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由法国导演马修．华（Matthieu Roy）创立的守夜人剧团（Cie du Veilleur）致力于搬演当代剧作。秉持著自我要求、社会需要与亲民性三项原则，该团创作出一系列挖掘法国社会矛盾性的作品，无论是刻划布尔乔亚夫妻婚姻危机的《夫妇之爱》、探讨族群认同的《即使骑士都被遗忘》或反映教育问题和青年沉迷社群媒体现象的《无谓之日》。对导演而言，让观众听见当代文本的独特性，并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响在日常的每个角落就是他的目标。

守夜人剧团每一部作品的风格都截然不同，深具实验性。它借由多元性的舞台空间、繁复的剧场元素，发展出一种沉浸式剧场（Théâtre Immersif）。这种表演风格试图超越舞台与观众的隔阂，让观者能够融入剧情之中，享受到更深刻的剧场体验，一如《温柔的背弃》中，观众只身在车厢里，一边观察著窗外的投影风景，一边听著身旁演员的呢喃细语。这种前卫性的表演手法让守夜人剧团在二○一四年以深具潜力的新锐艺术家之姿入选亚维侬官方艺术节。

此外，重视教育传承意义的马修．华也在世界各地举办工作坊、与青年艺术家交换意见。二○一五年，他曾来台北举办导演工作坊，促成了与台北艺术节、同党剧团的跨国合作。《欧洲联结》汇集了罗马尼亚剧作家的省思、法国导演的创意与台湾演员的演技，将会带领观众进一步认识现代国际政治的危机。

Q：在展开自己的创作前，您曾担任许多欧洲知名导演的助理，例如，乔埃．波默拉与彼得．胥坦。与他们工作的经验给您什么样的影响？您如何与守夜人剧团的工作伙伴们一起创作？您在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A：二○○七年从史特拉斯堡高等戏剧学院毕业后，我便成立了守夜人剧团。剧团主要以呈现当代戏剧文本为主。这项决定不只源自于我的学习背景，也关系到与乔埃．波默拉工作的经验。我并不是剧作家，而是要让人听见当代作者声音的导演。我和同一群艺术伙伴们合作了近十年。我们的创作建立在团队工作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团队工作并非集体创作。剧团里，由我负责挑选要呈现的剧本。这个角色有点像是编辑，握有一部分的主导权。然而，这项决定必须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同意。文本确定之后，所有成员都必须从头到尾参与制作过程，如同波默拉的创作一般。一开始，我们至少会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读剧，一同商议出舞台雏型、要用何种剧场装置使观众融入戏剧动作之中。这样的讨论汇集了不同的观点——无论是表演、灯光、声效或空间——奠定了之后集体叙事的方向。

Q：为何您对当代戏剧文本情有独钟？

A：当代剧作家是一种困难又复杂的行业，他们就像是「我们富有先知能力的同胞」—如同法国导演Bernard Sobel（注1）所言。当代作者用文字描绘了我们共同存在的世界，进而表达出他们对于现世的看法。我非常欣赏这种对于社会、政治提问的态度。与其呈现经典作品，我宁愿选择让大家看见崭新的戏剧文本。发现未来有潜力的新作者才是剧场的当务之急。这就是守夜人剧团在法国剧场的任务。

Q：您如何挑选剧作？

A：选取剧本时，我不会针对特定的主题，但我会著重文本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内容上，我倾向选择政治性强烈、质疑现世的剧本，像是《欧洲联结》或探讨青年激进化的《殉难者》（注2）。当代剧场必须触及社会面临到的种种问题。形式上，我则会察看作品的风格与诗意是否足以强烈到挑战其演出的形式。例如，搬演《欧洲联结》最大难题在于 如何在舞台上呈现以第二人称为主词的内心独白？这成为搬演此剧最大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也让创作团队进一步思考剧场再现、舞台形式的可能性。

Q：您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独白的场景。它们谱出一种亲密的氛围，让观众觉得自己正在窥视角色内心的思辨。为何您经常选择充满大量独白的剧本？

A：我们活在一个群体意识逐渐被个人主义取代的社会。这也是为何当代剧场开始用一种个体的角度去思考人性。独白文体也挑战了演出的形式。独白场景有时候并不会只有一个演员在说话。《欧洲联结》中，一个仿佛是男性的政治说客在讲述他的职业生涯。然而，在我的导演版本里却有四个演员。因此，台上会呈现出不同政治说客的样貌：两男两女，分别来自欧洲和亚洲。这成为让艺术团队发展的基础。要是我们只选择让一个角色陈述他的想法，那就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当代剧本让导演有创作的空间，使他可以在舞台上继续书写，发展出超越文字的内容。

Q：透过独白场景，您试图突显何种戏剧效果？您想要带给观众何种感受？

A：我处理独白场景主要建立一种分裂的概念上，让观众感受到所见和所闻之间的差距。舞台上呈现的并非文本描绘的场域，演员也不用摹拟陈述者的状态。在导演手法上，我习惯加强文本与舞台意象之间的差异性，让观众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进而开启他们的想像。在某方面，这种形式与布莱希特提出「教育剧场」有点雷同。因为它们都让观众脱离消费者的角色，变成一种观察舞台的探究者。

