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贝多芬，一个永不为精神和肉体的痛楚所征服的坚强灵魂，将无以伦比的巨大意志力倾注于音乐之中。就像当时所处的世纪精神──西洋思想史上的启蒙时代，和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潮流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贝多芬的音乐也启发著后世，揭橥人类向往自由和人道精神的理想，其中所涉及的美学讨论和为社会大众接受（Reception）的层面，不断成为学者专家探讨的题材。身为德意志的荣耀，贝多芬的音乐更在二十世纪剧烈变化的德国政治上，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甚至是性质完全回异的政体），他的音乐必定伴随出现，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从不特别强调自己的政治倾向，但贝多芬却造就这个特殊的「贝多芬现象」，看似矛盾，但却非常引人深思：为何他的音乐在德国政治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是何种特殊的人格特质才能创作出这种音乐？逝去的伟大作曲家能不能决定自己的音乐是否被政治化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听贝多芬的音乐时，并不常思考的问题。所以，若从这些方向去了解贝多芬、去分析他的音乐，则提供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思考观点。

充满魅力（Charisma）的人格

看过J. Stieler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〇年间所绘的贝多芬肖像，大都会因他敏锐、严厉如火焰般的双眼，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外加那头浓密的乱发和紧闭双唇所勾勒出的坚毅线条，简直就是罗曼．罗兰所形容的「狮子的相貌」（注1）。配合著狮子般的冷毅外貌是他英雄的个性，一位人类史上英雄中的英雄。因著约从一七九六年起即缠绕一生的耳疾病痛，使得贝多芬给世人的印象越来越与他「具有丰富情感和活泼的资质，也喜欢社交娱乐」（注2）的天性相违背。他离群独居，深为自己的缺陷感到恐惧、痛苦，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这个莫大的悲剧；对朋友而言，显然晚年的贝多芬已被视为与社会礼俗脱节，是个举止粗鲁、脾气暴躁易怒、难以沟通的作曲家。然而，这些狂乱的现象只是他勇敢向命运抗争的外形，贝多芬说「我会捏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会使我屈服」（注3）。就是以这般刚强的毅力，抵抗不断侵蚀他艺术生命的耳聋，虽然气馁、自卑随时会再袭来，但一首又一首的杰出创作成为贝多芬战胜命运的最佳证明。

这个「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注4），其外显的英雄特质，是成熟人格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这比起其他德奥的音乐前辈们多了一种吸引大众的元素──战斗意志。这种力量（注5）在音乐中的体现，首推众人最熟知的作品第三号《英雄》交响曲Eroica（1803/04）。一个美好的共和理想，一个可以扭转欧洲历史的时刻，抵不过现实的诱惑，强调高尙道德的灵魂，只能将献给革命之子的音乐题为「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而第二乐章的送葬进行曲也为拿破仑十七年后的结局作了最佳的预言。贝多芬也将他心中高尙女性的化身置放在唯一的歌剧《费黛里奥》Fidelio（初稿1805）中。深具挑战性的音乐，其完美性亦如女英雄的形象：坚贞、勇敢，甚至意志力超过男性，为正义真理深入险境，禁锢人心的监狱枷锁，最终为「自由」的气息所突破，赢得胜利。而结合器乐与人声的划时代作品第九号《合唱》交响曲（1823）是总结贝多芬的音乐灵魂：席勒充满正义和自由意念的诗作〈欢乐颂〉，更是所处时代的精髓与众人的盼望，四海一家的兄弟情谊和为人人生而平等讴歌的人道精神，是人类社会不断蜕变中永远不变的理想。近两百年前的音乐，至今仍是民主社会努力的目标。

贝多芬的天纵神才，充满著吸引力。他是「力」的化身，却被狂妄之辈所窃取，急于表现在政治上，以赢得政权。天才的自信与政治强人的高傲在历史上竟被混为一谈！

音乐无法避免的命运──政治化

贝多芬的音乐虽然在他在世时，已搏得无数的赞美，但是他死后，更是贝多芬时代的来临：举凡十九世纪西洋音乐史上的每一位大师，不仅对他推崇备至，更受到其音乐的启迪。就在这股狂潮兴盛之际，贝多芬所代表的德意志形象，和音乐中所传达「进步的」社会精神──自由、平等和博爱，亦伴随著逐渐发展的国家──德国，渐渐深値于德国人的心中。一八七〇年，是历史上的巧合，或是时势所致，贝多芬百年诞辰之时正是普鲁士面临危急存亡之役──普法战争。在德勒斯登举行名为「艺术的觉醒」（Das Erwachen der Kunste）的庆典，贝多芬音乐的出现，被视为能鼓舞德国人打赢这场不可能的战争；另一个城市卡塞尔（Kassel）的庆祝活动更将贝多芬诠释为爱国的象征：爱格蒙序曲和第九号交响曲的演出，如同祈求胜利的最佳献礼。一八七一年，「第二帝国」诞生。人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对贝多芬的音乐喜爱有加。在他强人当政的十九年间，所需的精力与面对战事的勇气，就常让人联想到，他曾表示，假如常常聆听贝多芬的音乐，特别是热情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勇气将永不衰竭（注6）。

