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建会主委黄碧端请辞之后，新任主委由台北市研考会前主委、台北听奥总执行长盛治仁接任。盛治仁并非出自传统的文化界人士，高层希望借重盛治仁在文化创意上的表现，盛治仁成功筹办听奥后，层峰对他整合艺文团体的能力大为激赏，希望借由这项人事，为文建会注入新的活力。文建会主委换人风波，从八八水灾引发的内阁总辞便开始闹得沸沸扬扬，前主委黄碧端之请辞风波又引发媒体报导部分文化人士认为这表示政府不重视文化，内阁改组中文化部门不受重视。文建会主委更迭频繁，从一九八一年至今，已先后更换十一位主委，任期不一，作风各异，因而文建会工作绩效见仁见智。综观来看，如何看待文建会在中央政府底下的角色？对于新任主委，又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
台湾文化界的尴尬和吊诡处境在于：一方面，施政上，文化向来都处于边陲位置；另方面，它又具有大家无法挑战的神圣性与正当性。执政者因此皆会标榜文化，但有无实际的文化生活与建构则另当别论。认知这种吊诡性，我们才能进一步思考这个任命该著力于何处。
当文化被视为一种资源给予与收受的关系时，文化的正当性与神圣性在公部门其实是被消磨与减损的。文建会主委为何会更换如此频繁？想想，当这个部会经费只占政府1%到2%时，主委自然就是边陲性的。相反的，如果真以文化立国，注重心灵，文化首长或文化界即使一无所有，也代表著核心的价值。所以归纳起来，文建会主委的选择可以有二，一是著重分配性，要此人选擅于分配资源，协调部会；二是侧重正当性，那就需要具有文化形象与声望，以表彰文化之不可磨灭的价值。所以说，当文化人期待首长时，须自己明白要将文化的定位放在哪里，到底著重其中的哪个点，如此来判断好坏才会清楚。若是期盼具有神圣性、代表性之人物，来彰显文化的正当性，而非著眼于资源分配，盛治仁的任命，就缺乏正当性，遭到反弹也就必然；但若从分配性来看，他如能争取资源空间，这个任命就不见得是不妥的。当然，「分配性」与「正当性」也有可能两者得兼，在此，盛治仁若能一方面发挥政治学者的专长，开创一些文化的施展空间；另方面虽是行外，但尊重行内的正当性，显现该有的谦卑，甚而因这经验而成为一个文化人，彰显文化价值，这个任命就会带来好结果。反之，若混淆了这分际，也就难免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采访整理 周倩漪）
文字｜林谷芳 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