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的角色与戏剧情境太过简化:何时与宪在的面貌模糊不清,对生命与社会的态度,以至于面对现实而生的痛苦挣扎也太过表象,如强说愁绪一般的做作。
表演工作坊《快乐不用学》
7/18 台北 国家戏剧院
《快乐不用学》里,赖声川在检视自己为何创作时,说:「我发现我的注视就在周遭,这么多追寻快乐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朋友们。」剧中的何时与宪在就是这样的人。
何时虽然有心理学学位,有个「快乐学」讲师的工作,但她的生命因为没有值得努力的目标而显得空虚,她也因此极不快乐;宪在汲汲营营于世俗的成就,但屡遭挫败而不快乐,更无法摆脱家族的阴影。两个不快乐的人,活在一个多数人都不快乐的社会里,自然不会有甚么可能。但,何时的生命因为继承了头城海边的一幢老旧洋房,而有了个大大的转弯:她认识了自己的家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水儿),并且和她一起经历了一趟时空旅行,收到她来自过去的声音(礼物)。
关切台湾当下 却过于简化
何时的出现,为被自己的父亲(也就是何时的祖父)囚禁经年的水儿,找到了一个(暂时)脱逃的出口,而水儿的出现,也为被自己的执念所拘禁的何时,开启了解脱的可能。最终,水儿虽然还是回到了她被囚禁的密室,但手上多了个何时留给她的录音笔,也因此可以借由口述记录(创作)得到精神的自由,何时则辞去「快乐学」讲师的无趣工作,成为一个专门辅导中辍生的社会工作者——找到一份真正有意义的工作。简言之,她们都不必上过「快乐学」的课,就都找到了快乐,也因此——快乐不用学。
虽然戏剧情境与角色类型不同,但从两部作品处理的素材而言,《快乐不用学》可以被视为导演二○○三作品《乱民全讲》的姐妹作,两者都以台湾人民的生存状态为题,两相比较,应该可以让我们对《快》剧有更清楚的认知。
在《乱民全讲》剧中,导演以类型化的角色与超写实的情境,描述社会与人们的不安焦虑,但又不强作解人,保留了许多暧昧的空间,让观众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剧场呈现对照反思。相对来看,《快乐不用学》将可能落于空泛的快乐主题,实践于比较写实的角色与戏剧情节当中,少了暧昧,却没有更多可对应现实情境的辩证思考。
《快》的角色与戏剧情境太过简化:何时与宪在的面貌模糊不清,对生命与社会的态度,以至于面对现实而生的痛苦挣扎也太过表象,如强说愁绪一般的做作,宪在的回声一角,有情境喜剧的趣味,却没有真正挑战过角色本身的存在,另一个关键角色水儿,无邪天真的象征意义当然十分清楚,但一个可怕的悲剧被处理成平淡无味的浪漫传奇,前世今生的连结,理应是充满困惑、惊奇、悲喜交杂的情境,而不应该只是欢乐的台北一日游,和简单的一枝录音笔。
助人=快乐 教条的戏剧呈现
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下,「快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的欲望、社会公义、贫富落差、族群冲突),但笔者可以理解编导以简驭繁,穿越表象的繁复直指简单核心的用意。因此,他最终让何时找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答案:以无私的奉献,超越现实的拘束,找到快乐的真谛。
且先不论何时转变为一个社工人员的发展是否合理,只是,将中辍生辅导工作的选择,等同于快乐的追寻所获,无论是就全剧的戏剧性或社会意义而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不仅只是复制了一般人对所谓社工人员的刻板印象、理所当然的想像,或某种教条的(青年守则第十条「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戏剧呈现,我们更必须要问:何时的不快乐对应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与中辍生的社会处境有什么关连,中辍生与社工人员的快乐或不快乐,在编导的心中有多少分量?以简驭繁会不会只是便宜行事?消费社工人员(和中辍生)的疑虑,真的只是小人之心的曲解?
快乐不用学,但这些问题不能不问,否则快乐会永远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