时序进入二十世纪，贝多芬更因德国内政上的动荡不安和欧洲各国间互相较劲的政治情势，被塑造成激发民族团结的英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据统计，在柏林交响乐团五百二十六种不同的演出曲目中，贝多芬的音乐出现多达二百零一个场次（注7）。虽引起艺术界「太多贝多芬」的辩论，但是毫无疑问，其音乐激发人类挑战苦难的斗志，已被误导，成为具有军事价値和达成政客野心的工具了。大战结束，威玛共和（1919 - 1933）开始。成年男子有了投票权，稍后，妇女也拥有选举的权利。但在这进步的措施中，国内却要面临高呼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人不断挑衅，和强调民族主义的极右派之顚覆活动。贝多芬在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逃被政治化地评论一番。左翼人士一般肯定贝多芬音乐中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和革命性，特别是艾斯勒（Hans Eisler，1898—1962）将宏扬人类博爱精神的〈欢乐颂〉，解释为能提供工人阶级对统治阶级战斗的勇气（注8），其目的无疑是想将他们所主张的阶级意识形态，合理地纳入德国文化传统，而贝多芬只是其中一座可利用的虚悬桥梁。蚕食这个可贵的音乐遗产，也是极右派的高明伎俩。一九二七年，贝多芬百年忌日，他们公开支持所有政治团体和国外纪念贝多芬的音乐活动，以印证其信念：他的音乐可以将德国人，甚至荷兰人（注9），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欢乐」柏林围墙倒塌，东德重获「自由」

一九二〇年，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将「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Nazi，纳粹）。强调日耳曼为最优秀人种的纳粹党人，提倡偏激的种族音乐政策，骇人听闻（注10）。他们对贝多芬的血统虽极有意见，但碍于其在德国人心目中已建立的伟大地位，所以将贝多芬彻底地曲解成──他憎恨法国人、支持权威式的统治，来为希特勒所提的党纲中，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合法性背书：而贝多芬交响曲中所流露出的活力与力量，更是提供纳粹宣传活动所需的动力。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贝多芬简直就是纳粹德国人的财产──所有不是德国的人、或国内左翼人士、进步人士（注11）都不能使用贝多芬的音乐：在重要的政治性场合，贝多芬音乐的出现相当普遍，例如一九三六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Volksgemeinschaft，注12）。而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生日，年轻的卡拉扬更率领亚恒（Aachcn）交响乐团演出《费黛里奥》来祝贺。就连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广播中传出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伴随的音乐不是他崇拜的华歌纳为Siegfried所写的送葬进行曲（注13），而是把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送葬进行曲当成他的安魂曲！

德国「第三帝国」结束在一片混乱之中，柏林围墙又开启另一段人间悲剧。实行共产主义的东德，对贝多芬也是多在他的战斗性上鼓吹宣传，甚至认为贝多芬的艺术和进步的思想，早就预示了马克思的学说。对西德的人民而言，背负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罪行，似乎还必须借由贝多芬的音乐来向世人表明，对和平和人道主义的追求是德国人文化传统上──特别是透过贝多芬的启发与感召──一以贯之的理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在一个冷冽的冬日，柏林围墙倒塌，象征东西德之间的藩篱已不存在。全德国都沉浸在这梦幻般的和平革命中。贝多芬的音乐更是许多音乐庆祝活动的主要曲目。十二月二十三日（柏林布兰登堡大门开启后的第一天），伯恩斯坦指挥柏林爱乐，更将〈欢乐颂〉改为〈自由颂〉（注14）──贝多芬的音乐仍是伴随在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刻。

德国和平统一已逾十年，贝多芬的音乐也从数次被误用的命运中走来。但汉堡歌剧院每年的除夕夜仍是演出贝多芬的第九号《合唱》交响曲，成为每一个新的一年来临前的祈祷。「欢乐，神般的火光……」，贝多芬音乐中所宣扬的理念，是人类社会永远的指标。不论未来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但强调以「爱」来实现世界一家的愿望只有一个，承载这伟大使命的音乐，也应该只有贝多芬的音乐能够达成。

注：

1.罗曼．罗兰，《贝多芬传》，页17。

2.贝多芬一八〇二年十月所写的Heiligenstadter Testament遗嘱中曾如此表示。

3. Ates Orga原著，萧美惠／林丽冠翻译，《贝多芬》，1995年，页150。

4. 罗曼．罗蔺一九〇三年写于《贝多芬传》初版的序言。

5.请参阅傅雷在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附录中有一篇精辟的短文〈贝多芬与力〉。

6. 这是记载于Robert von Keudell所著的俾斯麦传记中。见David B. Dennis  (1996). Beethoven in German Politics, 1870-198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37。

7. 相较于华格纳的八十场和莫札特的六十场，贝多芬的音乐显然是最常出现的。引述资料见同上，p.67。

8. Hans Eisler为东德国歌的作曲者，早年拜Arnold Schoenberg为师。引述资料见同上，p.97。

9. 从贝多芬的姓氏Ludwig van Beethoven中「van」逼个字可知，其祖先为法兰德斯地区（Flemish）的平民（今大部分属于荷兰），曾祖父破产后才逃到波昂，因此，贝多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纯种德国人。

10.特别是犹太裔的作曲家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如荀白克（Amold Schoenberg）和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等，必须离开德国，甚至欧洲，才免于性命的危险。但却有更多的作曲家和音乐人士，难逃他疯狂的追捕，被折磨死于集中营。这段惨痛的音乐历史，德国的音乐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有勇气去面对。许多研究的著作都在九十年代出版。

11.进步人士指认同日耳曼民族主义，但尚末成为纳粹党人。

12. David B. Dennis (1996). Beethoven in German Politics, 1870-198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62。

13.华格纳歌剧《尼贝龙的指环》中第四出〈诸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其第三幕里齐格菲（Siegfried）死去时著名的送奏进行曲。

14.照伯恩斯坦的意思，席勒诗中出现「欢乐」之处，皆改为「自由」，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美好时刻，「自由」是最値得讴歌的！（当然不考虑改字时，在学术上的讨论）。见Fred K. Prieberg (1991). Musik und Mach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p.231。

 

文字｜徐玫玲 德国汉堡大学音乐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