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从来就没有什么「日本偶像剧」。在日本，那叫做“Trendy Drama”，趋势剧，顾名思义，日本偶像们在平均十二集的连续剧里，像赶场一般谈恋爱，其实是为了顺应世界变化快。世界变成了什么模样？我们可以带入日剧的公式解这道题：从「东京爱情故事」到「跟我说爱我」，都违反了浪漫通俗剧的规则，有情人并没有终成眷属，可见得在一起并不会比一个人更好，孤单真好。也就是说，孤单成为一个商品，在整个廿世纪九○年代热卖长销，演变至今，就是连呼吸新鲜空气都不忘拍照上传，说好听是小确幸，说穿了，是染上了广告自己的瘾。

为了考掘这层关联，王嘉明在《SMAP X SMAP》这部九○年代的史诗帮助我们复习，我们曾经如何贩卖孤独，消费寂寞，而且经常是以制造浪漫为手段。

孤独是一门好生意

所以还未上戏，我们就看到舞台上方悬挂著巨大的投影幕，整座舞台被包装成一个摄影棚，一个高度专业分工的造假工厂。果然，演员们一登台，既要演出，又要掌镜，不时还要蹲在角落抖动窗帘假装微风吹过……廿几个人在场上来回穿梭而不会相撞，还能迅速就定位切换下一个经典桥段，演员简直像作业员，展示的不只是银幕上的表演，更是银幕背后整个复刻浪漫场面的技术和效率。于是，才刚进主题曲，观众才刚要重温濑名和小南的久违之吻，场景就切换到高校教师去女学生家里英雄救美，然后乱伦的父亲得抓紧时间伤透了心，才可以不拖拍地接到完治和莉香看星星。更厉害的是，除了快，有些场景还很省，比如女学生躺在地上，上半身被老师搂著，下半截被老爸抱住，俨然把电视剧的三角关系付诸实现为舞台上的搞3P，可是经过两台摄影机分别撷取上半和下半，就变成两个不相干的画面。一个人可以分给两个不同时空使用，这是发挥了身体和场景的经济效益。

奇怪的是，场面的快换让情绪在加温的瞬间冷却，观众却看得很开心。为什么？我想是快速经济的表现手法，多少戳中了我们当年被日剧感动得乱七八糟之余，内心共通的秘密——日剧其实只是一个替代品，让我们可以最省力的去经历最多的爱情故事，并在爱到精疲力尽之后，觉得一个人也不错。张爱玲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是在看过爱情故事之后才学会如何恋爱的，但日剧完全不是这样，日剧让我们根本还没恋爱过，就学会不需要爱情，继续安于孤单的现状。同样的，戏里发挥恶搞精神，把Ikea用台语翻译成Ikae（伊尬以，他喜欢），还大谈家具卖场的商业经，说什么全套沙发客人买不起，就摆个小夹灯在旁边，让他买了廉价品还当作宝，被剥削还觉得做了自己的主人，诸如此类，都是在教我们爱上自己，爱上待在家里。还不够明显吗？孤独，是一门好生意。

身体和影像的斗争

如果耐不住孤独，会怎么样？戏里提到的东京地下铁事件，以及戏里没提到的、援助交际和神户十四岁少年连环杀人事件，根据作家村上龙的说法，都是因为太寂寞的缘故。换句话说，拒绝寂寞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加入新兴宗教或黑道组织，然后受组织所操控。这也是为什么，九○年代以降，Kuso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因为嘲讽让我们和一切的团体、信仰、价值，都维持一道安全距离，可是它的代价，就是令人觉得一切都事不关己，不必认真，毋须负责。我认为，这正好也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的这出戏，所付出的代价。

别的不谈，就说搞笑吧，《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为什么那么好笑？因为他实在太认真了！跑个龙套都要「俄国戏剧理论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相对的，当同样的片段被搬到舞台上便没那么好笑了，原因无他，演员脸上就是少了几分认真，多了一丝嘲讽，特别是这出戏还使用了特写镜头，把这点无法认真的遗憾放大了。这里我想顺便为摄影机和投影幕平反一下，一旦剧场用上这两样东西，似乎就要准备挨骂，为什么要在剧场看电视啦等等，其实并非如此。想想上述那个片段，假如镜头带到的是直追周星驰的喜剧表演，观众的视线绝对会从影像转移到现场演员身上。

本来，在影像铺天盖地的媒体社会里，我们的身体和镜头就是处于斗争关系，戏里众家记者伸长麦克风，在乐队指挥之下，像合唱团一样用各种声部逼问「你现在心情如何」、「你会难过吗」，然后把镜头深入到通缉犯的便当盒，就是在表现这个。因此，把演员和他的同步影像并置，就是在把剧场当成竞技场，把这种斗争关系白热化。可是，偏偏这出戏最该呈现这种张力的段落却没绷紧，例如最后音乐教室的整人游戏，我们知道，整人游戏最整人的并非游戏，而是镜头，不是满嘴的饼乾和满口的水接吻，而是水和饼乾泥流得全身都是已经够狼狈了，还要被特写放大，昭告天下。问题是，舞台上演员只顾著游戏，好像镜头对他们既不构成伤害，也不刺激兴奋，这样一来，观众在看人被整的同时，要如何体会旁观他人痛苦的快感和责任感，愉悦和残酷？

九○年代的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是陈水扁两千年的总统就职演说。政党轮替，在九○年代结束之际，是令人晕眩的high，于今回首，是不可承受之重，可是当我们听著阿扁高喊自由民主万岁，看著亮片洒落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感觉到的是荒凉和伤感，仿佛这一切已经遥远到我们可以举重若轻。其实我们不行，而且王嘉明非常清楚，否则这出戏不会夹杂著日语和台语，把日剧演得几分像乡土剧，令人觉得日本殖民的屈辱稍微被台客文化反转，却又在结尾召唤台湾之子痛苦执政八年的历史记忆。那么，既然历史继续，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伤感，正如同这个世界的灾难持续扩大，时代从未小过，而我们根本无从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