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许多事物的起始，是在未知的惊喜中慢慢开展出来的；一个创作者在其艺术行旅中的一处惊喜，或许，也就铺陈了下一段旅程中的韵律起伏。

六月中旬，法国导演法兰克．迪麦可（Franck Dimech）在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庆祝其十五周年的同时，与该团资深演员周蓉诗与阮文萍共同带来新作《孪生姊妹》JUMEL。此作在二○○九年于法国马赛首演，即获得许多的注目。两位台湾演员惊人的诠释，不只在于克服语言的藩篱，而是透过她们，传达出语言字面之意以外，其他可能的表情与面目。这样的演出形式或工作模式，对于导演法兰克．迪麦可来说，有著许多关於戏剧可能性的摸索与实验，而一切尝试的开端，也都有著脉络可循的线索。

因为旅行，开启了创作上新的试验探索

法兰克．迪麦可曾在一九八九年创立「内在人群剧团」（le Théàtre Les Foules du Dedans），经过十多年的创作磨合后，因为许多旅行经验与机缘的引领，开始了创作上新的试验探索。也因为曾两度获得法国AFAA“Villa Medicis Hors les Murs”的计划奖助，让他得以于二○○一年赴台湾、香港与中国，以及于二○○六年赴日本和韩国交流，开启了与亚洲艺术家合作的可能。

他于二○○二年重新成立了「埃梅剧团」（le Théàtre de Ajmer）。在二○○二到二○○四年之间，透过「爱的变奏」系列剧场作品，探讨「爱的机械反应」。以法国剧作家保罗．克劳戴尔（Paul Claudel）的《交换》L’Echange为首部曲；接续德国剧作家海涅．穆勒（Heiner Müller）的《四重奏》Quartett延续讨论，最后，以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的经典剧作《佩里亚斯与梅利桑》Pelleas and Melisande为三部曲画下终点。另外，在二○○五年演出奥地利作家Franzobel的剧作《卡夫卡喜剧》后，于二○○七年导演了知名现代日本剧作家Oriza Hirata的剧作《首尔人 1919》。在二○○八年与二○○九年这两年，导演持续与日本及台湾戏剧界合作，透过不同文本与风格试验，持续探索戏剧在语言上可以尝试与深究之处。

语言隔阂，促使他更深入思考什么是对话

在迪麦可对于「导演」这个工作的各种摸索与观念建构的过程中，旅行经验提供他许多创作的养分。「二十岁那一年，我与另一位亦师亦友的法国导演培松地（Francois-Michel Pesenti，曾分别于一九九六年与二○○六年与台湾演员合作《1969-if 6 was 9》与《敲天堂之门》）一起到中国旅行，我还记得搭著火车，从香港，一路漫游到北京的体验，在旅行过程中，我还拍摄了许多的影片。从那一次的旅行经验，打开了我对于语言的另一种感受力。」因为语言隔阂的关系，加深迪麦可对于旅人某种分离或失落的感受，也打开他对于法文或语言不同的感官经验，促使他更深入思考什么是对话，话语对于沟通又是甚么？再加上因为文化差异的冲击，也逼使著他重新去省视自己在原生土地上的生存样貌与处境。

其后在法国，迪麦可与创立的第一个剧团长期工作了十多年，一起做了许多创作，然而，慢慢因为理念与实验开始停滞不前，让他决定展开第二次的亚洲旅行。「我必须说，第二次的亚洲之行，因为与戏剧界有更深入的交流，让我再次看到一种在戏剧口语表达艺术上更多的可能性、表情或能量；我也更进一步地看到身体语汇的差异性。对我来说，戏剧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依然是口语的表达，而如果说，我认为这是我在戏剧形式琢磨中最在乎的一个部分，那么，过去旅行经验的确种下我日后对于跨国合作的好奇与热情。」之后，迪麦可决定开创新的剧团，以更贴近戏剧语言与戏剧口语表达上的实验作为创作研究的目标。

在陌生语言中，看到了戏剧最根本之处

在迪麦可多次的跨国合作经验中，语言的挑战不断出现。对他而言，这样的挑战反而让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互动与聆听其实更为深入。迪麦可说：「这当然也是因为我都幸运地碰上很好的演员，但是，就戏剧表现的讨论来说，似乎我们都能抛下许多包袱；却也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导演与演员之间来回碰撞语沟通更为必要，让我们知道形式自由度之必要。此外，我们对于肢体、身体语言与声音表情的传达更加敏锐。因为运用著许多不同的语言，你必须更加仔细去感受不同语言的音乐性。」

迪麦可所说的音乐性，并不单纯地指涉音乐的旋律或和谐性，而是一个语言的整体声音表情或情绪。当演员运用陌生的语言演出时，感情的传达，会更加走向乐音表情的感受，而比较不受控于知性的理解。这样的工作经验，迪麦可形容，仿佛是蒙著眼，如同盲人一般地行走在一片黑暗之中，有时，其他的知觉感受反而被悄悄地唤醒，感受世界的方式会变得不一样。而且，许多的相遇都是未知的。

也因为跨国合作的关系，迪麦可必须让亚洲演员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演出，相反的，也有像阮文萍或周蓉诗这两位演员，必须运用他们第二或第三外语演出。迪麦可认为，对于导演或演员，这样的尝试同时是艰难的挑战与释放。「如果说，语言不应该只是狭隘地被其字面之意框限住，而有其他的潜能；当我们与另一种较为陌生的语言相遇时，反而出现重新审视表演的契机，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形式可能。好像形成另一种的沟通模式，不仅从简单的文字意义上获得释放，也会细腻地聆听到更多言语表达的微妙表情；这样的聆听，让我们重新获得不同的感官共鸣。」

然而，他强调：「这些尝试与探索，并不是为了加深所谓戏剧的当代性或前卫性，而是之于我，它出自于过往经验脉络的尝试，以及长久以来，我对于语言或口语表达在戏剧中的重要性的认定。而在陌生的语言中，我似乎看到了戏剧最根本之处，言语的表情，演员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跨国合作之中，也因为戏剧文化的差异，让我可以另外思考许多关于身体、时间与空间等不同思维方式的表现可能。」

亚洲演员，敏锐专注又有毅力

相较于法国演员，亚洲演员特质的差异性，也是迪麦可持续与亚洲戏剧圈交流的因素之一。在他眼中，他所合作过的亚洲演员都有很好的演出经验训练，也因为心态很开放，所以，比起欧洲演员更为专注，反应与领悟也特别快，也可以就表演技巧的观念做更多讨论。对于阮文萍和周蓉诗的合作，迪麦可相当肯定这两位出身于台湾剧场的演员，他说：「她们是这么敏锐的演员，有著高度的专注力，为了说好台词，坚决地与法文缠斗。她们对于时间的感知是如此特别，无论是对空间或对他者而言，这样的『亚洲姿态』无疑地有著强烈的吸引力与异国情调的优势。」

《挛生姊妹》是法国当代剧作家法布里斯．度比（Fabrice Dupuy）应导演迪麦可之邀，为阮文萍与周蓉诗量身打造的剧本。谈到即将来台演出的版本，迪麦可说：「这次在台湾演出中文版的《孪生姊妹》，对于两位演员来说，真的不比用法文在法国演出轻松。他们必须协助文本的翻译，将语言的精准度彻底转换成中文，这不仅考验她们对于两种语言的掌握，也重新让她们再次往作品里的核心探究，是个很艰难却也珍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