终得安歇。」（席勒〈欢乐颂〉）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与莫札特或罗西尼式的「享乐主义」（hedonism）式的悦乐，却是截然不同的。贝多芬虽尊崇莫札特，却公开对莫札特的喜歌剧《女人皆如此》与《唐．乔凡尼》提出批评，认为它们是伤风败俗的。对贝多芬而言，音乐不是用来取悦人的，他说：「音乐比所有的智识与哲学都有著更高超的启示」。在贝多芬繁乱的草稿簿中，突然显现出一句引自康德（1724-1804）的警语：「我的道德法则，以及高高在上、布满繁星的苍穹，是它们在主导著我。」贝多芬是康德始终不渝的信奉者。

 

文字｜陈汉金 东吴大学音乐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