Q：守夜人剧团企图发展一种沉浸式剧场。无论是舞台装置、声音效果或是投影，所有的剧场元素都用于形塑剧本指涉的环境。对您而言，沉浸式剧场的定义是什么？要如何用各种剧场元素带领观众融入剧情中？

A：在执导几出戏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作品的共同点：赋予观众参与的空间。参与的首要条件就是走进剧场、坐好、面对面去端详一部作品。但我和艺术团队们想要有所突破，所以就尝试了一些实验性的手法：双面台、耳机装置或是流动性的影像。这些试验让参与多了一层游戏性，也吸引到一些从来不上剧院的群众。对他们而言，一般戏剧演出都太制式化了，毫无新鲜感；可是当代剧场的演出往往都让他们感到出乎意料。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观众的感受：一种全然的惊喜、观戏经验的多变性。为了要达到这种效果，我们也借助于科技艺术——无论是声音、灯光还是录像。这些元素使舞台意象可以更具体，同时也令人省思当代的环境。

Q：您发展的沉浸式剧场与其他剧团有什么不同，例如，以《不眠夜》Sleep no more闻名的英国剧团Punchdrunk，或是德国剧团「里米尼会议纪录」（Rimini Protokoll）？

A：不同于从舞台装置著手、再发展演出内容的里米尼会议纪录，我和创作团队先从戏剧文本出发，再一步步构思沉浸式剧场的手法。这与《不眠夜》也有所差异，因为它并不算是一出莎剧的改编——尽管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马克白》。我们并不只想给观众一种感官刺激，而是要创造出一种适宜的氛围，让他们能听见文本。有时候可能借助录像，或是耳机播放，有时候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辅助。我们发展的沉浸式剧场脱离不了文本的风格与结构。

Q：二○一三年在爱丁堡艺穗节演出《奇才》之后，您开始推动「巡回舞台」（scène itinérante）计划，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调整、移动的表演空间。您为何会想展开这个计划？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计划的远景吗？

A：这个计划可以追朔到我青年时代。当时，我就是看了一出帐篷剧，才决定做剧场。之后，不管去欧洲各地巡演——甚至在台北——我发现全世界的剧团都遇见相同的难题：要如何配合不同的表演空间？各地剧院的建筑结构都深深影响著舞台空间。与其适应不同的场地，我宁愿像蜗牛一样把剧场带到不同的地方，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享受到同样的戏剧效果。守夜人剧团、台北艺术节与同党剧团共制的《欧洲联结》正是这计划的第一步。无论是台湾或法国的观众，他们都戴著相同的耳机，坐在一样的观众席上欣赏同样的演出。即便现在我们仍在固定的剧院里演出，但未来我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多功能式的移动剧场，在不同的公共场所巡演。这个现代版的「帐篷剧场」配备了各种灯光、音响器材，也可以让不同的创作者展开自己的舞台实验。

Q：您如何看待像《欧洲联结》这种跨国共制的模式？您与同党剧团是怎么工作的？对于这次与台湾艺术家的合作，您又有什么样的期许？

A：与台湾艺术家的合作是全新的经验。台湾的演员即将抵达法国进行排练，之后《欧洲联结》会在台北首演，也会在法国七个城市巡演三个月。这将是一场丰富的旅程，因为它不仅改变了我的工作习惯，也会是一场深具意涵的文化交流。这种模式保留了国际化和在地化的特质，奠定了廿一世纪剧场工作的基础。借由艺术节，台湾团队可以深入欧洲的人脉网络，我们也可以与亚洲的剧场接轨。排练前，法国与台湾的团队透过网路一起拟订制作计划。此外，我们也实际展开舞台空间的研究。舞台设计高豪杰曾来法国与我商讨剧作与空间，我也去台北探勘过水源剧场。我非常有信心双方的合作会迸出精采的艺术火花。

Q：首次与台湾艺术家合作，您选择了一部与欧洲当代政治密切相关的剧作。您怎么处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您又如何找到《欧洲联结》与台湾政治的关联？您觉得台湾观众会怎么看待这种批判当代政局的演出？

A：虽然这出戏以欧洲为名，但它质疑了掌控全球农药管制的政治游说制度：当欧洲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会对美国甚至是亚洲的农业造成何种影响？我经常与戏剧顾问周伶芝讨论，为了找到剧中元素在台湾环境中的对应面。当我去年带领工作坊之时，台湾演员非常讶异可以在剧场讨论这种问题。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欧洲联结》能够带领台湾剧场直接探讨社会、政治等议题。

注：

1. Bernard Sobel在2007年离开任职40年的热纳维耶剧院（Théâtre de Gennevilliers）之时，接受《人道报》L’Humanité专访，在访谈中他提到，自己的成就来自于当代剧作者的洞见，并称他们为「我们富有先知能力的同胞」。（www.humanite.fr/node/363991）
2. 《殉难者》为德国剧作家冯‧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2012年的创作。内容讲述一名高中生寻求生命的意义而逐渐成为天主教基本教义派的忠实信徒。除了探讨欧洲社会青少年因宗教而激进化的现象外，作者也提出对于欧洲开放性教育制度的省思。